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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这是个上访的故事，这是个女人上访的故事。这是个普通农村妇女上访的故事。
看了将近10篇影评或讨论文章，绝大多数是在关注电影对“上访”这一敏感的政治话题的大胆呈现。一些人因此为冯导点赞，觉得只有想他这样“腕儿”级的导演才能拥有这样的话语权和可能性去拍摄如此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题材。也有人说这电影一般，有人点赞是因为咱们这儿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你敢拍，我就敢点赞”。说这电影其实是一部混合了主旋律鸡汤的主流影片，里面没有一个人有坏心，从大领导到基层公务员，大家出发点都是想帮助这个农村妇女的，只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最后以领导的真诚反省和上访者自己的放弃，回归日常生活，而似乎获得了一个还不坏的结局。
大家关注的焦点纷纷落在“上访”和体制上，在电影带来的舆论的沸腾中享受着一点点言论的自由以及对现实的不满被宣泄的快感。这可以理解，毕竟，这种机会不太多。
然而，故事的女主角，所有故事的生发原点——李雪莲，却在几乎所有关注中“失焦”了。
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篇文章主要讨论李雪莲及其命运在这个故事中的意义。这也不不奇怪（说不奇怪不等于认为这是正常或正确），因为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上访主题和对体制的轻拍显得似乎更为重要，而故事的女猪脚只是讲故事的工具。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女性，在面对政治与国家的讨论时，经常是被选择性忽视的。她是隐形的，不被看见的，因此也是不重要的。这几乎已是一种思维惯式。
那我们就来看看李雪莲的故事。
一、一个农村妇女与国家
她原先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参考了城市的流行做法，为分到一套单位的住房而提议和丈夫假离婚。没想到丈夫是渣男，这边离婚（fen），那边结婚（fen）。住进新房的是别人，自己傻叉叉的为别人做了嫁衣，准备了新房。
她受不了了，无处申诉。带着腊肉猪腿，找到远远远远房亲戚王法官，要法院判他们的离婚是假的（因为在她看来实际上就是假的）。然后复婚，然后再离婚。
她不能理解，法律上的离婚就是真离婚，手续上的离婚就是真离婚。在她看来，和丈夫假离婚是商量好的，就是假的，所以她觉得法院知道了缘由以后也应该判是假的。法院最后判他们真离婚是因为收了前夫的好处，偏袒“那个畜生”。因此她觉得法院判错了，既受了骗又受了冤屈，于是一路从县法院告到县长告到市长，再告到北京的大领导。这是她的逻辑，她认为的正确或正义，基于她“事实就是如此”的农村妇女的朴素判断。因此她觉得自己是有理的。这点我觉得电影呈现得基本合理，尽管很多人从自己的角度觉得这无法理解，是她“在发疯，在无理取闹”。这是没有从一个农村妇女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而电影呈现出了这个角度。
她也有错。毕竟她的出发点是以假离婚欺骗丈夫单位分房（片尾给出更深层的原因是想要二胎），因此也欺骗了民政部门和政府。但是，还要问问，谁使得她非要去骗的？在城乡二元体制和农村身份的限制下，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搞到一套城里的房，然后一家人搬到城里其乐融融的成为城市人；或者是为了躲过计划生育，多要一个孩子，这对她而言，是能够知道的、唯一可以选择的、并且是合法的方式。因此也不能完全说是她的错，只是随大流的钻了制度的空子。
她的另一边是体制或政府，或称公权力，它的背后是国家。法院说我没有判错啊，你们就是真离婚啊。领导开始也因为这并非冤假错案而显得理直气壮，不太想管，才造成事情最终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局面。而她一次次的上访，一次次的失望，最后成为上访专业户就是由于一级又一级主管部门和领导的不管、不作为，“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
这是原著故事的一个巧妙设置。即，这就是一个法院或政府没有判错的案子，不是冤假错案，政府一定程度是占理的。因此，也减少了这个故事本身对现实（ti zhi）的批判力度，增加了在现有舆论环境下能生存下来的可能性。
而且，这样的设置也增加了故事的荒诞性（也有人觉得这个故事还没有达到荒诞的高度）：一个没判错的案子如何造就了一个农村妇女长达十几年的漫漫上访路。
影片中，公权力并没有想主动伤害她。相反，它一直处于守势。好像很被动，只是一直在处处防着她，把她请去喝茶，送她年货，到她家和她一起做饭，从小地方到大北京的到处去堵她，一心只想着把她带回家。现实中的故事可能没有这么温和。
讲到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又被遗漏了，就是我们不能忘记她的身份——一个农村妇女。
影片中有一处，省长在教导下属注意工作方法时，意味深长的说，李雪莲作为一个和北京发生过关系的农村妇女，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了。不能用对待普通的农村妇女的工作方法对对待她了。那让人不禁想知道，对待普通农村妇女的工作方法是啥子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农村妇女，是一群贫穷（李雪莲倒还有个能养活自己的农家乐）、没受过什么教育、没有见识的人，几乎处于社会等级系统中的最底端，不受尊重，不受重视。在政府一贯的工作方法中，这部分人基本是无害群体，不会发出什么声音，是“无言的存在”，也难得去关注到。然而，一旦这个农村妇女和北京的最高权力发生过关系，哪怕是通过地方政府和领导最不希望看到的上访的方式发生，他们就很难再去选择忽视她了。这个妇女，还能让他们在冷不丁的情况下就处于被动状态，甚至乌纱不保。
这就是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庞大的公权力和地方政府惯常的工作逻辑，在面对这样一个不太配合的螺丝钉的情况下，显现出了它们的脆弱性。影片中，基层公务员和地方官员真的是怕啊，怕这种事啊。相信真实的情况也差不多。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以“防”为主的工作思维，通常非常容易陷入被动。因为每一个个体，实际是很难防住的，需要投入巨大的治理成本。
