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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阅读刘易斯1954年的经典文献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就会发现刘易斯拐点的实质不在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文章中，刘易斯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解释为“劳动力数量相对于资本和资源而言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是负的”。因此，劳动力供给是一个相对于资本和资源供给而言的相对概念，即在拥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经济体中，资本相对于劳动力而言是稀缺的。进一步，刘易斯将这样的经济体分为两个部门，一是拥有资本的“资本部门”（Capitalist Sector），其劳动生产率较高，工人的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另一个则是没有资本的“维持生活部门”（Subsistence Sector），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事简单的劳动，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在这一部门中，劳动力的报酬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因此，收入的差距是劳动力在两个部门间转移的最大动力。刘易斯认为，受到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收入的差距至少要达到30%，才能使劳动力由“维持生活部门”向“资本部门”转移。可以看到，刘易斯模型的本质上是一个二元经济模型，其两个基本要素是：
1.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稀缺性；
2.两部门间较大的收入差距。
两个要素中前者为充分条件，后者则是必要条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由于资本存量的积累，资本相对于劳动而言不再稀缺，我们可以说这个经济体出现了刘易斯拐点。这种情况下的两个部门间劳动力工资趋同是内生的，是必然结果。相反，如果两个部门间收入的差距受到外生变量影响而缩小了，我们只能说刘易斯模型已经不再适用，而不是刘易斯拐点出现了。
见《中国劳动力价格之便》（寇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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