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过：你如果想证明不是生活在政治经济学中，请证明GDP（价值）代表生产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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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都可以称为政治经济学。为什么称为政治经济学，因为在古典经济学眼里，价值（货币）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与产出，与科技等无关。斯密看不见的手表述的均衡，可不是什么瓦尔拉斯均衡（技术或者说生产力与个人选择次序的均衡）。
难道说上世纪经济学界很有名的剑桥资本争论是文革式的语调？新古典的边际效用的相对价格代表了生产力，这与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的。
上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剑桥资本争论”所讨论的实际上就是这一问题。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如现实中这种所谓GDP代表的是生产涵数，还是一种社会关系与技术、生产力、科技等无关。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 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显然是重要的，由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60年代开始应战，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　

　　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学派在70年代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　

　　在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比如，从80年代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广泛地应用总量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论，而对其中包含的逻辑悖论根本未予考虑。　

　　哈考特(1995)认为这种忽略就其胆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反映了在理论界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无情的”的统治力。我们这里想加入的解释是，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是在30年代就成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的名声和辈分远高于萨缪尔森等人，一旦他们去世了，再进行这种研究可能就没有人给钱了或不能使文章发表，你如果不能在大学里得到职位是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的。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尽管新剑桥学派采用异质品模型表明了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逻辑悖论，但这种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却没有被揭示出来，萨缪尔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这种逻辑悖论只是出自于技术关系，希克斯（1973年）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人们又很少能找到这种逻辑悖论（技术再转辙）的经验例证，从而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技术再转辙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加之争论又异常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其二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十分清楚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的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和其意义何在，其中的重要一点是，他们同样认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是实物的统计，只不过试图把社会关系的因素加到经济分析中来，即如罗宾逊所表明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当人们对斯拉法加入利润率的投入产出模型（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模型）仅仅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时，也必然会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搅在一起，从而难以理清这种争论的逻辑并建立新的理论。当没有一种新的理论能够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时，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解释只能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以免出现理论的真空，即在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被澄清和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出现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新古典理论的，因为逻辑悖论虽然存在，但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致命的。　

　　然而，如我们前面的全部分析所表明的，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悖论对于新古典理论是致命的，主流经济学错误地使用了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误把它们作为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如在剑桥资本争论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资本领域的问题，只要涉及到这些统计资料分析的领域，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都会产生逻辑悖论。而理清这种逻辑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明确这些总量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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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 GDP 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GDP 价值 代表 生产

如果说存在价值或者说货币这么一种东西，与具体的产出、科技、具体财富增量无关，这怎么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的问题。

纯粹的资源配置根本不可能摆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古典的边际效用理论也只能在计划经济中接迫正确，而计划经济中也只能接近正确，因为计划经济中也存在人与人的竞争。这种竞争游戏就是谁比谁官大，根本就不应该应用计算机，计算机无法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还会防止正常的升官游戏。
在计划下，具体的技术和信息只有下面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知道，而上层管理人员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些信息，只要让下面把这些信息报上来就行了，怎么审批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产量计划增加10%和成本计划降低10%而不管其它的具体事情，谁完成的好就给谁升官，完成差的就要被免职，只要厂长们都想当局长，他们之间就会竞争，信息传递和激励问题同时解决了。这正是传统体制在上层管理人员不了解信息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进行计划并使庞大的经济能够运转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是比谁官大。
兰格的那个学派的根就错了。

正如追求金钱(价值),到底与实物具体财富增加有没有关,还是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价值代表的是人对人的控制关系.

如果真正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价值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那么今天这种所谓的"纯经济",追求所谓的经济发展,充其量只不过是追求货币对人的行为(劳动)最大化的控制,那么这种所谓的发展经济,岂不是人类社会的悲剧,一样没有摆脱政治经济学的捆饶.