二、一个农村妇女与男权
李雪莲不断上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夫的诋毁。也就是片名想要辩解的《我不是潘金莲》。在她找到前夫想要一个说法，让他口头承认离婚原本就是假的，她也就算了，放弃上访了。然而没想到前夫居然在众人之下说出，她婚前已经不是处女，和别人睡过。自己结婚是吃了亏的。她是潘金莲。
这才是这个女人不断想得到一个说法的重要原因。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这样道德上的指责，无疑会变成一种可怕的社会压力，让她无力辩解，让她今后难以容身。因此在这之后，她甚至还想过找人杀了前夫。她先找了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没有用。又找了对她打了很久主意的买肉匠，准备牺牲一下色相，也没有用。影片通过一种可笑的方式呈现了她的杀人计划，一个女人的复仇，多么可笑，因此也多么无力。况且还需要通过其他男人的帮助。（这里可以脑补一下GONE GIRL《消费的爱人》中对女性复仇杀人的呈现，可以看出中西对女性主体性的不同理解，blabla）
这里点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个核心表现，是男性有权要求女性的贞操，女性则不能，这也是男权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简言之就是，一个社会男权特征越明显，对女性的贞操观念就越重。反之，一个社会性别越平等，对女性的贞操观念就越淡（可以自己找找国家来对对号）。
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贞操观还是普遍存在与一些男性或女性中，以及一些地区。在影片呈现的县城或农村地区，以“不是处女”这种罪名诋毁一个女性是潘金莲似乎还有较大的存在空间。或许在城里人看来（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农村人），这都是婚前的事，又不是婚后，和潘金莲通奸杀夫完全不是一回事，怎么能放在一起说呢。但是，一个农村出来的、男权思想浓重的男性，还是可以因为老婆结婚时不是处女的心里“疙瘩”，来把罪名安在她的身上，为自己后面的欺骗找到一个“合理化”的借口。而因为这一切是事实，也让李雪莲无力反驳。她没有办法以一句：“我不是处女又怎么样？”来反驳，因为社会和文化不允许。
于是她别无选择，只有继续上访，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自证清白。
这时，另一个男性出现了，她的中学同学赵大头。赵暗恋她多年，通过赵，她无意间得到了在人代会期间接近大领导的机会。赵也没有趁她落难的时候占她什么便宜，看起来比较靠谱，因此发展到后来，赵本来可以成为李雪莲重新开始生活的一个重要契机。但是，在一再说明不再上访不被领导相信之后，一气之下，她还是继续走上她的大北京上访之旅。冯导在这里顺便教育了一下各位“领导”，关键时候还是要相信群众啊。
她已经不再相信ZF，但她选择相信赵大头。相信这个男人是真的在帮她，想和她结婚。于是，在躲避堵截她上访的各路“追兵”的路上，她被赵大头带到一个旅馆。赵说只有一个房间了，所以只能一起住。从接下来发生的事看，这当然是假的。
赵进房后就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从台词的呈现可以看出，李雪莲一直在反抗，“你不要这样”、“你在这样我就生气了”，最后还说“你这是强奸”。然而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反抗多数只能归于无效。他最终占有了她的身体，完了还问她好不好。强奸了还问你好不好。李雪莲顺着他说了，好，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看，男权胜利了。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领导耳中。李雪莲又有男人啦，她要结婚了，所以就不会再上访了。她的麻烦和所有人的麻烦都结束了。
她不会知道，这一切都是赵在法院贾聪明的蛊惑下，以解决赵儿子工作转正为条件导演的一出戏。赵因为利益的诱惑已经站到了公权力那一边，还和她睡了。赵就是组织派来“瓦解她意志的”，通过性的方式，通过对她身体占有的方式。看似是赵把她睡了，其实又是公权力把她睡了。性、女性的身体和政治的结合在这里达到高潮，当然，是以男权和公权力合谋的方式。这也成为影片接近结尾时的一个大转折，加深了讽刺的程度。
本来以为可以不再上访，本来以为可以和另一个男人开始新的生活，结果这一切又成为梦幻泡影。当她知道这些后，也不能怎么办，大病一场以后，继续上访。因为除此以外，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性别政治对一个农村女性的压迫展现无遗。
三、李雪莲有没有反抗精神？
故事最后以前夫的意外死亡告终。李雪莲因此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准备寻死。
她有没有反抗精神？或者有人讨论这部电影有没有女权的影子？如果反抗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反抗，女权是指对男权的反抗，对性别平等的争取，那么这部影片是没有的。或者说其实电影本来可以呈现这一面，但导演没有。
这不知是刻意淡化还是因为冯导本身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传统”男性，对女权无感，敬佩的是守寡到死、奉献牺牲的女性（《唐山大地震里的徐帆》）。所以片中的李雪莲只是一个执着要为自己讨说法的农村妇女形象。她有的只是对不公的反弹，而不是出于自觉的反抗。甚至要不要上访都是来自“牛的意见”，个体似乎没什么主体性可言。最后因为人死了，上访失去理由，也不再有活下去的支撑。因此最后在小馆子里的李雪莲，也只有时过境迁的无奈和淡然，而不是觉醒。
因此，还是可以说，作为女猪脚的李雪莲，只是导演讲述一个农村妇女和国家公权力故事的工具。这不是一个个体反抗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女性反抗的故事。她个人，并没有真正的成为主角。
而冯氏对于希望两头达到和解的结局，确实非常主旋律。公权力开始反思，个体也回归正常的生活。好不好呢，各有评说。
毕竟，在这里谁都明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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