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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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张雷声
从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开始，到现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不能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但它却是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前提。马克思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研究经济学，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发展。马克思在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曾打算专门研究世界范围的经济关系问题，虽未能如愿，但却奠定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与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带来的世界体系格局的变化相伴随的。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探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理论取向。
政治经济学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历史前提的，并在世界体系格局的不断演化中凸显出来。尽管不能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但是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他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特别是为日后研究这一主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但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却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和思路、结构。尽管世界体系格局的演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是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世界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扩展
人们在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往往要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起源，从而要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源头。我认为，尽管不能把世界历史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但它却是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前提。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
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的经济关系研究中，就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向作了总体概括，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扩展及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变化作了考察。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基础上的发展，是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不能在自我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不能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和开放性。“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动力[1](P86)。反过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上的反映。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越出了狭隘的地域，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之中。这时，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开始纳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体。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联系的，并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未来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发地实现工业化，如当时的法国和德国；一条是被工业发达国家以殖民化的方式被迫工业化，典型的国家是印度。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最显著地反映在第二条道路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一种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世界性交往。它以强制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P276)；它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一个“中心”与“外围”相对立、“中心”控制“外围”和“外围”依附于“中心”的世界体系。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所采取的殖民化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原始积累”时期，发达国家对殖民地进行公开抢掠，强行地把它们拖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者对印度采取殖民政策必然导致两个后果，即“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1](P768)。二是发达国家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以后，对它们进行殖民式的剥削和掠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侯，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P772)。
发达国家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殖民剥削和掠夺方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这种灾难的程度是深重的，但是，这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所负有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1](P773)
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仅说明了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问题。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的。他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理论分析，成为他晚年扩展由他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伸展，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现象；二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而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前一个变化表明：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的潮流面前，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后一个变化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正是因为马克思有了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所酝酿的革命风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或者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2](P451)。马克思在对世界历史问题分析基础上所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广阔视野，从而也为人们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上分析可见，正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使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发达国家生产关系的研究扩展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生产关系的研究，也正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发展的世界眼光。
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关于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中有无经济全球化理论分析的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意见分歧。我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论述经济全球化问题，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却为经济全球化理论奠定了分析的基础，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一些恢弘的构想和精湛的论述，却为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和思路、结构。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中曾经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过构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最初的构想：第一，“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3](P45)。第二，“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从异化劳动范畴出发，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推导出私有财产范畴，再借助这两个范畴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1857年下半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为政治经济学原理部分的理论体系设计了“五篇结构计划”。这就是：“(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4](P46)
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马克思修改了“五篇结构计划”，公布了他的更为清晰的“六册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5](P31)。从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发展来看，他打算对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所有者角度来划分的三个主要经济关系，即资本家拥有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雇佣劳动者拥有劳动力，分别作出详尽研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国家问题，即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然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国家的对外贸易，或者说国家对外的问题；最后再研究涵盖了各国经济关系在内的世界市场问题。显然，马克思是打算在其中的第五册《对外贸易》和第六册《世界市场》中研究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
当然，马克思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部分，即《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一直认为，这些属于“基本原理”的内容，是他整个著作的最难论述的部分，也是他整个著作的“精髓”。这一部分论述清楚了，其余部分后人就可能较为容易作进一步的论述了。尽管如此，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文献中，特别是在他的卷帙浩繁经济学手稿中，还是留下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