全世界的GDP都是假的,实际GDP是假的,那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在目前的经济分析中，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成为经验问题研究的基础，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归纳和运用这些统计资料，构成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和制定政策的依据。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告诉人们，这些统计资料与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原理是完全对应的，统计中的实物产出——GDP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技术进步，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的那些变量就是为了这种生产的技术分析所设计的。虽然它们由名义的货币值来表示，但这些名义变量是与货币供应量相对应的，当采用货币数量论把名义值的变动剔除而改变为实际变量后，这些统计变量就与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概念完全一样了，从而使用教科书中的原理即可以对资源有效配置进行分析，而达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依据。这样，目前的经济学就象物理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在理论与经验观察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事实果真如此吗？
　　自1929年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开始应用和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实际GDP成为经济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统计指标。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教给学生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衡量实物产出的指标——实际GDP。当然，同时还有一个价格指数表示物价总水平，实际GDP是用名义GDP减去物价指数。这样，所有的学生都学会了这个概念并被所有的人所认同，随后这个概念就成为教条而加以应用了。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个实际GDP作为实物统计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在GDP的统计时，首先得到的是名义GDP，但是在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表中（如《中国统计年鉴》），竟然没有名义GDP的增长率这一指标，而是告诉你实际GDP的增长率和物价指数，要想得到名义GDP增长率指标，你自己去加吧，之所以没有名义GDP增长率这一指标，因为经济学家认为GDP就是为了衡量实物产出的，名义GDP的增长率没有用。
　　但是，实际GDP这个指标很不好用。例如，在实际GDP的统计中，美国1820年时人均GDP是1600美圆，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圆，更要命的是中国宋朝时的GDP相当于2000美元的水平，是不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国1820年或中国宋代的时候还要差呢？这显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国或者中国宋代当时有的那些产品的人均产量和现在中国的人均产量作个对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消费的东西绝大部分是当时美国或宋代没有的。如人们经常说的，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包括汽车和民用飞机的拥有量都居世界前列，而且每年向美国出口大量的消费品，怎么可能比美国1820年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呢？
　　
在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应用实际GDP的例子，作者在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时写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使实际GDP的增长率连续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这段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接下来又说，这种7%的增长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从战后到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的人均GDP从战后的130美圆增加到30000美圆，韩国从50美圆增加到12000美圆，台湾地区从80美圆增加到16000美圆等等。当我们把上下两段话放在一起就出笑话了，因为GDP每年增长7.2%，10年会增长1倍，这些国家和地区怎么可能按7%的增长率在40年的时间里增长这么多呢？上面的数字当然是名义GDP，要解释这些数字当然也要用名义GDP，比如日本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15%，同时日圆对美圆的汇率提高了3倍，而韩国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30%，而在目前采用实际GDP来说明实际产出的增长，同时分离出物价水平的变动和汇率的变动是经济学家做不到的，这里可以肯定的说，这在将来也做不到，那么这样使用“实际GDP”的统计指标就有些希奇古怪了。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使用实际GDP比较实物给经济学家带来的尴尬。比如要说明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圆就必须先解决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时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圆到14美圆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完全两码事，虽然都标榜着政治经济学，但内涵完全不一样！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需要说明以下，“西方经济学”，这五个汉字仅仅在中国有意义，在欧美，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这国那国的，不能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就出个中国经济学！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就有200个经济学了!
经济学学科产生之后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经济学就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
   但是现在一般来看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是指：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比如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美国的选举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变成歌功颂德的工具了！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使用实际GDP比较实物给经济学家带来的尴尬。比如要说明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圆就必须先解决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时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圆到14美圆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针对这种国民收入的统计含义提出疑问，GDP统计中的各种产品是异质的，怎么可以加总在一起表示实物产出呢？实际上，这种加总和指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确定的结论的，即只能是单一产品或稳定状态增长（即所有的产品按同样的比例增长），比如说有苹果和梨两种产品，如果它们的增长率都是10%，可以确定的说产出的增长率是10%；但如果苹果的增长率是15%和梨的增长率是5%，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指数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异质品世界来讲，说GDP增长8%，显然不如说去年生产的是21寸电视而今年生产了29寸的电视更清楚。

