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归来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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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视角考察新自由主义
杨斌
内容提要:
发表于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课题组的论文集《新自由主义评析》(何秉孟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该文认为,随着“入世”过渡保护期的逐渐结束,中国必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面对美国施加更大开放金融领域的压力,中国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应推行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迷信“国际接轨”并盲目开放金融市场。中国应警惕国际金融资本的渐进性侵蚀,逐步削弱经济安全防线绕过**管制,获得突破口后发动金融攻势并产生雪崩效应,像阿根廷等国那样突然爆发严重金融危机,进而触发社会经济危机和的政治局势动荡。
“新自由主义”流行全球及其后果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行,始于里根、撒奇尔夫人等右翼保守派执政,并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支持下,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方案,作为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的重要附加条件,向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国家推荐,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弃**干预经济,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自由化,等等。由于新自由主义被包装成所谓“规范改革”方案,又有国际权威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一度仿佛成为风行全球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新自由主义流行全球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因所造成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恶果,在全球范围遭遇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近年来,拉美各国纷纷涌现反对新自由主义浪潮,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客声名狼藉。我国领导人出访拉美期间,拉美社会各界人士以自身沉痛教训,提醒中国千万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误导,防范其对国家利益和民众生活造成的危害。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之流行全球绝非偶然,造成危害的也不局限于拉美国家,不是单纯的区域经济或学术理论问题。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早已存在,但是,自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以来,它在西方国家仅仅是一种边缘学派,从未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渊源,可追溯到旧自由主义,在学术理论上并没有更多的创新,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旧自由主义因大萧条早已声名狼藉,遭到西方社会改良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则以种种理论返古复辟,重新否定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改良,同时也更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它顽固坚持“绝对个人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改良,抨击**调节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甚至反对**禁止贩卖毒品,在美国和西欧也曾普遍被视为“反动”。美国学术界就流传这样的笑话,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往往固执己见,视“个人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与之辩论常遭“被扎汽车轮胎的不幸”。
新自由主义骤然时来运转,摆脱以前边缘地位风靡全球,首先,是因为美英垄断财团和右翼势力,将其作为了谋求全球利益的战略工具,其次,作为了打击社会改良思潮的意识形态,再次,才是作为抨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流行,很可能对改革开放产生严重误导作用,甚至瓦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动摇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经济、金融安全。一位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著名学者,等自豪地称新自由主义威力之巨大,竟然令前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土崩瓦解。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的许多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并大量出版发行,在学术界、经济界都产生很大影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撰文时都引经据典,将其作为设计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他们对批判新自由主义极为抵触,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但是,哈耶克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属于极端右翼,不仅鼓吹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公开提出“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还不遗余力地赞美鼓吹私有制的优越性,认为私有产权应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任何**干预、调节经济都是有害的。他不仅激烈攻击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称公有制是产生“极权政治的基础”,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温和社会改良,甚至还抨击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称其**介入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
值得关注的是,前苏联酝酿改革的早期阶段,人们很羡慕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曾将其视为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但后来受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的诱导,为了推行所谓“最彻底的规范改革”,又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方案。但是,经历了十年改革的曲折历程后,人们纷纷指责激进改革的设计者,表面上是推行“最彻底的规范经济改革”,实际上是搞“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导致了私有化过程中腐败掠夺泛滥,形成了操纵经济的暴富权贵阶层,国民经济下降一半严重削弱综合国力,国防力量衰落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利益,巨额掠夺资产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流亡海外,致使投资远低于折旧和社会设施严重老化,民众生活困苦和社会严重两级分化,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系统陷入瘫痪,恶性传染病死灰复燃而人口出现持续下降。改革结果与期盼的反差巨大令人惊叹,但即使是从学术理论角度深入反思,这种结局并不意外而且尽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早已公开声称,他们反对瑞典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主张恢复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试想依照这样的返古复辟的理论搞改革,自然只能得到最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的结果。叶利钦曾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同盖达尔等年轻学者乃偶然相识,不料相互交谈后竟一见如故,于是任命他们为总理、私有化部长等要职。其实,盖达尔原任《共产党人》杂志编辑,既无实际经验也不懂西方经济学,改革初期才受到哈耶克基金会的精心培训,灌输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正是这样的政治背景和西方上层引荐,才有可能得到叶利钦的特殊赏识和提拔,担任总理后秉承国际货币基金的旨意,完整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竭力推行复辟原始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革。
多年前,我在撰写研究报告和论文中,就提出应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防止其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1999年我撰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不仅对新自由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还将其比喻为美国隐蔽经济战的工具,有人质疑现实中是否有支持我观点的证据。我在该书中指出,美国出于蓄谋已久的谋求霸权动机,一直暗中策划隐蔽经济战的攻势,推荐误导性改革药方并酿造金融风暴,猛烈打击了拉美、前苏联和亚洲经济,改变越战后不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对比,然后才敢于赤裸裸地谋求建立世界霸权。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愿意相信“阴谋论”,认为经济研究中不应掺杂国际政治因素。1997年爆发的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风暴,许多中国人受到西方新闻媒介的误导,都认为是亚洲国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近年来逐渐暴露出的越来越多的证据,特别是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透露的内幕,表明美国曾暗中操纵国际金融机构,蓄意为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推波助澜,其强加政策造成破坏的证据更是俯拾皆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有社会正义感并且敢于仗义执言,坦率批评国际金融机构政策而被迫辞职。他后来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揭露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不透明,实权掌握在幕后暗中操纵的人手中,经常顽固不采纳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亚洲金融危机中,斯蒂格利茨和其它著名经济学家,曾反复提醒国际金融机构应修改其政策药方,否则必然加重金融危机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印尼处于社会失业危机之中,放开价格取消**补贴很可能爆发严重动乱,但是,国际金融机构对他们的反复提醒视而不见,依然通过贷款附加条件强迫印尼推行,导致印尼爆发了代价惨重的社会动荡。据报道,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数千人死亡,全国各地还有大批华人和民众死于动乱,至今印尼仍处于社会动荡和分裂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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