首先，关于国际分工问题的论述。国际分工是国际交换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国际分工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标志着一国的社会分工超出了国界。国际分工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并随着资本、资本关系的国际化而日益向有利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发展。欧洲殖民者国家凭借其机器工业生产的优势，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殖民掠夺，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这不仅打破了殖民地国家的自然经济，而且还使它们卷入了国际交换，从而形成了欧洲殖民者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工形式，即欧洲殖民者国家从事工业生产，殖民地国家成为它们的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这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一直延续至今。在世界体系发展为以“发达”为“中心”、以“不发达”为“外围”的基本格局情况下，国际分工体系也发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的状况。马克思也深刻揭露了国际分工的这一“灾难性”后果：“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借的新债务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主义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从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6](P348)
这种浸染着资本主义“灾难性”的国际分工，成为理解当今世界市场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性质及其后果的重要基础。但是，从历史上看，国际分工还是有着显著的进步意义，例如改变了国际交换中商品的构成，打破了生产的封建束缚，代之而起的是各个民族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恩格斯认为，国际分工发展的积极意义在于：“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7](P361-362)
其次，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与国际分工的发展相适应，世界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世界市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世界市场，是指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所谓广义的世界市场，则是指在国际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各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和，是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整体或总体。
世界市场的产生是生产力及其交往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力量。马克思在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更多使用的是广义的世界市场概念。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产生直接与资本的本性相联系。资本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本性，使它对剩余劳动具有贪得无厌的欲望和不可遏止的扩张冲动，从而它会处于不断积累的运动之中。随着生产的日益扩大和资本在国内统治地位的稳固，它必然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去寻求自身发展的市场。“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4](P46)。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在国际范围的流动必然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扩展到世界各地，资本的国际化一旦由流通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就产生生产的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必然是经济过程各个因素、各个环节的全面的国际化，直至各国经济活动的全面的国际化，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经济关系也由此成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生产体系和世界经济关系。
马克思认为：“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8](P278)但是，马克思也认为，世界市场的充分发展必然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展开了”，危机则是这一切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世界市场的整体存在，使得资本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自身存在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要求有新的生产关系形式，而世界市场的整体存在已经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形式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因此，资本主义一切矛盾在世界范围的展开和危机的爆发并加深，必将促使人类采取“新的历史形式”，即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统一不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4](P178)。
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二重性质的分析，从来就是建立合理的世界市场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全球化二重性质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问题的分析，更从来就是建立合理的世界市场关系的重要内容，是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严格地说，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领域凸现的产物，但是，它的发展进程却是与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带来的世界体系格局的变化相伴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这种世界体系格局的不断演化中发展的。
我们已知，第一次科技革命在使生产力成百倍地提高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扩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被囊括进资本主义世界。世界体系格局明显表现为，“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1](P276-277)。在这一世界体系格局下，马克思研究了世界历史，为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下半期，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生长成为金融资本，资本日益向世界范围扩张，经济日益国际化。世界体系格局发展为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发达国家与多数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对立。在这一世界体系格局形成中，马克思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为列宁及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使世界体系格局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日益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劳务、信息、金融、货币、技术等世界市场得到发展，产业资本的国际化也有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发展中国家积极投身于世界经济活动之中。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以“新殖民主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着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被引向有利于发达国家发展的轨道；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大量被掳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日益呈现出外向性特点。世界体系格局进一步发展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外围”）的对立。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世界体系格局的新的变化中，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经济关系为研究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中探讨最为突出的理论就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依附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理论。在对依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诠释中，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集中于德国经济学家安德列·岗德·弗兰克提出的“不发达的发展”和巴西社会学家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提出的“依附的结构”。
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试图说明，在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结构中，“宗主”剥削着“卫星”，致使“卫星”所产生的发展，不过是一种“不发达的发展”或“卫星式的发展”[9](P114)。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产生“不发达的发展”，原因并不在于体制的缺陷和资本的匮乏，而是发达的宗主国和不发达的卫星国之间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关系及其他关系的发展[10](P92)。
在“依附论”中，多斯·桑托斯的重要贡献就在于解释了依附概念，分析了新的依附结构形式。他把依附解释为“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11](P310)。这基本讲清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隶属关系，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多斯·桑托斯看来，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殖民地型依附和金融——工业型依附两种形式而言，现阶段的技术——工业型依附就是一种“新的依附结构”形式。这种依附形式在技术、原料等方面，在生产体系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既有方式存在问题，以及自身的发展存在弊端。
“依附论”对新的世界体系格局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分析具有开拓性，为人们研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不可否认，它的研究存在一些偏颇，但它却使人们进一步清醒认识到，研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乃至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理论价值。
“世界体系论”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从世界整体发展的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时期的重要理论研究取向。这一理论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艾曼纽尔·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素”，如分界线、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等组成的社会体系。这些要素时而由于相互间的引力结为一体，时而又由于内部的竞争相互冲突而发生分裂。世界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推动的、可以自我调控的社会体系[12](P347)。他把世界体系看成是整体性的经济单位，有整体的发展与变化的规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与变化必然要受到世界体系发展与变化规律的支配和制约。
