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二寅
编者按: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系统稳定性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解决经济周期是经济学家的使命所在;在令人失望的经济世界中,我们需要反思经济流派的是非得失,呼唤经济学革命。
新宏观主义吸取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明斯基等经济大师的合理内核,扬弃其偏颇,弥合供给主义与需求主义的裂痕,最终统一于市场经济为基础、公益经济为补充的二元经济。作者提出的储备需求方案既保留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又摆脱了其周期性倒退的重大弊病,获得了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个体被隔离,产出下降,储备体系短板暴露,口罩、疫苗、高速成为免费公共品的呼声尤为强烈,而这正是储备需求的核心要义,它凸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新年伊始,第1经济融媒体矩阵启动了第一经济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张二寅先生著作“新宏观——债务长周期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连载,此为2014年7月出版的《新宏观主义》的升级版,它建立了完整的概念体系与公式体系,完成了经济范式的变革;提高了经济学的科学性;必将是未来的教科书,适用于大企业领导人、宏观经济管理者、经济理论研究者。
让我们一起期待!
本文连载的是第四章(新宏观之货币性质转变)的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让我们一起阅读!
第四节 中间投资与资本品不再是最终需求
由于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因此,货币经济的生产目的就不再是消费与库存——实物利润,而是货币利润,即投资需求必须通过消费需求回收货币才能最终实现其价值,因此,最终需求从实物经济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并重,转变为货币经济的仅有消费需求,而投资需求成为中间需求。
这里需求着重说明的是,投资需求既包括实物的供给与需求,也包括货币成本的投放与销售收入,而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实物层面的投资需求,投资后即视为资本形成,比如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库存等实物;但在新宏观的货币循环视角看,这些资本已经以现金的方式流出,它们必须以折旧的方式摊入成本,能否回流取决于有无货币沉淀。
实物经济由于没有外在债务的约束,生产的目的就是增加实物利润为所有者享用,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不分,投资需求也是最终需求,即最终产品包括消费品与资本品。经济增长主要受制于资源、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货币影响中性,交换主要为不同生产者之间的消费需求,两者保持一定比例,即可实现均衡,也就是满足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均衡理论成立,这种理论倾向导致了重农主义。
货币经济由于投资需求不再是最终需求,而变成了中间需求,它需要消费需求来实现它的利润诉求,交换转变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最终产品只有消费品,资本品要以折旧的形式摊入成本,通过消费品来回收。经济增长更多地受制于消费倾向、消费能力,加上货币带来的债务性,它们极大地影响了产出规模,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成为常态,这就是重商主义产生的深刻根源。
即实物经济最终产品——资本品与消费品。
而货币经济最终产品——消费品。
在货币经济中,经济模式为投资——消费——再投资——再消费。
即投资与消费两者不能相加,它们是同一笔投资不同时间的流转形态。
在GDP核算中,投资收入与消费收入均来自顶级投资支出,其中,只有消费收入用于购买顶级投资生产的产品,而投资收入用于借贷,它不是最终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实物经济,这就是农村包干的个体小农经济,其身本无负债,它们生产的目的主要是自用,其余用来交换,库存即为财富,没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约束;而现代公司则负有高比例的债务,其生产目的则是追求货币利润,严格地受到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表的约束,尤其是现金流量表,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这两种生产方式中以后者为主体。
目前,已有有不少学者认识到投资需求为中间需求:
“居民消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一种中间需求的投资,本质上不过是消费的一种引致需求,是受消费决定的。”(刘方棫李振明,2003年)
“投资需求所形成的是经济增长能力,仅仅投资需求增加了,可能加大经济增长的后劲,但没有进入最终消费。我们最需要启动的是消费需求。”(萧灼基,2002年)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投资只是一种中间需求,而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增加投资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扩大消费。作为中间需求的投资的规模和结构,都决定于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和消费结构的变化。”(郑新立,2002年)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只有消费才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基本归宿和新的起点,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范剑平,2002年)
“社会最终需求是消费者的需求,企业购买是中间需求,因为企业购买要再生产产品,再生产产品还要卖掉,没有消费者需求就无法卖掉。今天中国的问题在于最终需求不足。”(厉以宁,1999年)
因为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的来源,因此它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为它是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的基础,没有投资需求,就没有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
投资需求又是经济增长的非充分条件,因为它可以产生实物利润,但货币利润却不足,即消费需求小于投资需求。
也就是经济增长没有投资需求不行,有了还不行。
马克思的著名论断:“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 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资本论》第一卷188~189页)看起来令人费解,好像自相矛盾,实际上,“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实质就是实物利润,“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则为货币利润,“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说的是既需要实物利润,也需要货币利润。
夏斌从实证角度论证了中国近年来投资收益率逐年下滑的事实。据测算,2005-2008年,1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4元GDP,到了2012年,1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1.93元GDP。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 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而在 2013年 5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82.9万亿元,若仅以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5.8万亿元(有人以非金融企业债务合计算利息,利息高达8万亿元-9万亿元),分摊到每月为4840亿元 。也就是说,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企业除本来需增加一定的正常贷款外,在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有些企业已追不上融资成本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日常生产和投资活动而不“崩盘” ,还需另外增加一块以偿还利息为目的的新贷款,才能维持整个资金链的不断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比2012年一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但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却是同比上升64.2个百分点的原因。”
吴敬琏论证了需求三驾马车理论的落伍,并兴奋异常地提出了供给侧理论: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因素出发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他的问题有两点:没有回答大规模投资与债务累积的关系;将投资效益下降与债务上升归因于人口红利消失缺乏理论和实践依据。
吴敬琏据此反对投资,他忽视了没有投资需求就没有就业,从而使消费需求进一步减少,经济不可避免地下滑,也即他没有看到投资需求的必要性;
林毅夫则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
可以看出,林毅夫支持扩大投资还是从生产效率角度出发的,也就是实物利润,而没有上升到货币利润,产能过剩是生产效率提高而非下降,因此他无法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投资效益下降的矛盾。也就是说他没意识到投资需求的非充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