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一个把握重点是“研究对象史 (规定) ”。概要如下:历史I:历史本身, 即对象;历史II:是对象的发展, 形成社会历史系统;历史III:现象, 把握现象的方法和程式;历史IV:认识, 即之于研究对象组成结构的历史认识。这是决定对象提升为研究对象以把握“事的历史”的科学规定性, 从而凸显了辩证法的“事的科学”工作逻辑。以此对接“中华科学”, 可以从中发掘中华历史科学的特殊工作语境。
概言之, 什么是中国辩证法?简单说, 就是道德一体的系统化的本质学说。它在语言问题上, 强调行动在先;在逻辑问题上, 强调历史在先;在规律问题上, 乃是强调“自然” (自然而然, 即发生学) 在先。例如, “一般认为‘道’与‘德’的关系为:道是体, 德是用, 但按照‘道体德用’的标准来划归‘道’与‘德’的外延, 就会发现这两部分中, ‘道’与‘德’不仅在字符上而且在义理上都有相当多的交叉, 特别是‘道’这个概念涵盖较广、义涵较杂”, 这说明了什么呢?“总之, 《道德经》中的‘道’与‘德’是十分抽象的概念, 只有牢牢把握‘道’与‘德’的‘一体两面’、‘体用结合’的总特征, 并在不同层次上显现其具体内涵及关系, 才能对这两个抽象概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道、德一体深化了人们对于事物的整体性理解。一言以蔽之, 中华的辩证用语在于强调:以“道”尺度规律范畴, 以“德”尺度社会行动范畴, 又通过强调道和德彼此之间的依存相通性, 把“周易” (运动规定) 建立为历史“通变”的实践化的学说体系。
彻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在于深刻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变成存在于中国语境中的这种形式”。简洁起见, 我们从反向格义说起。“这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称为‘反向格义’”对应地, 可以“将自觉地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对应、定义中国哲学观念、术语的方法称为狭义的反向格义。”刘笑敢进一步认为, “自胡 (适) 、冯 (友兰) 之后, 西方哲学就成为研究中国哲学不可一日或缺的学术背景、理论指南和照亮方向的灯塔。不懂西方哲学似乎就完全没有资格谈论中国哲学。很多西方哲学的流派都已经成为或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
哲学的研究由于历史和批判规定的缺失, 必然遭致“邯郸学步, 失其故步”的恶果。与之不同的是“辩证法”的中国梳理。即总体认识到:第一, “唯物辩证法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 迅即在中国扎根、发展;并在中国人民为振兴自己的民族、建设自己的国家的伟大实践中, 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唯物辩证法, 并使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富有辩证思维的智慧和传统;中国这块土地上具备着唯物辩证法扎根、发展的厚实的思想文化土壤。”第二, “‘辩证法’在中国环境中已是一种宇宙观和互系认识的方法。它提高人们对偶对矛盾体的敏感性, 对彼此的既具个体性又具相互依赖性、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转化的敏感性。在传统中, 这种性质象征于‘阴—阳’之中;用毛泽东的说法, 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
于是, 一方面是西方语境的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 一方面是“中国辩证法”于历史深处的工作发掘, 中华《资本论》研究就可能越出文本解释学的束缚。要之, 要充分认识到:《资本论》的成书理想是整全历史理解域内的“建构”, 从而, 乃是把“批判=发展” (规定) 作为理论建构原则的。这要求把建构内容提升为“史书元素”, 追求逻辑内容和逻辑方法的双重唯物主义化。以实际历史为依据, 注意对“历史时间”的范畴的把握———把逻辑括号于历史, 从而既避免了唯物史观和一般意义的历史分析方法的等同化, 又能够有效揭示历史过程, 耙梳历史认识进到唯物史观认识论之全体规定。这样, 《资本论》研究的着力点应放置于: (1) 以丰富的专业经济史知识, 牢牢把握住“历史对象”的特点, 实现“知事即史”; (2) 以统一的学科路径, 看待它的科学研究现象, 发掘“历史科学”工作内涵; (3) 努力实现和中国传统的结合, 产生新话语, 以最大限度地引导当下之学术研究。
总之, 《资本论》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史书, 同时又是一部书写生产关系的“特殊历史书”。盖言特殊和别具一格, 在于其在对自然史之必然性逻辑的揭示中定格化了社会历史过程, 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 形成了总体历史发生学制约下的四卷体的阐述结构, 据此提升专业史为“总史”, 实现百科体式记述和有关于对总史的逻辑梳理的统一。往深层次看, 这实际上是求“辩证法的中国语境”!!这需要一个彻底的“超越文本”的研究, 把工作主旨建立为书写“历史本质”;即从“知事即史”到书写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境界, 从“百科全书”到建立对“现实的历史”的批判, 重新祭起“历史主义”的时代旗帜, 深层次打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私有制“普遍理性”神话, 还原历史运动真相。
这就使历史鲜活了, 乃至重新“复活”了!概言之, 以中国人资格研究《资本论》是要求做到如下四点:一是强调《资本论》是“史书”;二是强调辩证法和中国历史人文方法的工作贯通;三是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应作为学科方法论来理解, 学科背景应定位于“百科全书”之上;四是强调打造史书工作的新境界———这就是“断代史”、“通史”并举以及“专业史”和“总史”的熔于一炉, 实现以中国工作本位为支撑的“历史方法”到马恩“唯物史观”方法的转化, 全面透彻地掌握其中的逻辑衔接问题。这样, 以下的阐述将形成体例完备之“史学阐释”, 其完结辩证法之“中国工作语境”, 暗示了《资本论》逻辑的某种程度上的普适性。
