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生平、著述及思想 2004-7-29 22:41:41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士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识与兴趣》、《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论社会科学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交往行为理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想》、《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以及《真理与论证》等,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同领域。 哈贝马斯自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始涉猎学术研究起,便以思想活跃、政治激进著称。他通过跨学业科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思想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对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历史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成一说的“交往行为理论”。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被誉搂“当代的黑格尔”,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的思想大体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 1,前交往期(1959-1968),这期间,哈贝马斯的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这期间,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3,后交往期(1982-1989),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4,反思期(1990-2000),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科的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等。 2,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于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 3,再者是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 4,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曾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信纸,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曾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比如最近菲舍尔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哈贝马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迄今,我国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哈贝马斯著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贝马斯文集》(六卷本)、三联书店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事实与价值》、译林出版社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学林出版社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认识与兴趣》等。 不容否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存在着普遍主义、折中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贝马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特别是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比如,他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透彻分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对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历史梳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资格的确认等的严肃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曹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