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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斯蒂芬·斯特恩(Stefan Stern)
2006年5月10日 星期三
去年夏天，当那些比较幸运的新奥尔良市民为躲避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而跳进他们的汽车时，没有人会停下来想一想半个世纪前某位经济学家写下的预言。
在1958年出版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一个多星期前辞世，享年97岁）将美国穷人所遭受的公共污秽(public squalor)，与他们那个新兴消费社会其他人新近享有的富足进行了对比。
他写道：“开着桃木内饰、配备空调、动力转向和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的家庭，穿过了坑坑洼洼、垃圾遍地的城市。”去年8月份，从直升机上俯瞰路易斯安那州满目疮痍的新奥尔良市的电视记者，不妨将这些话用写入自己的新闻稿。
加尔布雷思犯下了一个学者所能犯的最严重的“罪行”：他受到了欢迎。他的书销量达到数百万册，他的著作在世界各地得到阅读的和尊重。但人们——尤其是他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对他的去世反应出奇冷淡。
有些人辩称，他并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不运用、也不理解各类模型。与撰写严肃的论文相比，他对写作更感兴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梅格纳德·德赛勋爵(Lord Meghnad Desai)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中称，再也没有人读加尔布雷思了，也不应该去读：他的多数想法都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经济学家们借用加尔布雷思的深入浅出和引人入胜来反对他，似乎有些奇怪。毕竟，他的工作成果通过了终极市场考验：它们卖了出去。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对加尔布雷思的思索，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他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撰文指出，“他对各种‘煽动武器’——反语、讽刺、嘲弄的精明运用，并非总能让那些比较严肃的同行满意，但却让我们其他人欣喜不已。”
为什么经理人应该关心这位新近辞世的经济学家是否享有持久的声望？这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这样的：人们对他辞世的冷淡反映（至少在某些圈子中是这样），恰恰表明加尔布雷思曾出名地嘲讽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依旧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按照这种“智慧”的逻辑，难道加尔布雷思在70和80年代与货币主义者的争辩中没有全盘皆输吗？难道他没有成为一个边缘人物，陷于统合主义(corporatist)的历史中吗？这位老人对21世纪的生活能有什么指教？
当然，在当今时代，“新”有了新的含义：市场没有记忆；股价全是有关未来的，而不是过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传承毫无意义。这就是今天的传统智慧。
如果你想有所作为，那就去拥抱新事物。克林顿(Bill Clinton)以“新民主党人”的形象参加竞选并取得了胜利，正像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他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创造出“新工党”(New Labour)一样。“新的、新的、新的，”布莱尔曾经在一次与欧洲同僚的会议上高呼，“一切都是新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辩称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很多东西。对任何领导人而言，设想以自己执政之初的时代作为“元年”，这样的想象很有诱惑力——不过，像布莱尔一样，许多人在执政末期似乎都会为“传承”操心。
加尔布雷思懂得所有这一切。他目睹了市场中的拜“新”之风。“在人类涉足的领域中，历史的价值很少有像在金融界那样低，”他在1990年出版的《金融狂热潮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中写道，“过往的经验（假如它还在记忆中）遭到摒弃，被视为那些不能洞察当今伟大奇迹的人所依赖的原始避难所。”
长寿和经验十分重要。加尔布雷思经历了华尔街的崩盘和经济大萧条，目睹了苏联的崛起和覆灭，见证了油价的冲击和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他对企业的批评，虽然并非总能得到事实的佐证（通用汽车(GM)从前可能对消费者恃强凌弱，但早已今非昔比），但却预示了今天的反企业抗议潮流。而在去年卡特里娜飓风袭来时，他对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挑战的理解，被证明正确得可怕。
人们应该允许经济学家们犯错误并改变他们的见解。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三年前不也承认错误了吗：“以货币数量为指标，没有获得成功……今天，我不确定我是否会像原来那样强力地推崇它。”（《与FT共进午餐》，2003年6月7日。）
如果加尔布雷思与他的读者产生了共鸣，那是因为他对人性因素的理解，使他从计量经济学图表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我们应该明白，”他在去世前不久对一位采访者说，“经济学领域以外有一些成就，非常伟大的成就。”
正像他自己所言，在寻求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尤其是当他们舒适地、满足地、甚至幸福地犯错时”）的过程中，加尔布雷思交的朋友比敌人多得多，即便他的一些敌人很富有、很有权而且很自满。
或许他对叶芝(WB Yeats)的诗《航向拜占庭》 (Sailing to Byzantium)比较熟悉。在这首诗中，对于人们永远拘泥于新事物、而自己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诗人进行了反思：“惑于感官的音乐，全都无视/纪念永生的智慧而立的碑石。”
译者/梁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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