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东汉末年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原因----一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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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交，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分野。这是持任何一种历史观的人都承认的事实。在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以金铜为本位的货币广为流通，土地私有和非人身依附的土地租佃关系成为社会的主流，以手工业为代表的社会分工以及商人阶层的活跃使得社会经济与社会文明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倘或假以时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会迟至明清方始出现。

而汉末黄巾起义之后，“闭门成市”的庄园经济再次成为经济的特点，此后600年，又重复走了一条从庄园经济到土地国有的老路，直到唐末“两税法“的实施，土地才重新在事实上归于私有。金银货币几乎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文献记载没有超过一千文以上的交易。商业，经济和技术发展长期陷入停滞。

原因何在？史学家们有的认为是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使得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不复存在，有的认为是长期的战乱。这些当然都是原因，但是不足以解释所有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与战乱总体来说较之魏晋南北朝又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没有影响到商品经济，社会分工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

我的回答是：大规模的当时技术水平无法控制的传染病流行才是以上事实的根本答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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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变迁 中国社会 资本主义萌芽 经济与社会 庄园经济 观点 社会 东汉 原创

东汉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为56486856人。而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竟锐减为780万人。按照人口学家的分析，汉末永寿到中平，以及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人口保持了相对稳定。换而言之，在灵帝中平及献帝建安短短数十年间，人口减少了85%！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减少将近5000万？仅仅因为战争吗？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频度和规模绝不亚于东汉三国。三国前后最大的三次战役分别是袁曹官渡之战，曹孙刘的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根据史书的记载，这三次战役各方出动的总兵力包括后勤人员在内均未超过30万人。而战国时秦赵长平长平之战，光被坑杀的赵卒就多达四十万。战国时双方动员数超过50万的战役比比皆是。

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总体趋势是人口缓慢增长的，诸侯国内部及各国之间的商业也未受到明显影响。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都是繁华的商业都市。甚至当秦军出兵打仗时，商人弦高竟然还可以赶着牛去做生意。

显然战争不足以解释全部事实，更加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一个，瘟疫。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史有确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十二次，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曹操《篙里行》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有人考证就是对瘟疫这种自然力量的无奈和感慨。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刘桢，以及曹操的得力谋士郭嘉，都是死于疫病。

这些大瘟疫成就了两个姓张的人士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待续）

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张仲景早年出仕，似乎从未想过要去当医生。而在建安元年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时疫改变了他的志向，也使得中国历史从此少了一位庸庸碌碌的官僚，多了一位具有划时代成就的医家。据他在《伤寒论序》中写道，他的家族，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二百多口人。从建安几年，不到10年就死掉了三分之二，在这三分之二里面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所以他悲愤万般，“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弃官从医，经过不断的努力，在传染病治疗上取得重大突破，并留下一部至今仍在指导中医临床的旷世奇著---《伤寒杂病论》。

《伤寒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的归纳传染病的治疗方法。以后伤寒学成为中医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场瘟疫可以导致一门学问的问世，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可见这场瘟疫的规模。但与另一位张姓人士相比，张仲景的声势却远远不及。

张角，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创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灵帝时，借治病传教，秘密进行组织工作。十馀年间，徒众达数百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起义，称“天公将军”。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黄巾军”。与弟梁，聚集幽、冀两州黄巾军，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击退北中郎将卢植的进攻。此后又打败东中郎将董卓。不久病死。

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江湖郎中，仅仅以治病为号召，竟可以聚众数百万，与政府公然对抗，最后导致一个王朝的覆亡。这一方面说明张角可能治病有点效验，另一方面以说明了当时公众对瘟疫的恐惧和无奈。光靠治病也能混上个头面人物干干，实令我辈今日医者无限向往。（待续） 　

商业的繁盛，技术的进步，分工的细化以及私有产权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前进的主要标志。而在汉末的这一场大瘟疫，打破了历史进步的脚步。

去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瘟疫对商业的致命性破坏。在传染病控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层会在公元3世纪几乎一夜之间，会近乎完全趋向消亡。

