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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英浩：费孝通与《社会》杂志
《社会》杂志是在中国社会学泰斗费孝通的亲自关心下创办的。从1981年创刊号的文章《社会学系的培养目标》开始，费孝通在《社会》杂志刊发过的论文、谈话记录等，共有十三篇，此外他还为杂志创刊周年庆题过两次词。通过梳理费孝通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看到他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从《社会学系的培养目标》
到《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作为中国社会学会的会长，费孝通深知杂志创刊号版面的宝贵，他在《社会学系的培养目标》中惜墨如金，基于世界各国总体形势的眼光，直接从社会学在各主要发达国家中的现实作用切入，而且思虑缜密，条分缕析，层层推进他的论述。大致涉及的话题有：罗致专门人才一时困难，尽快恢复招生、加快培养新人；参考国外经验，做到胸有成竹；培育公民常识，为未来民主生活奠定基础；关注社会福利、协助政府民政做好工作；追求愿望，把握命运；关于研究方法，要重视传统，承认差距，奋起重建，从头开始；扎实打好学科基础，逐步扩大人才队伍，为现代化发展及早准备亟需的社会学人才储备。
高校社会学系恢复重建得到国家的批准，费孝通想到的首先是生源以及如何消除人们顾虑的问题。他的种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他奔波于全国各个高校联系恢复重建社会学系的过程中，实际感受到了这种困难。恢复社会学，不仅需要决策层的同意，同样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支持。费孝通认为：“社会学所提供有关社会的知识，实际上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常识。作为一个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国家的公民，有必要能自觉地适应不断变动的现代社会环境”；“现代社会正在逐渐摆脱‘必然王国’的状态，力求按人们的愿望安排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要在日新月异的高速变动的社会里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要有计划地创立新制度、建设新事业”。这一切自然就会呼唤社会学及其必要的研究方法。上述的“自觉地适应不断变动的现代社会环境”和“要在日新月异的高速变动的社会里掌握自己的命运”是费孝通的基本观点，在以后他发表在《社会》的文章或谈话中都反复提及。
重视传统，承认差距，奋起重建，从头开始，是费孝通关于社会研究方法问题论述的概括。
20世纪80年代中期费孝通在《社会》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极为关注的课题的展开——志在富民与小城镇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上刊出的文章，大致都是围绕“小城镇建设”这一主题，主要有《加强小城镇建设是当务之急——费孝通教授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作报告》（张钟汝整理）、《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江村五十年》《社会学的历史使命》（路英浩整理）。
《社会》历任主编与费孝通
及小城镇研究
《社会》杂志前后多任主编都与小城镇的滥觞之源——开弦弓村（江村），尤其是与费孝通本人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一任主编李庆云与费孝通有着频繁及长期的通信交流，他曾谈到：“费老还多次和我通过书信、面谈的方式，就专业学科的教学研究以及师资、学术培养等问题交换意见，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关怀和指导。”第三任主编沈关宝教授生前回忆：“那几年，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上了，白天采访、晚上读书，有时候晚上也要采访，和农民聊天。从1981年底第一次去江村，一直到1987年毕业之前，我断断续续在那儿呆了7年。其中有一年，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我对自己说，这一年任何考试和课程我都可以放弃，就是不能中断连续的观察”。《小城镇四记》中的四篇讲话，沈关宝也都参与了全程的记录整理工作。这在《小城镇四记》最后一篇的“小城镇新开拓”一文的后记费孝通的谢辞中得到了反映：“最后应对帮助我整理本文的沈关宝、李汉林、聂莉莉同志表示感谢。”当然，沈关宝教授个人研究江村的出色成果就是那本有名的博士论文专著《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目前的主编李友梅教授，同沈关宝教授、刘豪兴教授一样，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期蹲点开弦弓村（江村）。《社会》1986年第二期（总第25期）曾发表过李友梅的一篇关于江村妇女调查的手记，题目为《从姑娘到媳妇》。除了各自的专著以外，李友梅有关江村家庭研究的主要成果，与沈关宝、刘豪兴等教授的成果一起，汇总在潘乃谷教授等主编的《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的上册，标题是“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李友梅教授在费孝通逝世前的一个多月在《社会》杂志上发表的《费孝通教授20世纪末研究成果的再学习》论文及其后来出版的研究费孝通思想的专著《费孝通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国小城镇理论、对中国区域发展的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变迁、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等五个方面，详细讲述了费孝通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方面的理论研究。
