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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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没有人怀疑在过去25年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惊人的变化，不过，近期社会各界人士开始更多地关注和反思25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和代价。中国的发展一直遵循着所谓的GDP崇拜，然而，将这种崇拜推至极限时的荒诞同样显而易见：当两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时，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是零；如果这两辆车撞车了，则它们为GDP做了贡献，因为撞车会带来购买新车、维修费用和医疗费用等一系列的消费支出。美国参议院罗伯特在竞选时曾说，GDPＰ可以衡量一切，但不可以衡量我们生活的意义。 对GDP的盲目崇拜显然不能支撑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未来，我们也许更应记住“土地、阳光和空气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后代的借贷”。在本次名为“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观察家论坛上，演讲嘉宾从ZF层面、市场层面、公众行为层面，阐述了中国未来十年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经济学里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成本收益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收益大于成本是可行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年创造五十万元利润的企业，它的污染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却有一百万元。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这个企业的存在肯定不合理，但它仍正常运行，为什么？
根本问题在于成本（代价）的承担者与收益的获得者并非同一个主体。举例来说，一个造纸厂造成河流污染，这条河流下游的居民承受污染的代价，而利润的获得者是企业和地方ZF（税收获得者）。所以，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种环境、资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环境保护和资源使用方式是社会行为，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
这里有两个案例：根据某省环境信访情况通报，2001年该省环保系统共受理群众来信5845封，接待群众来访4002批9972人次，与上一年相比群众来访批次增幅达59%；另一个例子是，199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团到太湖流域进行检查时，受到地方ZF的欺骗，这是环境和资源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
从这两个案例来看，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环境问题已成为与普通民众利益相关的问题。它不再仅仅是人文的、哲学式的关怀，而是造成一年几十万人次上访的严重社会问题。
第二，在环境问题背后，一方面存在受害民众的上访，一方面存在地方ZF的保护主义，不同社会力量进行着博弈。
第三，地方ZF的保护主义背后是发展主义的政绩观。
第四，受损者往往处于弱势状态，他们通常的反抗方式是上访，或者说也仅仅是上访。他们现在所能够利用的合法途径和手段非常有限。在利益的较量过程中，往往企业和ZF成为利益一方，受害民众成为另一方，在中国这两种力量的悬殊表现得非常明显。
关于如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我认为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在政治构架上，形成对ZF短期行为的抑制，如发挥人大和政协在资源与环境问题上的作用。
第二，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在国外，致力于环保的NGO组织在环境保护上起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如“自然之友”、“绿家园”等一批民间环保组织在我国发展起来，并开始产生影响。但总体来说，这个因素在我国仍然很弱。民间环保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上社会力量高度不均衡、不对等的格局，用组织的因素来抵制破坏环境和生态的力量。
第三，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之一是解决社会力量不对等，从而使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行为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边界和框架之内，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上同样如此。中国目前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是在法律上保护环境污染的受损者。
第四，造就其他保护环境与资源的社会力量。如传媒和消费者运动等。
第五，树立ZF新的政绩观、企业将保护环境和资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概括来说，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中，更多存在的不是认识问题，甚至也不是制度问题，而是背后社会力量的不均衡。如果这样的社会制度很难建立起来，即使有再正确的认识可能也无济于事。(经济观察报记者 黄锫坚 整理)
与自然为友（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叶文虎）
“可持续发展”最早出现在1980年，当时由自然科学家、生态学家提出，1987年政治家也提出这个概念，内涵是在发展经济时如何处理和环境的关系。与此相关最著名的提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要也不损害后代的需要。1994年，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向全世界承诺。最近中共中央又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办法。
发展是人类社会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所做的努力，而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的转折，或者是价值观的转折。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不是指技术，也不是指管理，而是指对价值观的一种判断。
目前人类的生存碰到三大危机：第一是人类社会里财富分配不公平的危机，这是威胁人类生存、影响人类安定的问题；第二是资源危机，例如北京市缺水越来越严重，南水北调成功之后，假定所调的水都是干净水，也只能补充北京所缺之水的二分之一；第三是环境污染和破坏，简称环境危机。
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寻求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理论以及具体的发展方法来缓解这三大矛盾关系。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文明将接受根本的挑战，它也意味着，在这以前的各种文明其本质是与自然为敌的文明，而今后我们要以与自然为友的文明来生存。所以，最根本的进步在于，人类从发展观、从生存方式上进行改变，包括ZF行为、企业行为和公众行为的改变。
忧患可持续（全国政协委员、“自然之友”会长 梁从诫）
我只是一个保护环境的街头呼吁者。茅于轼先生对中国的发展前途相当乐观，他认为只要把市场管理好，就不用担心粮食、能源的紧缺。我的看法并没有如此乐观。
建国初，马寅初先生提出中国应该控制人口时曾遭到批判，批判的主要根据是他只看到人口，没有看到人手。批判者认为，如果人类同时作为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那么人所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可以远远超过人类需求。对于批判者的这个论证，我认为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人类的劳动力必须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相结合才能创造价值。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1949年，我国人口大概是5亿多一些。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从5亿增长到13亿。这是我们整个环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只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可以养人。13亿人口中的很多都挤住在东南沿海一线。关于耕地有多种不同统计，有统计认为我们的人均耕地为一亩五分，也有统计认为是一亩一分。无论如何，中国人均耕地数字远远低于世界粮食组织规定的平均线。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除了西南还有几条干净的江河之外，全国几乎没有多少干净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资源足以支撑13亿人的需要呢？
