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的若干问题 | |||||||||||||||||||||||||||||||||||||||||||||||||||||||||||||||||||||||||||||||||||||||||||||||||||||||||||||||||||||||||||||
李成瑞 | |||||||||||||||||||||||||||||||||||||||||||||||||||||||||||||||||||||||||||||||||||||||||||||||||||||||||||||||||||||||||||||
就城市的基尼系数来说,我赞成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铁臻同志所提方案中以0.25为评价标准值的意见。(见《市长参考》2001年第6期第44页)这就是说,在社会公平度方面,我们要优于西方的中等发达国家,这样才能证明我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做到了按劳分配为主。还要说明,要把国家的基尼系数与城市、地区的基尼系数加以区别,因为前者包括了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而后者则不包括这些差别。因此,城市、地区的基尼数的目标值,应当低于全国的目标值。 我国的吉尼系数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没有发表过全国的(城高张村统一计算的)数字。据我了解的资料,有以下几种数字: 1、 中车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主持的抽样调查材料:199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34。(李强:《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分析》,载《科学导报》1995年第8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美国福特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赞助下进行抽样调查的材料:我国 1995年基尼系数为0.44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课题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财经出版社1999年出版) 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同志所说的数字:我国1994年的基尼系数,按人计算为0.434,按户计算为0.445。(见《中国信息报》2001年3月10日对该报记者的谈话) 4、 社会学家周景彤测算的我国的基尼系数:1996—0.424,1998—0.457,2000—0.458。(周景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多大》,《经济日报》2001年8月30日) 5、 世界银行测算我国1998年基尼系数为0.403。 6、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同志提供的数字:我们1999年吉尼系数为0.397,他说这一数字主要来自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调查,高收入群体基本上不在调查之列。(引自《经济参考报》2001年9月26日) 以上列举的前四种数值,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第五种数值大体相当于国际警戒线;第六种数值略低于国际警戒线(不包括高收入群体)。 关于我国与若干国家的基尼系数的比较,请看表6。 从表6看出,我国基尼系数虽低于巴西、南非等国家,但高于印度、印尼、韩国、埃及等发展中国家,更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表6 若干国家的基尼系数
有关分配制度的指标,除了基尼系数这个概括性的数据之外,还要注意贫困发生率等指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联合国人类居住署发布的城市指标体系,在”指标选择标准”的原则中专列了一条:”包括大多数贫穷者”,并把”贫困线以下家庭”列为该体系社会经济模块中的第一个指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更应加以重视.有些专家经过实证研究后指出:中国从开始改革开放到80年代中期,经济的高增长伴随着城乡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到了80年代中期以之后,中国经济依然高速度增长,而减贫的步伐却大大放慢了。最近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些委员建议国家统计部门注意加强贫困人口的统计和实际失业率的统计。 关于我国城镇分困人口,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对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调查材料和联合国有关数字进行综合分析后,估计1997年我国城镇最贫困职工约300万人,最贫困退休人员5000万人,最贫困居民300万人,仅这三部分城镇最贫困人口超过1000万人,约占城镇总人口的2.5%;他还估计城镇最低收入困难人口为2100万人,约占城镇总人口的5%。他指出:无论按哪一种口径都表明,近年来我国的城镇特别是西部的某些地区城镇贫困人口还在增加。 关于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经过扶贫攻坚,比过去大量减少了,这一重大成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有的专家指出,中国官方规定的农村贫困线仅相当于国际标准每人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按)1985年美元价格计算的购买力评价的66%。因此,我国官方估计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与世界银行按国际标准估计的数字有圈套的差距。请看表7: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两种估计的比较。 表7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两种估计
资料来源:(1)乡村人口来自《中国统计摘要—1999》。 (2)官方估计数,1992、1993、1994、1997年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0)》,中国统计出版,其余各年来自中国人力资源研究会《关于中国扶贫工作报告》(潘金云)。 (3)世界银行估计数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1999》。 这里要说明,在目前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条件下,贫困线标准低于国际通行标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作为将来基本现代化条件下的贫困线,就应当与国际通告标准一致,并在这一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来考虑那时贫困发生率的评价标准。 我国提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基本现代化中的犯罪率和社会腐败指数应当显著地低于资本主义国家。自1997年以来,国际社会十分关注腐败指数,世界银行已作了初步测算和研究(见《世界发展报告—1977》)。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已将“腐败程度”列入现代化指标体系。我国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如何,需要通过相应的指标予以客观地反映。 还要说到,在经济全球化成为大趋势、我国即将加入WTO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这里有一个对外开放度的测评问题。有的同志提出,要用进口额占GDP的比率、出口额占GDP的比率、对外借款对GDP 的比率、外商投资对GDP的比率等指标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见沈绿珠:《经济开放孰高孰低》,载《经济日报》2001年5月17日)这些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之下的,它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当趋利避害,既要积极对外开放,使之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不能简单地认为开放度越高越好。对外开放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今后在对外经济交流中,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方面,力求多引进高新技术,多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对外开放不能离开自力更生这个立足点,要努力扩大进出口,更要努力扩大内需。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广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像某些中小国家那样高度依靠对外贸易和外国贷款,甚至形成“美国等资本主义经济大国都是以内需为主的。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97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3.1%而美国为12.1%,日本为11.1%;同年中国货物还要注意到我国各地区、各城市的条件不同,对外开放度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不宜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