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必要否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使得在微观层面上“老板难当了”。但是,西方的资本家们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从马克思的理论中调整自己,学会利用马克思的理论来为自己服务。而这种利用的前提是他们有着完善的阶级意识,即:西方的老板们充分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在企业中作为老板,更是在社会意义上属于资产阶级,从而作为被马克思承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力量而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所导致的社会氛围使得自己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滋润舒适的经营环境中。
但是,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无论是试图培养资本家的人——比如邓小平,还是已经成为资本家的人,都没有意识到有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正如我在别处指出过的,中国,有老板,但没有资产阶级。中国的困境还不是苦于老板剥削工人,而是老板甚至不懂得怎样去剥削工人。
当一百年前,西方社会已经依据员工的综合素养来给付报酬时,我们到今天还停留在工资额上的来回拉锯。当西方企业已经设立人力资源部用医疗保险来规范员工的生活卫生习惯时,我们这里的企业还停留在员工行为守则的较真上。当西方企业已经学会塑造企业文化来形成一个有利于企业经营的社会氛围时,我们这里还停留在如何用提成和奖金刺激员工的积极性上。
那个所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学着基佐那句“先赚钱去让自己富起来吧”而抛出“猫论”时,所有人都误解成了“唯利是图”才是楷模,而当所有的人都误解了,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段话说得很好,既然我们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带有资本主义的残余,那么就应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不是一味的强调以什么为中心。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或者说客观规律,也不会以某个决策者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早已告诉我们:人对需求的生理欲望是一种不可撤销的需求。这就好比当文明遇到生存需求的反击时,这个“文明”就已经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