而就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们发财致富欲望、物质享受欲望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强烈。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下一代人还能像今天这样拥有充足发展的空间、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支撑他们的发展吗？
最近在大学校园进行的一次节水意识调查指出，一个学生的月用水量可以超过八立方，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大手大脚地浪费资源，我们有限的资源还能够维持多久？
所以，在探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有一点忧患意识。
经济学里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成本收益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收益大于成本是可行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年创造五十万元利润的企业，它的污染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却有一百万元。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这个企业的存在肯定不合理，但它仍正常运行，为什么？
根本问题在于成本（代价）的承担者与收益的获得者并非同一个主体。举例来说，一个造纸厂造成河流污染，这条河流下游的居民承受污染的代价，而利润的获得者是企业和地方ZF（税收获得者）。所以，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这种环境、资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环境保护和资源使用方式是社会行为，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
这里有两个案例：根据某省环境信访情况通报，2001年该省环保系统共受理群众来信5845封，接待群众来访4002批9972人次，与上一年相比群众来访批次增幅达59%；另一个例子是，1998年全国人大环资委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团到太湖流域进行检查时，受到地方ZF的欺骗，这是环境和资源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
从这两个案例来看，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环境问题已成为与普通民众利益相关的问题。它不再仅仅是人文的、哲学式的关怀，而是造成一年几十万人次上访的严重社会问题。
第二，在环境问题背后，一方面存在受害民众的上访，一方面存在地方ZF的保护主义，不同社会力量进行着博弈。
第三，地方ZF的保护主义背后是发展主义的政绩观。
第四，受损者往往处于弱势状态，他们通常的反抗方式是上访，或者说也仅仅是上访。他们现在所能够利用的合法途径和手段非常有限。在利益的较量过程中，往往企业和ZF成为利益一方，受害民众成为另一方，在中国这两种力量的悬殊表现得非常明显。
关于如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机制，我认为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在政治构架上，形成对ZF短期行为的抑制，如发挥人大和政协在资源与环境问题上的作用。
第二，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在国外，致力于环保的NGO组织在环境保护上起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如“自然之友”、“绿家园”等一批民间环保组织在我国发展起来，并开始产生影响。但总体来说，这个因素在我国仍然很弱。民间环保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上社会力量高度不均衡、不对等的格局，用组织的因素来抵制破坏环境和生态的力量。
第三，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之一是解决社会力量不对等，从而使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行为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边界和框架之内，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上同样如此。中国目前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是在法律上保护环境污染的受损者。
第四，造就其他保护环境与资源的社会力量。如传媒和消费者运动等。
第五，树立ZF新的政绩观、企业将保护环境和资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概括来说，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中，更多存在的不是认识问题，甚至也不是制度问题，而是背后社会力量的不均衡。如果这样的社会制度很难建立起来，即使有再正确的认识可能也无济于事。(经济观察报记者 黄锫坚 整理)
与自然为友（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叶文虎）
“可持续发展”最早出现在1980年，当时由自然科学家、生态学家提出，1987年政治家也提出这个概念，内涵是在发展经济时如何处理和环境的关系。与此相关最著名的提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要也不损害后代的需要。1994年，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向全世界承诺。最近中共中央又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办法。
发展是人类社会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所做的努力，而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的转折，或者是价值观的转折。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不是指技术，也不是指管理，而是指对价值观的一种判断。
目前人类的生存碰到三大危机：第一是人类社会里财富分配不公平的危机，这是威胁人类生存、影响人类安定的问题；第二是资源危机，例如北京市缺水越来越严重，南水北调成功之后，假定所调的水都是干净水，也只能补充北京所缺之水的二分之一；第三是环境污染和破坏，简称环境危机。
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寻求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理论以及具体的发展方法来缓解这三大矛盾关系。这就意味着人类的文明将接受根本的挑战，它也意味着，在这以前的各种文明其本质是与自然为敌的文明，而今后我们要以与自然为友的文明来生存。所以，最根本的进步在于，人类从发展观、从生存方式上进行改变，包括ZF行为、企业行为和公众行为的改变。
忧患可持续（全国政协委员、“自然之友”会长 梁从诫）
我只是一个保护环境的街头呼吁者。茅于轼先生对中国的发展前途相当乐观，他认为只要把市场管理好，就不用担心粮食、能源的紧缺。我的看法并没有如此乐观。
建国初，马寅初先生提出中国应该控制人口时曾遭到批判，批判的主要根据是他只看到人口，没有看到人手。批判者认为，如果人类同时作为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那么人所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可以远远超过人类需求。对于批判者的这个论证，我认为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人类的劳动力必须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相结合才能创造价值。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1949年，我国人口大概是5亿多一些。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从5亿增长到13亿。这是我们整个环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只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可以养人。13亿人口中的很多都挤住在东南沿海一线。关于耕地有多种不同统计，有统计认为我们的人均耕地为一亩五分，也有统计认为是一亩一分。无论如何，中国人均耕地数字远远低于世界粮食组织规定的平均线。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除了西南还有几条干净的江河之外，全国几乎没有多少干净水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资源足以支撑13亿人的需要呢？
而就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人们发财致富欲望、物质享受欲望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强烈。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下一代人还能像今天这样拥有充足发展的空间、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支撑他们的发展吗？
最近在大学校园进行的一次节水意识调查指出，一个学生的月用水量可以超过八立方，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大手大脚地浪费资源，我们有限的资源还能够维持多久？
所以，在探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有一点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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