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哲学——哲学何为与何谓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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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哲学——哲学何为与何谓哲学(1)

——杨国荣在华东师大的演讲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探讨一些哲学的问题。在“理解哲学”这一题目之下，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何为哲学，二是哲学何为，二者相互关联。“何为哲学”，在宽泛意义上接近于“哲学是什么”；“哲学何为”涉及的是哲学的意义，包括它所具有的功能、作用，等等。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说起。“哲学”一词最初是西语philosophy的译名，在古希腊，“哲学”的意思是爱智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哲学就是一种智慧之思。智慧的追思当然并限于西方，事实上，中国的哲人同样很早就开始了走向智慧的漫长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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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hilosophy 哲学的问题 哲学是什么 hilo 华东师大 philosophy 华东师大 古希腊 哲学 西语

谈到智慧，自然就涉及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智慧相对的知识，主要与具体的经验领域相联系，它以经验领域中具体事实为对象，以命题、范畴等对各种具体对象分别地加以把握。这方面，科学无疑是重要的形态。当然，知识不限于科学，但我们可以说科学是知识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形态。相对于知识而言，智慧，如果借用中国哲学的表述，则更多地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这里所说的“天道”，首先指向作为整体的世界以及世界本身的统一性或宇宙的终极原因、终极原理；“性”则更多的与人自身的存在相联系，并具体展开为对人自身的本质、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完善等等的追问。这样，“性与天道”在总体上即以宇宙人生这样一些终极性的问题为其题中之义。前几年有一本风靡全球的哲学小说，书名是《苏菲的世界》，书中提出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你是谁？”另一个是“世界是如何形成的？”第一个问题（你是谁）中的“你”，并不是 “你、我、他”这一人称意义上的“你”，这个“你”，我们可以把它宽泛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人。“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则相应于中国哲学中所说的天道，或关于世界终极原理、统一性的根源等方面的追问。如果由此追溯西方哲学之源，则可以进一步看到，在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问题；这里所说“你”，同样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广义上的“人”。

   另一方面，古希腊人很早就开始追问世界的本原、世界是怎么构成的、终极原因是什么，等等，这也是类似于天道方面的问题。所以，从哲学本来的源头看，无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对“性与天道”的追问，还是古希腊人要求认识你自己、探讨世界的本原，等等，都已经表现出对于世界之“在”和人自身存在的一种追思。智慧的探索常常就表现为这两重追问，而这两者本身又是相互联系的：人们在追问世界的同时总是联系人自身的存在，或者说，人们总是在人自身的知、行过程中来追问世界之在。

当然，尽管性与天道在总体上是相互统一的，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对二者加以考察。从“天道”的层面上看，作为世界统一性原理的“天道”首先意味着对存在分离的扬弃。在此，我们可以把对于“道”的追问和对知识的追问作一分疏。就知识而言，每一具体的知识形态，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都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每一对象则又都有自己特定的规定和界域；与之相应，每一种知识形态都有自己确定的界限，它们彼此之间往往是无法越界的。如果孤立地从某一种特定的知识形态来看，它所把握的常常是存在的一个方面；例如，物理学所把握的就是对象世界物理的规定——波、粒子、力，等等；生物学把握的是生命对象的新陈代谢；经济学所把握的是经济活动的规律。就这些知识形态而言，它们都停留在对象的一个层面或一个方面上，没有，也无须从总体上去把握，然而，存在本身则是由多方面的规定所构成的，具有统一性；仅仅停留在一个层面上，显然不足以把握这个统一的世界。如何扬弃不同知识形态对存在的分离或分裂？在这里，以“天道”的追问为形态的哲学智慧，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进路。

就“性与天道”中的“性”而言，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它往往更多地与人自身的存在相联系。智慧总是通过个体长时间的探索，逐渐地凝化于人的精神结构，成为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智慧并不是一种外在装饰，而是人的内在规定；智慧的具体内容，常常通过人的认识、实践过程逐渐体现出来的。从这方面看，智慧的特点就是与人同在，而无法与人相分离：它作为人的精神世界、境界，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行为，制约着人在生活世界中具体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智慧即其人。
   
   以看作是哲学智慧的结晶。但真正的哲学总是同时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地敞开自己，并展示自身的意义，而无法与沉思或探索的过程相分离；事实上，不仅哲学的理论形成于过程，而且其意义也展开于探索活动之中。就此而言，哲学既是一种理论，又展开为一种活动。作为一种理论思考的活动，哲学的探索不仅仅是记住几个术语、概念，或几个哲学家的名字，从本质上看，哲学是一种自由、独立的思考和探索活动，离开探索过程也就没有哲学。

哲学作为活动，其另一重含义是它与哲学史无法分离：哲学本身就是体现在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离开历史过程，我们就无法回答或解决“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要真正理解哲学的内涵，便需要与哲学家展开“对话”；思考、理解哲学的过程，也可以被看做是不断回到历史之中、不断地与历史中的哲学家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往往以诠释哲学家的思想为形式，哲学家的思想是其沉思过程的结晶，我们在通过诠释其思想而与哲学家对话的同时，也逐渐地揭示和了解其心路历程，并经历他的沉思过程。通过这种“对话”，我们就能逐渐对 “哲学是什么”的问题获得比较具体的理解。

哲学作为一种活动，其含义还在于为道和为人的统一。所谓“为道”，就是哲学的探索过程，“为人”则是一个身体力行、实践自己哲学理念的过程。哲学并不仅仅是抽象的说教，也非仅仅停留于书斋中的思辩。