战争从来没有能阻止过商人获利的脚步。除了魏晋时期之外的任何一个分裂割据时期，无论是在它之前的春秋战国还是之后的宋辽金夏，都是既有行商，又有边榷，一面打仗，一面做生意。而在六朝时期，不但各分裂国家之间很少贸易，国家内部也没有什么市场。

在这期间，商品经济衰竭到了几乎止绝的程度。即使在伊壁鸠鲁的空隙里也很难邂逅到一个商人。《南史·孔琳之传》说：到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之际，“钱废谷用，四十年矣。”这是自流通刀布铸币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现象。广大农民企求稳定地占有小块土地，过一种仅能糊口的自然经济生活而不可得。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写下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这一不朽名作。然而那样美妙的境界只可能存在于诗人的幻想中。现实的情况仍然是，若不堕入世族庄园中为奴婢、为部曲、为佃户，那就只能在无主荒地上过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涯。

而“主客户“这种人身依附土地租佃关系的再次回潮，前承曹魏的“屯田“，后继自北朝始的各种土地国有制。我认为本质上反映了在瘟疫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面前，人们对某些公共产品需求增加的必然结果，当然，经济效率的下降和私有产权的削弱，是由此带来的必要代价。（待续）

本文原发表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卫生经济学版面，尚未完稿。人大论坛没有卫生经济学版，只好勉强放在制度经济学了。

初次发贴，也算是投石问路吧。

这样的文章，属于经济史，当然可以放在制度经济学版了。欢迎。

从第一楼看来，竟似乎有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的观点类似，疾病导致人口锐减，从而土地升值，其他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动，......，导致制度变迁。

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这是新经济史的风格，属于新制度经济学重要流派。go ahead。

谢谢斑竹指导和点评。本人为业余爱好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我的主要思路是1。瘟疫-----直接导致商品经济萎缩

2。瘟疫-----对公共物品需求增加----对私有产权（主要是土地）的侵犯----田制变迁---中央集权。

希望以此解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能突破“瓶颈”的原因

进一步阐释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21&ID=43633

也欢迎大家参与教育科研网卫生经济学的讨论。卫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目前还是以新古典方法为主，主要是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而新制度方法十分欠缺，在我看来，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哦？有时间一定去贵版拜访。相互交流，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欢迎常来这里坐坐。

nie斑竹如此谦和，我也久闻人大热心于新制度经济学方向的有一批杰出的学者，我一定来好好学习。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以医生为本业的业余爱好者，经济学是外行，但很喜欢，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聂斑竹人虽未到，文章早已到了我那个版面，呵呵。

我对那段历史不是很了解，果如所言，则瘟疫一定会对制度有影响。其中的逻辑分析，我想是这样的：

瘟疫持续发生，导致人口锐减，土地的相对价值下降，国防力量衰落，人力资本严重损失。这会对制度环境（the rules of the game）造成影响，导致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破坏，基本的法律规则难以维系。但是短期内不会影响社会嵌入（embeddedness），即风俗、习惯、信仰等。制度环境的变化脆生了制度安排（治理结构或the play of the game）的变化，比如，由于土地贬值，那么兼并应该相对减少才对，而庄园的力量将大大加强（因为国防崩塌），以庄园为中心的集中耕作方式将得到强化，商品经济不能发达起来。由于家庭劳力减少，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地主，从而雇佣关系普遍开来。这可以解释封建割据的形成。此时，统一的国家政权显然不能短期内建成。

庄园的兴盛，有助于人口恢复。之后，土地的相对价值提高，此时兼并才普遍起来。而庄园实力的壮大，则为统一政权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基础。西晋成立之后，有可能因为没有及时削弱诸侯的力量——在制度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却没有及时调整制度安排，导致了制度的再次变迁——在短暂的维系之后又分崩离析。由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变迁频仍，人力资本得不到持续继承，因此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科学技术并不多见，倒是医术发达，这恰恰迎合了时代的需要。社会嵌入（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尤其是宗教，所以，毫不奇怪，南北朝时宗教十分发达。

但是，应该注意到，中国发生这样大规模的瘟疫并不常见，所以，用瘟疫来解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停滞，似乎还比较牵强吧。

一点推测，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