现今的世界体系格局具有“三元”性质是“世界体系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除了有“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外，还存在着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国家，这些国家既受到“中心”国家的控制，同时又可以部分地控制“边缘”国家。“半边缘”作为世界体系中的“第三范畴”，其政治意义在于它通过贸易可以使世界体系的经济趋于大体平衡，它通过矛盾调节可以缓解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它通过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层位变化起到“安全阀”作用。世界体系中“半边缘”国家的存在，说明了“世界体系论”是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以整体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代阐发。从世界历史出发，从世界体系出发，可以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可以正确认识和把握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凸现以后的这10多年来，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本质、挑战等方面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纪之交的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认为，全球化不是新事物，从资本主义产生的15世纪以来，全球化就一直在进行，只是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进程才大大加快。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向全球扩张，将摧毁一切民族国家的边界，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今天的全球化使这些都成为现实。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上，巴西社会学家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我们今天的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就是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这是一种反动政策，其反动性就在于力图把今天的世界拉向倒退，把世界经济拉回到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时代。这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实际上仍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是相当强的。必须要认识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具有的欺骗性。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统治时期都没有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在他们那里，国家掌握着大量的经济成分，但是代表他们的西方经济学家却向前苏联、向发展中国家建议实行全面私有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问题上，一般涉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两个方面。就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而言，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且也存在着社会和政治维度，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两种空间的契合为基础的，这两种空间是：决定积累再生产的空间，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空间即中心民族国家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利益的逻辑会要求赋予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这种逻辑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媒体号召取消国家的社会干预，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时采用的全面的反国家活动之中[13](P242-243)。就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而言，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不平等在世界范围通过南北之间的两极分化表现出来；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公民权；它通过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和金融市场的急剧波动，以及资本的无序流动，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它所倡导的利润、市场决定一切，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破坏，由此而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场所，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遭受巨大障碍。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经济全球化起源、本质、挑战的论述，虽然观点零散、不成体系，虽然分析可能有失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一种新的理论取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A].查尔斯·维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0] 弗兰克.买办资产阶级：买办的发展[M].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
[11] 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12]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学术出版社，1974.
[13] 阿明.五十年足矣[A].全球化与世界[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原文出处】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05
张雷声
从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开始，到现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不能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但它却是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前提。马克思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研究经济学，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发展。马克思在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曾打算专门研究世界范围的经济关系问题，虽未能如愿，但却奠定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与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带来的世界体系格局的变化相伴随的。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探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理论取向。
政治经济学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历史前提的，并在世界体系格局的不断演化中凸显出来。尽管不能把“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但是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他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特别是为日后研究这一主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但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却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和思路、结构。尽管世界体系格局的演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是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世界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扩展
人们在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往往要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起源，从而要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源头。我认为，尽管不能把世界历史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但它却是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前提。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
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的经济关系研究中，就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向作了总体概括，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扩展及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变化作了考察。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基础上的发展，是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不能在自我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不能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和开放性。“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动力[1](P86)。反过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上的反映。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越出了狭隘的地域，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之中。这时，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开始纳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体。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联系的，并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政治经济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未来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发地实现工业化，如当时的法国和德国；一条是被工业发达国家以殖民化的方式被迫工业化，典型的国家是印度。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最显著地反映在第二条道路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一种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世界性交往。它以强制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P276)；它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一个“中心”与“外围”相对立、“中心”控制“外围”和“外围”依附于“中心”的世界体系。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所采取的殖民化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原始积累”时期，发达国家对殖民地进行公开抢掠，强行地把它们拖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者对印度采取殖民政策必然导致两个后果，即“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1](P768)。二是发达国家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以后，对它们进行殖民式的剥削和掠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侯，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P772)。