   哲学家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实践往往具有内在联系。从历史上看，庄子以“自然”为第一原理，认为最完美的形态就是自然的形态，人类的文化活动、创造都是对天性的破坏，由此他提出了“无以人灭天”的原则。这种将“自然”理想化的观念，无疑容易忽略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但从哲学理念上看，其中也包含着注重自然原则的趋向，这和儒家对“仁道原则”的推崇形成了对照。庄子不仅在“为道”的意义上坚持自然原则，而且也将这一原则贯彻于其“为人”的过程。根据历史记载，楚威王曾派人请庄子去做楚国的宰相，但是庄子断然予以回绝。在他看来，宰相之位固然很高，但他宁愿像鱼一样，在充满污泥的河水中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愿受当时政治生活的束缚。这样的生活方式、实践过程和他在哲学上坚持的原则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庄子的学说和他的为人是统一的。

   就西方哲学史而言，苏格拉底是古希腊重要的哲学家，而当我们回顾苏格拉底一生的时候，总要提到苏格拉底之死。他的死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其中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以及对死的达观的态度。苏格拉底所在的城邦以误导青年的罪名把他投入监狱；在入狱之后，他的学生曾为他创造了逃离的机会，但是他拒绝越狱而宁愿静静地在狱中等待死亡的来临。这样的选择既以坦荡自信的胸怀，体现出了对人自身尊严的维护，也展示了哲人对死的达观态度。苏格拉底在哲学上十分注重德性，我们在他人生最后的选择上，确实可以看出他对于道德的深沉追求。他的道德呼唤和他的人生选择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然，哲学作为一种活动，其特点更集中地体现在理论的层面，哲学本身即展开为一个无穷的理论追问过程。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来到草原，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时，往往会禁不住赞叹自然之美；当我们走进森林，看到清澈的小溪，听到潺潺的流水，也会自然地产生美感。这些“美”都是具体的美，是建立在日常经验之上的；而哲学则不满足于这种美感、不满足于作出这一种具体的审美判断，它要求追问“什么是‘美’本身”、“何为美的本质”。哲学对“美”的追问与日常生活中的美感，其差异就在于前者不满足于经验现象，而要求进一步追问美的内在本质。哲学总是进行终极性追问，而不是停留在现象的层面上。哲学上比较系统的理论追问，可以借用康德提出的问题来说明。

   康德曾提出了四个著名的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人是什么？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涉及理论的理性或认识的领域。在日常经验中，我们都会经历不同的认识过程——从日常经验到科学家的探索活动，都涉及具体的认识活动。哲学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经历这样具体的认识过程，还且要进一步追问认识过程所以可能的根据，考察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必须具备得的条件，知识具有何种一些什么样的界限，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不能够知道什么，等等，它所涉及的，是“我可以知道什么”这一追问。这样一种追问，在哲学中常常具体的演化为所谓认识论、知识论。

康德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应当做什么”）涉及实践理性或伦理的领域。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区分作为社会现象的道德和作为伦理学说的道德哲学。道德主要展开为一种规范系统，它规定“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但是，道德哲学则不仅仅满足于颁布“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等命令，它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应当这么做、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做？社会要求人们遵循的道德原则的根源是什么？怎样的行为才算是道德行为（一种合理的道德行为的特征是什么）？如何才能建立社会的普遍道德秩序？等等。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追问，在哲学中就逐渐演生出一个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分支。

康德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我可以期待什么”或“我可以期望什么”）涉及终极的目的和个人的终极关切。如我们所知，终极关切是和宗教的追求、追问联系在一起的。但哲学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宗教可以提出终极关切，可以追求来世或来生的问题，而哲学则常常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会有终极关切？终极关切何以不可避免？等等。

   这一类追问常常和人对自身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对无限的存在者或宗教领域中的上帝来说，不存在终极关切的问题，因为他本身的存在就具有终极性，从而无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之外的动物仅仅只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它总是局限在自己的物种当中，受到自己这个物种的限制而不会超出这种限制，对这样一种有限的存在来说，也不会存在什么终极关切的问题。与之相较，人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他是有限的存在，其生命总是会走向自己终点；但另一方面，人又不像动物那样，仅仅局限在自己的物种当中，他可以超出自身的物种，提出超越既成存在形态的理想和目标，并且通过自己的理性的力量、实践的力量不断去实现这些目标。

   质言之，人是一种既有限又无限的存在，具有超越有限的能力；终极关切和人的这种独特的存在品格是很难分开的。哲学对终极关切的追问，常常基于对人的以上存在品格的分析、理解。

康德所概括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具有总结的性质。前面几个问题的追问，最后便归结到“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去解释它：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我们可以把人理解成一种有生命的动物；从人类学的这个角度，可以对人的生理的特征、生物性的特征作综合的考察，而文化人类学则进一步着眼于人的文化特征，关注人的文化、行为方面的特点。对“人是什么”的更深沉的分析，则展开于哲学的层面。具有不同哲学立场、不同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们常常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哲学家把人看成是一种理性的动物，

   另一些哲学家根据人可以进行政治的活动并构成社会，把人理解为一种政治的动物；还有些哲学家从人能够运用语言这一事实中，引出人是运用语言的动物的看法，与此相联系的，是把人更广义上地理解为运用符号的动物：符号除了语言之外，还可以更多样化的形式，而人则是一种运用广义符号的动物；而马克思主义这一系统的哲学家，则进一步在更本质的层面，把人理解成一种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社会存在。同时，对“人是什么”的追问，总是进一步把哲学的沉思引入到历史的领域中，而这些追问最后总是和人的历史活动、与人的在社会历史过程当中展开的实践过程联系在一起。

   从哲学史看，在康德提出人是什么这一类问题之后，历史的领域、历史的维度，在哲学中就越来越引起关注；在黑格尔那里，后来在马克思那里，对历史、社会这个层面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