二、专业经济史:知事即史从某种意义上说, 《资本论》的惟一目的是使“史书”规定大写化。这种工作特色, 一言以蔽之, 即在于以“逻辑”写历史!!从而, 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漂亮的转身”。翻开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书评以及为《资本论》所写的序和增补, 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贡献被强调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有效地书写了历史!恩格斯结论性的两句话是:“毫无疑问, 在这样的时刻, 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 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 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 英国是惟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 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
如果重温马克思为消除人们对《资本论》的误解而亲自作的“第二版跋文”, 那么, 事情的真相就会变得更为清楚。二版跋是对马克思的“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以及“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的回顾, 这里, 他进一步借助考夫曼的不自觉的正确评价, 表明《资本论》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正是在此处, 马克思申明了“我的辩证方法”, 将其归结为自己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坚持唯物主义的工作结果。显然, 马克思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 在这种场合, 其指示的是对于经济史的把握有着工作的优先性。所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 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 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 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对于《资本论》而言, 马克思提供的专业经济史很多, 但都是围绕着优先地把“资本”作为专业史从而挖掘其事的特质这一点来选材的, 例如货币史、银行史、信用史等, 相关于工艺史的内容则包括分工和机器等, 组织机构方面主要就是工厂史。这种取材超出了历史编纂学的要求, 为历史科学备好了第一流的实证材料。具体而言, 它在内涵上包括下面三点:
1. 以发生学逻辑尺度材料的选取和组装。如果以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研究为例, 应当能够说明商品价值形式的专业史基础主要是货币史的研究。从而在这里, 马克思坚持溯源追根, 首次运用了“生生”推理法。一般认为, 发生学作为历史研究方法, 乃是采用“起源分析+发展过程逆向追索”的体式。其实, 它的更深刻的内涵乃是寻求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工作统一, 实现“彻底研究”和“辩证叙述”。所谓彻底研究, 指的就是通过全历史域的考察, 把握事物的全体发展阶段, 实现“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 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所谓辩证叙述, 指的又是“生生”的统合:此处的第一个“生”, 指事物的发生, 是事之初;第二个“生”, 则是指生长和发展, 是事之成。因为叙述整体服从研究, 这种辩证叙述体式就合乎了事物的自然生长的秩序, 这是方法论上的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概括地说, “彻底研究”要求把“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作为发展开端, 而“辩证叙述”则进一步要求建立交换等式的历史逻辑。所以马克思一开头, 就是这样写的:“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 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这明显是个对立统一的例子。因为, 发展的事物要求以“对立统一”为存在方式。但是, 对立统一是有时间内涵的, 矛盾双方在形成的阶段地位并不平等。“在价值形式发展的最初阶段, 抽象劳动, 即价值的质的规定, 获得简单的社会形式, 然而这是偶然的, 马克思称之为‘等价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即价值的量的规定, 获得直接的自然形式, 马克思相应称之为‘相对价值形式’。”这种极不对称的关系能够成为现实取决这一点:“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 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 才能揭示出来。”这初看起来, 觉得不可思议, 但对货币经济史而言, 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 货币最初就是偶然的商品, 其从劳动产品系列中游离出来, 盖因交换之需要, 而又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准历史地提高使然。货币最初的萌芽不过就是某一产品的交易能力的空前提高, 而集聚了一定的生产能力的结果。“一看就知道, 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 是一种胚胎形式, 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 才成熟为价格形式。”所以说, 等价形式酝酿了“货币之成”。事之初和事之成结合叙述显然是组织材料顺序的必备的技术手段, 也是显露事物发展轨迹的内在要求。从而, 《资本论》首章“第三节内容说明‘价值形式’, 这其实是全部形式规定的理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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