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的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前面所举的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人民币的汇率出现的尴尬结果就是一个例子。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物价指数的计算与实物量的统计相差甚远。
    就人们通常所说的物价指数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这种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常被作为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的依据。然而，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然不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统计，比如资本品的价格变动被排除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动是用单独的指数来表示的，由于资本品在我国GDP统计的全部产品中要占到30%左右，所以GDP并不能表示实物量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就消费品而言，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包含的产品也不是全部消费支出的构成，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用电器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时才考虑将其加入到物价指数的计算中。显然，用这种物价指数的方法来计算实际GDP是大有疑问的。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种实际GDP作为表示实物的统计变量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一个神话，之所以把它叫做神话，是因为这种异质实物产品的加总和统计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应用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实际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经济学却使它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被用于所有的经济学应用领域。
    当然，这种假的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统计在现实中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正如这种实际GDP和物价指数一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但只要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有所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发现，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把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变动加在一起考虑宏观经济波动，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义GDP，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名义GDP呢？名义GDP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标，但这种名义GDP绝对不是实物产出的数量和它的货币价格单位，而是与实物或技术完全无关的。 什么是GDP
    我们现在来讨论名义GDP。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GDP是一定时期中（如1年）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一定义中的关键是价值，这里的价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从而是可以加总的，但这样加总的名义GDP已经不表示任何实物，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增加值的概念。如计算国民收入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个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加在一起，由此构成企业的总收入，这种收入必等于人们的总支出，因为收入和支出是货币交易的卖和买，二者必然相等。这样，从总支出的角度看，人们花1美圆一定有1美圆的GDP。由于GDP所统计的是货币交易值，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额报酬被计入了GDP，而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只要不通过市场交易，就不会计入GDP。
    由于GDP是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我们可以用货币的交易方程式来表示：MV=PT，即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货币（V）相乘等于全部货币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实物量，P表示价格），而名义GDP的计算则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从企业会计帐户上考虑的增加值。因此，当假设全部交易值与企业的增加值之间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稳定的，再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或名义GDP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将保持稳定的比例，即。
    上述对名义GDP的说明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定义在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但我们这里重述这些定义是为了说明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含义，即这些定义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实物的统计，而是一个货币值。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个货币值是没有意义的，从而要用实际GDP和物价水平把这个货币值抛弃掉，然后用生产函数去说明实际变量。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货币和名义变量则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这些名义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竞争，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无时无刻都感觉到的。在竞争中人们想要得到的和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不是任何实物，而是金钱或货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普通人为了生活和发财的梦想整天忙碌着，企业家和资本家在残酷的商战中沉浮，甚至一些**官员为了金钱而丧失良心和道德，他们所考虑和追求并不是实际变量而是名义变量，即货币本身。在这样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中，出现了GDP或名义GDP，这个名义GDP包含着一组由货币量值构成的名义变量，其中有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和储蓄、消费、投资等名义变量，由这些名义变量构成了企业为获取利润而产生的财务帐户，即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完全是以货币价值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考虑。正是这一点，使名义GDP成为重要的统计变量，如果假设企业的成本不变，则名义GDP的增加意味着企业赢利的增加，而企业赢利的增加则是企业经营的目的。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加总问题，即在国民收入的统计中那些球星和歌星超过千万的高额收入怎么会和面包加在一起构成GDP。为什么面包工人的微少工资可以和球星、影星的收入加在一起构成GDP总量呢？原因只是在于他们都是资本家雇用的，假如利润率是10%，资本家付给面包工人100美圆的工资，就要把面包卖110美圆而得到10美圆的利润，而付给影星的1000万美圆的工资就要从出售电影中收回100万美圆的利润，正是这种性质才使不同质的产品和劳务得以加总。自20世纪30年代人们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来，并没有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似乎可以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理论依据，在批评了斯密把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生产劳动的定义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里只要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用货币计量即可联系到GDP及它的这种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劳动价值论所指的价值并非具体的财富，而是一种被买卖流通的劳动，只有使用价值才是财富具体内容的，价值不是，而是被货币奴役的一种劳动。在真正的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里，价值就是一种劳动，社会经济是是交换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而交换的原子就是“劳动”（价值），产生“价值”非但不是一种功劳而是一种罪过，正如汽车行驶耗油量越高罪过一大一样。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例证来看。如：一套100米的住房，它的使用价值是在一定条件下客观存在，只要房子不损毁，其使用价值是不变的。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以前要花5年的工资来够买，而现在要花二十三十年的工资。有人只注意到了物价上涨，其实是被拜货币教和拜物教思维欺骗了，价值量增长带来的是大量劳动者的劳动量被吞噬而变成价值，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时间增加了，他们为了获取与原来相同或相似的使用价值，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而更多的劳动不是变成可吞噬更多劳动的资本，就是在生产结构上指向了富人的奢侈品生产，而具体的使用价值确与价值量的增加无关。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谓的经济增长，显然资本主义的这种GDP并非什么生产涵数一样的东西，而是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如前面所表述的，当采用货币交易时，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资本家所雇用，则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是与国民收入的统计相一致的，即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货币的买和卖两个过程，以使货币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讲，重要的是名义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GDP”，而且这种“实际GDP”根本就不存在。