发达国家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殖民剥削和掠夺方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这种灾难的程度是深重的，但是，这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所负有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1](P773)
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仅说明了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更广阔的视野，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问题。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的。他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理论分析，成为他晚年扩展由他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伸展，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现象；二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而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前一个变化表明：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的潮流面前，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后一个变化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正是因为马克思有了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所酝酿的革命风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或者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2](P451)。马克思在对世界历史问题分析基础上所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广阔视野，从而也为人们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上分析可见，正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使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发达国家生产关系的研究扩展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生产关系的研究，也正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发展的世界眼光。
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关于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中有无经济全球化理论分析的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意见分歧。我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论述经济全球化问题，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却为经济全球化理论奠定了分析的基础，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一些恢弘的构想和精湛的论述，却为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和思路、结构。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中曾经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过构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最初的构想：第一，“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3](P45)。第二，“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从异化劳动范畴出发，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推导出私有财产范畴，再借助这两个范畴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1857年下半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为政治经济学原理部分的理论体系设计了“五篇结构计划”。这就是：“(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4](P46)
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马克思修改了“五篇结构计划”，公布了他的更为清晰的“六册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5](P31)。从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想发展来看，他打算对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所有者角度来划分的三个主要经济关系，即资本家拥有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雇佣劳动者拥有劳动力，分别作出详尽研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国家问题，即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然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国家的对外贸易，或者说国家对外的问题；最后再研究涵盖了各国经济关系在内的世界市场问题。显然，马克思是打算在其中的第五册《对外贸易》和第六册《世界市场》中研究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
当然，马克思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部分，即《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一直认为，这些属于“基本原理”的内容，是他整个著作的最难论述的部分，也是他整个著作的“精髓”。这一部分论述清楚了，其余部分后人就可能较为容易作进一步的论述了。尽管如此，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文献中，特别是在他的卷帙浩繁经济学手稿中，还是留下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
首先，关于国际分工问题的论述。国际分工是国际交换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国际分工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标志着一国的社会分工超出了国界。国际分工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并随着资本、资本关系的国际化而日益向有利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发展。欧洲殖民者国家凭借其机器工业生产的优势，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殖民掠夺，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这不仅打破了殖民地国家的自然经济，而且还使它们卷入了国际交换，从而形成了欧洲殖民者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工形式，即欧洲殖民者国家从事工业生产，殖民地国家成为它们的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这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一直延续至今。在世界体系发展为以“发达”为“中心”、以“不发达”为“外围”的基本格局情况下，国际分工体系也发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的状况。马克思也深刻揭露了国际分工的这一“灾难性”后果：“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借的新债务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主义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从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6](P348)
这种浸染着资本主义“灾难性”的国际分工，成为理解当今世界市场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性质及其后果的重要基础。但是，从历史上看，国际分工还是有着显著的进步意义，例如改变了国际交换中商品的构成，打破了生产的封建束缚，代之而起的是各个民族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恩格斯认为，国际分工发展的积极意义在于：“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7](P361-362)
其次，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与国际分工的发展相适应，世界市场的扩大成为经济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世界市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世界市场，是指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所谓广义的世界市场，则是指在国际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各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和，是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整体或总体。
世界市场的产生是生产力及其交往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力量。马克思在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更多使用的是广义的世界市场概念。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产生直接与资本的本性相联系。资本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本性，使它对剩余劳动具有贪得无厌的欲望和不可遏止的扩张冲动，从而它会处于不断积累的运动之中。随着生产的日益扩大和资本在国内统治地位的稳固，它必然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去寻求自身发展的市场。“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4](P46)。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在国际范围的流动必然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扩展到世界各地，资本的国际化一旦由流通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就产生生产的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必然是经济过程各个因素、各个环节的全面的国际化，直至各国经济活动的全面的国际化，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经济关系也由此成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生产体系和世界经济关系。
马克思认为：“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8](P278)但是，马克思也认为，世界市场的充分发展必然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展开了”，危机则是这一切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世界市场的整体存在，使得资本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自身存在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要求有新的生产关系形式，而世界市场的整体存在已经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形式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因此，资本主义一切矛盾在世界范围的展开和危机的爆发并加深，必将促使人类采取“新的历史形式”，即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统一不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4](P178)。
