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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争夺战
扳倒刘志华，是郭文贵第一次与马建合作，借助国家安全力量介入财富争夺。这次合作无疑是成功的，郭文贵夺回被刘志华依靠权势抢走的地处奥运黄金地带的摩根中心，马建则为他在国安部内主管的部门获得了不菲的工作经费外部支持，还为国家揪出了一个罪有应得的腐败高管。这桩一举三得的胜利为郭文贵与马建等国家特殊强力部门官员展开更紧密合作奠定了基础，事后看，一个潘多拉盒子也由此打开，郭文贵用它裹挟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为其牟取不正当利益，上演了多场对财富和公权力的围猎。
2008年，天津环渤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环渤海)的一次内部纷争，郭文贵以“捞人”的角色介入，却从此“引狼入室”，他通过隐秘操作获取了天津环渤海下属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华泰)的所有权，并从中套现4亿多元现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资产。在此过程中，郭文贵对国家强力部门的“借刀杀人”多次出现。
2008年初，北京银邦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银邦伟业)在整合公司资产过程中，发现自己持有60%股份的北京凌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凌云)已经更名为北京世纪泰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世纪泰和)，而银邦伟业在北京凌云拥有的股权在这次变更中不翼而飞。
按照股权结构，银邦伟业控股北京凌云(世纪泰和)，北京凌云控股天津华泰，三者都是天津环渤海控制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资产是天津华泰持有的“津滨发展”(000897.SZ)1.8亿股可流通A股，2006年时候的市值约5亿元。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天津环渤海董事局主席郑介甫告诉财新记者，2006年前后，天津环渤海旗下的几家公司上市之后，为规避关联交易问题，加上由于一些项目资金链紧张，有一些银行负债，为规避1.8亿股津滨发展股票被拿走，他特意把天津华泰拿到集团体外，由天津环渤海董事赵云安代持并担任董事长。但不幸的是，这个特意设置的股权结构网恰恰被赵云安利用。
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06年10月16日，世纪泰和董事长赵云安使用虚假的银邦伟业公司公章，模仿银邦伟业原法人代表吴熙恩的签名，将银邦伟业持有的世纪泰和40%和20%的股权转让给两名自然人。之后又转至其弟弟赵克安担任法人的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和达创新再收购了天津华泰一些小股东手中的11%股份，和达创新透过世纪泰和及自持，合计对天津华泰控股达到73.2%，赵氏兄弟成为天津华泰最大的股东。
实际上，此时的银邦伟业已经被郑介甫质押给了河南焦作商人谢建升。谢建升和郑介甫均告诉财新记者，当时郑介甫在购买俄罗斯“基辅号”航空母舰后，需要向对方支付1600万美元的中介费，但资金不足，故向谢建升借款1100万美元。2006年8月1日，谢建升以焦作凯莱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郑介甫签订了11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合同商定，以天津华泰的股份质押给焦作凯莱大酒店，期限为3-5年。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持有“津滨发展”股票的天津华泰放在北京凌云名下，而将控股北京凌云的银邦伟业质押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之所以要这样的结构，是因为银邦伟业是个较为干净的公司，没有太多的债券债务。在借款完成后，他就将银邦伟业等公司的印章收缴。
2007年第三季度牛市出现，津滨发展每股涨到23元，天津华泰市值达到近30亿元的高峰。天津华泰多次以不同价格减持了大约7000万股的“津滨发展”的股票，共计套现近10亿元左右，这些套现资金都落入了赵云安的控制。
2008年6月，郑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赵云安抓获。此后，赵云安私下转到福建宁德的一笔两亿元的资金也被追回。
多个消息源告诉财新记者，赵云安被抓后，其家属多处活动，并联系了盘古投资的副董事长虞晓峰。虞晓峰和赵云安是同学，曾受赵云安推荐，于2006年11月至2008年9月间担任过天津华泰的董事。
财新记者获得了承德市公安局2011年4月-11月对郭文贵、虞晓峰、赵云安等人的数份问询笔录。其中虞晓峰和赵云安的笔录显示，2008年6月，虞晓峰将赵云安案告知郭文贵，郭文贵设法将其“捞”出。赵云安取保候审后，为感谢郭文贵，同意借款3亿元给彼时正掣肘于盘古大观项目资金困难的郭文贵。
双方设计的操作方法是：由郭文贵下属的政泉置业，收购赵克安旗下和达创新的所有股份，主要资产是其控股的天津华泰；赵云安则拿走了2500万股津滨发展股票加上和达创新账面上的1000多万元资金。
在笔录中，郭文贵称，当时赵云安给交易对价的估值是3亿元，但鉴于华泰的债权债务需要进一步调查，内部股东存在纷争，所以政泉置业暂时并不支付对价款，待公司价值、资产确定后再支付，但最多不超过3亿元。
实际上郭文贵最终并未支付任何费用。郭文贵在笔录中称，当时政泉置业刚和北京保利终止合作，政泉置业处于交接过渡期，不方便接收和达创新，所以安排曲龙和郭汉桥代持，等到弄清和达创新的资产、政泉置业完成过渡的时候，两人须再将和达创新的股份转回政泉置业。此外，因债务纠纷发生诉讼，政泉置业的账户被冻结，无法直接转账。郭文贵分得的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也转至曲龙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垠公司)走账，再以政泉置业出具支付令的形式，将钱直接划拨到政泉指定的债权单位。
郭汉桥为郭文贵的投资顾问，而曲龙与郭文贵曾是“不分彼此”的兄弟关系。曲龙1970年出生，黑龙江肇东人，1992年在黑龙江省交通厅驻京办事处工作，1996年下海经商。财新记者获悉，郭曲两人相识于1998年左右，当时郭文贵在国外躲事，其宝马汽车由侄子放在曲龙的汽车修理厂中修理，两年间共欠曲龙100万元左右的修车款。郭文贵回国后一次性结清欠款，两人由此关系密切起来。