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前面所列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那些统计变量（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储蓄、消费、投资）都被作为实际变量来使用，被联系到生产函数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可是这些统计变量都只是名义的货币值。但主流经济学有办法处理，即参照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解决方法，把货币工资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工资，名义利率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利率，而厂商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条件下只是考虑实际变量，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变量套用在生产函数上了。如前所述，当这些变量根本就不表示实物，那么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滥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来看折旧，折旧这个概念在实物或技术上是表示固定资产磨损的，但这里却是个价值概念，即由**规定固定资产的价值按几大类每年摊入企业成本的比例。显然，各种不同的机器设备在技术或实物上的磨损是不同的，而且是**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为什么**要严格规定统一的折旧比率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这样严格规定，那么企业一定会逃税，这种折旧与固定资产的物质磨损以及精神磨损没有一点关系，美国**曾采用过的“加速折旧”政策只是减税。实际上，企业在做投资时，即使完全从价值上考虑也不把折旧率作为成本计算的依据，而是采用毛利和投资回收期的方法进行计算。
    对于工资和利息这两种构成企业成本的因素，企业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显然只是采用名义量值，最简单的道理是物价指数只是**在事后计算和公布的，企业不可能根据**公布的物价指数向工人和银行修改以前签定的契约，而对产品价格的预测也只能是名义的货币值，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实际变量和价格水平进行“理性预期”，只要对企业实际的成本收益计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真正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更没有货币利润的概念。
    这里最使人困惑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了。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被作为实物的机器设备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即Y=F（K，L），以表明其对实物产出的生产力。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资本只是一个价值概念，它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奇怪的是，主流经济学在采用生产函数分析时把资本的产出—GDP用物价指数方法分出实际GDP，同时把资本的收益—利率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利率，但从来没有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以及投资去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资本及实际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引起实际经济分析中更为严重的思维混乱。例如，在实际中，所有的资本劳动比率很低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采用那些资本劳动比率很高的技术，而在美国则出现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列昂惕夫悖论”，可以说，只要使用这种生产函数来分析实际问题，就会导致这种悖论。
    价值的留存量最终多会形成资本，而资本是不是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机器呢？对此在统计资料中是不难找到说明的。按照统计资料，美国的总资本中65%左右是地产，而且这个比例在长期中一直保持稳定，由于美国的投资率在长期是稳定的，那么就意味着，由投资所转化的资本增加或资本积累只是地产的增值或地价上升，而根本不是机器的增加。这样，资本就只是那块儿地，资本积累只是人们用更高的价钱（投资）去买那块儿地。当然，除去地以外还有35%的资本，它们是不是机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资本中，绝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构成的，机器的价值只是占总资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书中总是使用统计数据来说明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中国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机器是由劳动生产的中间产品，美国现在所使用的机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产出来的，以前的机器都报废了，美国的产业工人只有几百万人，而中国却存在几个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资本是机器的话，中国完全可以用这些人在1年中生产出美国的这些机器（当然要知道这些机器的生产技术），实际上，中国现在也正在按照这个速度生产机器而成为世界工厂，但在资本的价值上赶上美国的可能性却很小，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和货币供应量要以比现在高出几十倍的比率增加，当然这里排除了人民币汇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来看投资概念，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投资意味着固定资产或机器的形成。但现实中的投资却只是一个货币额的支出，它可以用于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比如股票和球星），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的目的是要形成价值上的资本存量以获取利润。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如果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就是把美国的机器运到中国来，但实际上摩托罗拉公司投资的绝大部分并不是把机器运到中国，而是在中国购买土地和雇用工人盖厂房，并雇用我国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生产，所带来的“机器”只是一个芯片，摩托罗拉公司的投资显然只是使用美国的银行印发的美圆而不是机器。