“乡寰视野”之绝佳体现
1998年第二期《社会》刊发的费孝通《认真解决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一文，是关于那个时期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的。费孝通的论述既有针对性，也有紧迫的现实感。所谓针对性，是指该文实际上是费孝通于1997年10月14日在江苏吴江对“浦东城市化中的农民问题”课题组成员的谈话整理而成的；所谓现实性，这里是与费孝通在《社会》创刊号上强调的“要以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作为自己的重要对象”有关。而20世纪90年代，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民征地”的问题。
费孝通运用的就是我们称之为“乡寰视野”（将一区域之城乡社会发展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这种思维方式）的概念，他从经济组织与文化选择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它的动力、方向和意义的思考中，联想到中国这个几千年形成的小农经济基础和作为其社会结构主体之农民的现代化过程，联想到中国这个“重舟”要过21世纪大关正在行驶的航道。从而他认识到对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这个“龙头”的作用，以及那里提出的不同文化的关系问题、新旧体制的衔接问题、征地农民就业问题等的研究，更紧迫、更重要了。
当然，“乡寰视野”并不像李白在“静夜思”一诗中所说的“举头望”和“低头思”那么容易。经历了“从小城镇到开发区”那样的摸索实践，可以说，比开发区设想更加宏伟的浦东开发开放，显然是对费孝通“乡寰视野”的一次千载难逢之历练的好时机。面对这个巨大而严峻的课题，费孝通交出的初步答卷是：（一）实践如何使开发者与农民的双方利益得到共同保障的问题，以及如何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一个可靠基础上的问题；了解被征地农民的苦衷，减轻他们担心要做的第一件事，至于解决的办法最终会落实到体制的再创新和发展农村经济上来。（二）进一步探讨浦东新区重点开发与乡镇企业的联动，研究安置征地工就业的“载体”；（三）浦东的创造尝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今后的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工农结合以及经济中心的发展新思路，会产生有价值的经验；（四）目前的问题是，吸收征地劳动力的单位自己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其待工人员就业安置的办法；（五）被征地农民需要一个属于他们能够自主的用武之地，为此我们可以从调动乡镇企业的积极性开始，即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2000年，费孝通在《社会》杂志上发表两篇署名文章。一篇是《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映》，另一篇是《社区自理开篇》。前者是他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5月在上海大学举行、由“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稿；后者则是他对当时一个新问题的最新进展的体会。
一生心系社会学
《社会》杂志最后一次刊发费孝通的文章是在2005年最新改版的第一期，题目为《〈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在总序一文中，费孝通清楚地表明他“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认识中国社会）的“入手”点（从农村调查入手），以及大致回顾了他一生的研究经历、经验和方法，最后，仍不忘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说“1979年春天，我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已基本确立。社会学对社会现实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决策咨询提供了一批有益的意见。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应当肯定。自然，我们也自觉地意识到，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在中国历经坎坷，先天不足，后继乏人，还有不少问题和困难”。
如果我们将费孝通这篇在《社会》杂志上的绝笔文章，与他本人在将近25年前为《社会》创刊号所撰写的文章的主旨——奋起重建，从头开始，扎实打好学科基础，逐步扩大人才队伍，为现代化发展及早准备亟需的社会学人才储备——结合起来看的话，不难发现，他的确时时处处心系着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当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社会学这棵大树正在茁壮成长时，不得不由衷地敬佩这位中国社会学的泰斗所作的巨大贡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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