2005年左右，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建设急需资金，曲龙帮助郭文贵在湖南融资1亿多元，但郭文贵迟迟还不上欠款，曲龙被债主逼债，于2005年3月以涉嫌合同诈骗被湖南公安刑事拘留，2005年6月逮捕，后经家人多方筹措，在支付了一定款项后，于2005年9月取保候审。曲龙家属告诉财新记者，曲龙被抓后，郭文贵即出国躲避，曲龙取保后郭文贵才回国，并多番安慰曲龙，“许诺两人均分公司利润，曲龙之后继续与郭文贵合作”。
扳倒刘志华后，郭文贵不方便再出面运营盘古大观等项目，让曲龙出头帮忙操办盘古大观和政泉公司，并以盘古大观为主。2008年5月，曲龙被任命为政泉置业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年底分红不低于500万元。
但两人的亲密关系并未持续太久，在郭文贵取得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之后不久，两人就这两家公司的归属权彻底决裂。郭文贵指责曲龙利用担任政泉置业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地址等方式，将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占为己有，并更名为源润控股；曲龙矢口否认，称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是因为郭文贵无法支付对价款而转让给他，并且要求郭文贵归还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
此外，曲龙的中垠公司曾出面帮助郭文贵购买石家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份。两人矛盾公开后，曲龙向安全部纪委、中纪委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2011年3月31日，曲龙驾驶的车辆在北京东四环的颂江南大酒楼窑洼湖店院内遭多辆车围堵，曲龙被砸开车窗后带走。据曲龙家属介绍，后经警方和其调查，执行人员为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贵手下等相关人员，共计10余人，以“涉嫌非法持枪”将曲龙带至承德市公安局。
而此时间节点正是在曲龙举报郭文贵侵吞民族证券国有资产之后不久。曲龙被带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
2011年5月6日，以涉嫌“非法持枪”被抓的曲龙被以涉嫌“职务侵占”被批捕。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二审以职务侵占8.55亿元判曲龙15年有期徒刑。
逼退各路对手
在郭文贵与曲龙反目之际，发现抵押物不翼而飞的谢建升走上了漫漫维权路。2009年，谢建升在得知天津华泰被转给郭文贵的消息后，前往澳洲找到了郑介甫，郑介甫将原来质押的银邦伟业转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他回国后查看原本属于银邦伟业的天津华泰相关账目，发现公司已被掏空。
谢建升曾先后找到郑介甫、赵云安、郭文贵和曲龙等人讨要，但谈判无果，甚至爆发冲突。2012年8月，谢建升以合同诈骗向焦作市公安局报案，并获得公安部对案件办理的批示。焦作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赵云安被抓捕归案，郑介甫遭监视居住，郭文贵则第三次逃往海外。
但在赵云安供认不讳、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赵云安仍被取保候审。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经其调查得知，时任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指派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来焦作，以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的理由，希望取保候审，但遭到焦作市公安局的拒绝，后通过河南省检察院批示赵云安不予批捕，赵云安得以缴纳保证金释放。2012年7月，焦作市公安局再次接到国安部发函，称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责令焦作市公安局撤案。
此后，谢建升多次上访，并在2014年3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时，将此案向巡视组反映。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河南省检察院向其道歉，案件得以在2014年6月重新启动。
赵云安被再次抓获，彼时的曲龙正在河北保定服刑，也被通过司法途径押解到河南。但河北省政法委领导随即派河北省监狱管理局高层到焦作，以曲龙在监狱中被发现涉及其他案件为由，要求调回河北。遭拒后河北方面再赴焦作，以国家安全部和河北政法委联合办案为名要人，2014年9月12日，曲龙被押解回河北。
而后，事件发生戏剧性逆转。9月30日，负责谢建升案的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以涉嫌受贿遭到调查。谢建升也因涉嫌行贿王绍政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海外。
财新记者在焦作采访期间，曾询问焦作市公安局关于谢建升一案，焦作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以先了解情况为由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之后财新记者多次拨打相关科室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而天津华泰相关利益人也遭遇到各自不同的命运。郑介甫以涉嫌职务侵占的罪名被郑州市公安局通缉，通缉解除后又被焦作市公安局通缉；天津环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险爆炸物”带至承德，后以“涉嫌职务侵占”被监视居住；郑介甫、谢建升分别避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赵云安、曲龙入狱。郭文贵逼退了各路对手。
拿下民族证券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还将目光放至距离财富金钱最近的金融证券市场。
2009年12月，政泉置业以2.91亿元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6.81%的股份，交易的市净率为2.75倍。
