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浮出
随着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和闭幕，有关中国经济区域的种种说辞亦尘埃落定，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浮出。
半个月间，最为惹眼的言论——“即将出台的国家‘十一五’规划，四大经济区中，多了成渝，少了珠三角”所引发的言论热潮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曲线，从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高潮快速回落，随着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落幕，人们更加关注的话题已转向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这四大经济区上。有一点毋庸置疑，所有人都明确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蛋糕”正切向纵深层面。
正像北京的一些分析人士所预测的那样，与之前的十个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的制定理念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从占据了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的“先富论”，一跃为“共同富裕”的主色调。而“计划”一词首次变成了“规划”，表明中国更加注重宏观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基于此，对内的“和谐发展”和对外的“和平发展”被同时提上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袁钢明有这样一句话：“只有中国发展到目前的水平，区域经济才成为一种现实，并使区域经济规划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显然，专家们看到，区域经济正在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着一股新动力。
这一点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上也得到了验证。公报显示：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实际上，有消息显示，早在7月25日决定10月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领导层便在各地方展开了密集的、整体的和长时段的实地调研，据分析，高层此举正是在寻求新五年规划的地方动力。在系统性调研中，地方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被频繁强调，尤其在深圳，“特别能创新”成为经济特区之“特”的基本内涵。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亦显示出“自主创新”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各地方创造力被赋予更多的期望，领导层亦意识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需要东部及其他一些经济发达区在经济结构、行政制度等方面的转型，放手加大政府自主创新力度，从而继续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动力。同时，为避免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能再制定全国统一的政策，实行一样的制度，也不能简单地让东部帮中西部，而是要让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进行综合创新，探索出自己的路子来，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
在区域经济的规划上，这一点同样表露无疑。且不说，此次规划中的四大经济区，将成渝地区列入“十一五”规划，显然容易体现加快西部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目标。而且，成渝两地农村人口多，经综合创新后，能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显然是国家的又一重期望。
其实，今年6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报告亦指出，中国所沿袭的东、中、西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合时宜。为此，报告提出“十一五”期间内地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并可将四个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八大综合经济区具体为东北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京津冀和山东）、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长三角）、南部沿海经济区（福建、广东、海南）、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湘鄂赣和安徽）、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云贵川渝和广西）及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其中，毗邻港澳台的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应建设成三个基地和一个中心。这些无一不体现出具有战略高度的区域统筹。
然而，无论是专家，还是中国高层，都清楚地看到，目前区域协调发展中还存在一个重要障碍——“省际壁垒”。有关部门发现，目前地区保护行为已经由过去禁止本地资源外流为主转变为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当地市场为主；保护手段则由直接下发“红头文件”转变为制定一些只有当地产品才具备的所谓技术、质量、环保或安全标准，达到限制外地产品的目的；保护范围也从产品扩大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典型的“竞相让利”，最明显的是土地价格“优惠”和减免地方税。以邻为壑、竞相让利导致一些地区可利用土地迅速减少，有些地区几乎已无土地可供，国家和地方税收流失、在出口贸易中竞相压价导致企业利润压缩并频遭“反倾销”，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危及可持续发展……
看来，在“十一五”期间，新的区域统筹方案，能否将这个重要障碍——“省际壁垒”弱化，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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