    采用简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投资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分成三类，即雇用工人、购买机器设备和直接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对这三类还可以简化为雇用工人和资本存量两类，因为机器只是生产机器的厂家雇用工人和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生产出来的，从而可以把机器“还原”掉；再进行简化，使用前述的地产在总资本中占有绝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把资本存量理解为就是一块儿数量固定的土地。上述简化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投资的含义，投资作为一种增加的货币额的支出，当它用于雇用工人时将增加工人的工资和同时增加企业的成本，当被用于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或土地时将引起资本存量的价格或地价上升，这种资本存量的升值就成为企业的利润，利润就来自于新增的投资购买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价上涨的部分。因此，从实物角度看，投资还可能生产机器，但从价值的角度看，投资与机器是完全无关的，只是与作为价值量的工资和利润相联系。按劳动价值论，价值是一种劳动，社会经济交换的是劳动，而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就是以货币的形式得以兑现的交换中的剩余劳动，而不是具体的剩余“财富”（使用价值）。从系统整体上说亏损或者利润本质上没有什么并别，都是一种劳动消耗或者说剩余，由于企业追求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卡尔.马克思也把企业当成阶级斗争的产物。在这里资本主义里所谓的价值就是货币，与不是普通人潜意识默认的价值定义。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货币关系，即价值量（钱）兑现的是一种“劳动”，而不是具体的“使用价值”（普通人潜意识默认的价值定义）。
    最后来看储蓄和消费。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比如有一种产品——绿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会长一节儿，长的长度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原来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么，人们什么时候把豆芽吃掉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即豆芽的生长速度和人们的忍耐性。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家创立了各种消费函数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变动，如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模型。然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储蓄和消费只是一笔货币额，或者说是人们在一定时期获得的金钱支出掉和没有支出的比例，还可以说人们是把钱花掉还是存起来或用于投资去挣更多的钱，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时间偏好去消费某种实物产品。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提出了节俭的悖论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储蓄率的消费函数和收入决定理论，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曲解了，并被用于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举我国现实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经济衰退，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大幅度下降。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来对此进行解释，即消费的下降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引起的人们消费倾向的改变，比如要存钱支付养老、医疗、购买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但这种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实际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我们把复杂一些的理论分析留到后面，这里只是指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即在美国的长期国民收入统计中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是不是美国在一百多年中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仅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技术（如新技术革命）和人们的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国人拼命的攒钱而现在年轻人却大量的负债消费，但奇怪的是，统计上的消费倾向竟然没有变化。确实，上述这些技术上的因素会影响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或时间选择，但它们只能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期货价格），而不能影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货币的消费和储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只是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而与技术或时间偏好完全无关。
    消费和储蓄既然是货币量值，我们可以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如果假设人们的储蓄是作为银行存款保持的（这在货币供给的统计上即是），那么人们能不能把作为储蓄的银行存款多取出10%用于消费呢？显然不可能，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同样，人们也不能多储蓄10%作为银行增加的存款而没有相应的投资贷款，这也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必然会使商业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阻止人们改变货币量值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企图，或通过经济波动来加以调节，这即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节俭的悖论。对于我国1997年以来的消费下降，其重要原因是从1991年以来收入分配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费倾向的改变则是次要的。
    以上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的分析表明，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实物、生产函数、时间偏好等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而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用于表示这种特殊的比谁挣钱多的竞争游戏。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来说这种GDP增长是重要的，只要它不增长资本主义就得瘫痪，但是所谓的像生产涵数一样的生产总值是压根就不存在的，它实际上的名称应该叫做“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或者称作“被买卖流通的劳动总和”。一极端的例子，完全军管的社会其价值（依据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量将为零，作为价值总量的GDP也将为零，这是把它当成生产涵数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