当时石家庄商业银行为民族证券的第四大股东，2009年12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上述股权。但具有优先受让权的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等其他股东均未参与摘牌。2010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批复了这一交易，政泉置业方浮出水面。
由于政泉置陷入财务危机，并涉及多起诉讼，收购民族证券的前期工作以曲龙控制的中垠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洽谈。郭文贵以此为跳板，一年后，又取得了民族证券大股东首都机场集团持有的61.25%股份。
2008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要求“一参一控”原则，即一家机构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参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简言之，一家机构最多只能控股一家证券公司外加参股一家证券公司，并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前达标。
而此时民族证券的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还控制有金元证券。2010年春节前后，在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张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证券为主、吸收合并民族证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绝后，张志忠辞去相关职务，后被刑拘。
2010年12月，首都机场宣布转让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2011年1月13日，这笔股权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16亿元。
该价格被认为是白菜价。挂牌通告显示，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6月30日，民族证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7.81亿元，评估值为25.04亿元。当时即有媒体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市场中，比较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业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民族证券股权时的2.75倍市净率计算，首都机场手中的民族证券股权应该值30亿元。
但是首都机场对竞买者设下高门槛，即由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联合受让体，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2009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这基本是一个无法满足的条件。
民族证券挂牌期满，无人摘牌。具有优先受让权的五家股东中，只有郭文贵的政泉置业提交了受让申请。经过证监会批准，政泉置业一跃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股68.07%。后郭文贵通过增资，将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贵逐步入手民族证券过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龙举报。曲龙称，自己控制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优秀会员之一，在向北交所汇报情况后，北交所推迟了郭文贵取得首都机场所持股份的进度。
曲龙在举报材料中称；“2009年至2011年，郭文贵伙同国家安全部等部门个别工作人员，以国家安全工作需要为名，多次开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总局、首都机场集团将首都机场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低价转让给政泉置业。而在收购过程中，为避免正常收购竞争和溢价，郭文贵以同样手段，借助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力量，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由河北政法委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低价收归政泉置业。之后，郭文贵还伙同安全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向北京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马建以安全部名义亲自出面协调，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性条件，使得政泉公司成为唯一受让人……郭文贵与少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致使优良的是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
曲龙在举报材料中称，他向安全部纪委等相关部门实名举报之后，“郭文贵却在第一时间致电我，明确告知其完全知晓我实名举报之事，恐吓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这一不合常规的情况，令我极端震惊。”
一位熟悉民族证券的业内人士也向记者证实，在首都机场股权转让以及后续增资中，确实有安全部官员上门找到民族证券的主要股东，“他们态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绍信，口头上称郭文贵的公司是我们合作伙伴，希望关照，价格低一些，以后不会亏待你们这些股东”。
郭文贵前后出资18.91亿元控股民族证券八成多的股份，在与方正证券合并后，其持股市值更达到200亿元。那么精明的李友为何要引入很多人都避而远之的郭文贵？是看中其背后资源，还是另有所图？或许要等李友、马建案公布才能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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