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二重性质的分析，从来就是建立合理的世界市场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全球化二重性质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问题的分析，更从来就是建立合理的世界市场关系的重要内容，是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严格地说，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领域凸现的产物，但是，它的发展进程却是与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所带来的世界体系格局的变化相伴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这种世界体系格局的不断演化中发展的。
我们已知，第一次科技革命在使生产力成百倍地提高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扩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被囊括进资本主义世界。世界体系格局明显表现为，“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1](P276-277)。在这一世界体系格局下，马克思研究了世界历史，为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下半期，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生长成为金融资本，资本日益向世界范围扩张，经济日益国际化。世界体系格局发展为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发达国家与多数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对立。在这一世界体系格局形成中，马克思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为列宁及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使世界体系格局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日益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劳务、信息、金融、货币、技术等世界市场得到发展，产业资本的国际化也有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发展中国家积极投身于世界经济活动之中。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以“新殖民主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着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被引向有利于发达国家发展的轨道；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大量被掳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日益呈现出外向性特点。世界体系格局进一步发展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外围”）的对立。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世界体系格局的新的变化中，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经济关系为研究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中探讨最为突出的理论就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依附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理论。在对依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诠释中，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集中于德国经济学家安德列·岗德·弗兰克提出的“不发达的发展”和巴西社会学家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提出的“依附的结构”。
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试图说明，在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结构中，“宗主”剥削着“卫星”，致使“卫星”所产生的发展，不过是一种“不发达的发展”或“卫星式的发展”[9](P114)。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产生“不发达的发展”，原因并不在于体制的缺陷和资本的匮乏，而是发达的宗主国和不发达的卫星国之间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关系及其他关系的发展[10](P92)。
在“依附论”中，多斯·桑托斯的重要贡献就在于解释了依附概念，分析了新的依附结构形式。他把依附解释为“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11](P310)。这基本讲清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隶属关系，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多斯·桑托斯看来，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殖民地型依附和金融——工业型依附两种形式而言，现阶段的技术——工业型依附就是一种“新的依附结构”形式。这种依附形式在技术、原料等方面，在生产体系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既有方式存在问题，以及自身的发展存在弊端。
“依附论”对新的世界体系格局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分析具有开拓性，为人们研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不可否认，它的研究存在一些偏颇，但它却使人们进一步清醒认识到，研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乃至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理论价值。
“世界体系论”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从世界整体发展的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时期的重要理论研究取向。这一理论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艾曼纽尔·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素”，如分界线、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等组成的社会体系。这些要素时而由于相互间的引力结为一体，时而又由于内部的竞争相互冲突而发生分裂。世界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推动的、可以自我调控的社会体系[12](P347)。他把世界体系看成是整体性的经济单位，有整体的发展与变化的规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与变化必然要受到世界体系发展与变化规律的支配和制约。
现今的世界体系格局具有“三元”性质是“世界体系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除了有“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外，还存在着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国家，这些国家既受到“中心”国家的控制，同时又可以部分地控制“边缘”国家。“半边缘”作为世界体系中的“第三范畴”，其政治意义在于它通过贸易可以使世界体系的经济趋于大体平衡，它通过矛盾调节可以缓解世界体系的两极分化，它通过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层位变化起到“安全阀”作用。世界体系中“半边缘”国家的存在，说明了“世界体系论”是以发展变化的眼光、以整体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代阐发。从世界历史出发，从世界体系出发，可以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可以正确认识和把握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凸现以后的这10多年来，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本质、挑战等方面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纪之交的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认为，全球化不是新事物，从资本主义产生的15世纪以来，全球化就一直在进行，只是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进程才大大加快。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向全球扩张，将摧毁一切民族国家的边界，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今天的全球化使这些都成为现实。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上，巴西社会学家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我们今天的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就是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这是一种反动政策，其反动性就在于力图把今天的世界拉向倒退，把世界经济拉回到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时代。这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实际上仍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是相当强的。必须要认识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具有的欺骗性。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统治时期都没有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在他们那里，国家掌握着大量的经济成分，但是代表他们的西方经济学家却向前苏联、向发展中国家建议实行全面私有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问题上，一般涉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两个方面。就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而言，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且也存在着社会和政治维度，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两种空间的契合为基础的，这两种空间是：决定积累再生产的空间，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空间即中心民族国家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利益的逻辑会要求赋予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这种逻辑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媒体号召取消国家的社会干预，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时采用的全面的反国家活动之中[13](P242-243)。就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而言，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不平等在世界范围通过南北之间的两极分化表现出来；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公民权；它通过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和金融市场的急剧波动，以及资本的无序流动，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它所倡导的利润、市场决定一切，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破坏，由此而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场所，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遭受巨大障碍。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经济全球化起源、本质、挑战的论述，虽然观点零散、不成体系，虽然分析可能有失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一种新的理论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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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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