为什么马克思说企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我以前认为马克思很偏激，因为资本家参与了管理，得一点财富理所当然。

但是剩余价值根本就不是具体的剩余财富，如果剩余价值是具体的剩余财富，那么马克思的逻辑就是错的，但事实上它是剩余劳动的货币支取形式。

资本主义追求的钱，而货币要想变成钱，就要最大限度的支配雇佣劳动。资本在追求最大化的控制人的劳动（行为），价值量增加根本不涉及具体财富增加、效用、生产力等，而是追求最大限度的控制人，难道说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企业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的观点是对的谈这个问题时先不从政治经济学来进行分析，而不得不先用大量的篇幅从所谓的“纯粹的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以免被有些人指责为带有意识形态偏见。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追求的目标就是利润、价值。到底这些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涉及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价值、利润到底是什么？而且要与经济数字GDP拉上关系，因为它就是价值的总量。这里先不看马克思对价值定义、认识和看法，以免被认为带有意识形态偏见。
西方流行经济学认为价值总量GDP就像生产涵数一样的东西，它代表是实物和虚拟的效用产出，以及生产积累。那么按这个推论，价值及价值量代表的肯定是某种财富。这个财富被他们认为与实物或者虚拟的效用商品、生产积累的机器等有关。
我们先用排除法看看价值总量GDP是否与这些有关。由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10%不到的富人占有社会90%以上的价值量，所以先要从他们说起。他们的占有的价值量，这包含了他们的物质消耗价值和作为资本的生产积累价值。
而这些价值量，到底与实物、虚拟效用商品和生产积累有没有关。富人和穷人相比，他们吃、穿、住、娱乐所用的物质及人力消耗，实际上并没有价值量表现出来的与穷人相差那样巨大。就某个富人而言，他和他的家庭不可能吃千万个人的食物、穿千万个人的衣服，住千万个人的房子。但富人吃的食物大餐，穿的名牌衣服、高档药品、住的豪华别墅、汽车等，确不是穷人享用得起的。豪华别墅、汽车等这些还好说，就食物大餐、名牌衣服、高档药品而言，其实物和劳动力消耗与穷人不会有太大的差距。除去资源稀缺的药品，就很多品药而言，实际上就是一些粉末，其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消耗是极低的，和穷人用的很多商品其物质和劳动力的消耗其实差不多。如：在古巴一个种相当于8美分的药品，在美国能卖到几百美元。但通常的情况下，穷人就是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穿不起名富人所穿牌衣服，如果他们想追求这些不得不拿出交换的劳动力来交换，就也是支付更多的钱。名牌衣服或者高价药品所代表的就是身份地位的像征，与纯粹的物质及劳动力成本其实无关。
这实际上可以证明富人的物质消耗与穷人差距不大，而且穷人的数量更为庞大，其总实物及虚拟服务的物质、劳动力消耗其实是远远超过了占社会人口少部份的富人，但为什么富人的对价值量的占有为什么还90%，这是令人费解的现像。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上的大多数商品，都是为普通人生产的。可有人会说富人会把大量的价值量当作资本积累起来。也就是说当成生产能力准备积累起来，如果说是生产能力准备联系到实物，自然想到机器。但联系到统计，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联系到统计，以美国等西方市场经济国来说65%的资本是土地，这一比例在长期的历史中是趋于稳定的。而土地显然不可能像机器一样是生产涵数，这就意味着投资而转化的只是地产价的增价值和地价的上升，与机器的增加根本没有关系。而机器库存的一会不会超过20年，以前的机器早就报废不。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折旧，从实物和技术的角度表示机器的磨损状况，显然各种不同的机器设备在技术和实物上的磨损程度是不同的，**也不可能知道，但为了防止偷税**严格规定统一的折旧比率，也就是说机器的使用很难超过20年。显然机器的积累并没有像资本的积累那样成几何倍的增长。如果说资本是机器的话，假如全世界发生超级自然灾害，人类退回到石器时代，但只要技术人员还在，存在着大量的人口，人类最多几十年就能恢复到原有的物质文化水平，但奇怪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价值总量，很少有在几十年的时间的赶上发达国家的。就我们中国而言产业工人上亿，而美国只有几百万，只要在知道技术的前提下，用不了一年就能生产出这所有的机器，但是在价值量上赶上美国确不可能。显然资本不是机器。而现实中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西方人来中国，带来的只有一个芯片，或者干脆什么都没有，他们使用的是美国印发的美元，而不是机器，机器、厂房、工人全是购买中国土地上生产的。
据统计实物生产及劳动之间相互交换形成服务在价值总量GDP所占的比重很小，占65%以上的是作为资本的土地，剩下的35%中绝大部门，也是商标专利这些。而真正的实物生产和虚拟效用服务所有的比重是很小的不会超过10%。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富人真正的要兑现所有的价值量，用去够买物质或虚拟商品，显然会导致物价上涨，还是会有大量的商品最终剩余，同样富人和穷人把钱存入银行，物价会下降。
对于消费和储蓄我们可以从货币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对于银行来说必须有存入的储蓄，和可供贷出的借贷。如果假设人们的储蓄是作为银行存款保持的（这在货币供给的统计上即是），那么人们能不能把作为储蓄的银行存款多取出10%用于消费呢？显然不可能，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同样，人们也不能多储蓄10%作为银行增加的存款而没有相应的投资贷款，这也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必然会使商业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阻止人们改变货币量值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企图，或通过经济波动来加以调节。也就是说刺激或者不刺激消费，其结果不会影响生产过剩还是不过剩，造成过剩的原因显然是由于分配的差距形成的，对于名牌衣服、高价药品来本身来说，虽物质成本很低，但它就是为富人生产的，货币价值上的差距代表的是金钱支配劳动的地位。而穷人们要想获取这些必须拿出更多的劳动力换取收入来交换。以美国人来说，不管技术怎么变化，老一代的美国人拼命的攒钱而现在年轻人却大量的负债消费，但奇怪的是，统计上的人均资源消耗量确没有多大变化，无非消费品的排列组合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虽然排列组合上有一定的改变，但就其物质生产本身而且其劳动消耗是不大的，以前有上千万的产业工人，而现在确只有几百万。但借贷消费意味着的是什么，意味着更多的人们把更多的劳动力拿出来交换货币符号，形成更大量的雇佣劳动，每个人生活因此变得更累，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关系，就像一个吞噬劳动力的巨大怪兽，在不断的吞食保贵的人类劳动，或许这些劳动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无关，但确生产了资本，形成了价值，金钱游戏追求的是对人的控制，对于个人来说失去的是更多的自由时间，生活变得更加的匆忙。
一切都明白了，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错的，价值总量GDP不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总和。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雇佣性的劳动形成价值，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显然马克思是把价值当作支配、计量雇佣劳动力的尺度。（《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的价值即商品货的抽象劳动力” “商品的价值不能自我表现，它本身不过是一种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耗费或者说是一种商品在一定历史正常生产条件下平均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资本论》剩余价值篇“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的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份（花在工资上的那部份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份资本（也就是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者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如果说价值代表的是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那么我们假设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的所有劳动都被资本家雇佣，资本家通过买卖劳动力，一进一出得到的数字正好与GDP相吻合。这意味着GDP代表的是雇佣劳动的总和，不管流行经济学家怎么定义它，都不能改变这个本质。所谓的经济增长，根本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GDP根本就与生产涵数无关，不能代表社会财富增长。
以我们国家的教育、医疗、医药行业市场化来说。本身这些共公领域所消耗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是较低的，但教育产业行业和医药行业的企业从中赚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利润），当这些利润兑现时，兑现的正是劳动力。人们为了就医看病，供子女读书，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使得生活更累。GDP代表的就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它像一个巨大的怪兽在吞噬着我们，使我们失去了更多的自由时间。真正的用于生产和劳动力之间相互交换的服务所占的比例占雇佣总值（GDP）的份额很小，这意味着本该活得更加轻松的人们活得更累，而且只要资本主义不消亡还将会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