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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在沪举行的“中国金融发展新阶段”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解读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金融业进入风险集中爆发期，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
“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历一系列冲击。”李扬说。
2008年，中国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推出，货币政策由“紧”转“松”，当年新增贷款9.6万亿元。“我们经济中开始出现一些怪异的、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很好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不但大宗产品价格飙升，在中国的小宗产品包括蒜、姜、豆等价格也怪异上涨。”
2010年，以汇金公司大幅增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票为代表，国有资本强力进入金融市场开始了维稳操作。
2013年，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钱荒”，隔夜回购利率一度飙升至30%以上。“这个现象到现在也没有解释清楚。稍微有风吹草动，人们担心它还会回归。”
2015年5－8月，股市千股跌停，这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股灾。2015年，各地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市场措施，2015年8·11汇改，人民币结束单边升值的趋势，开始双向波动，有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急剧贬值，从6.229一直暴跌。“在2015－2016两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前所未有地净流出近1万亿美元。”李扬表示。
2016年开始的十七部门联合整治互联网金融至今没有结束。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频发。2016年多地的房地产价格暴涨，目前以打压房价为主要特征的又一轮活动正在进行中。
“从2008－2016年七八年的时间里，中国金融市场发生了如此多事件，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烈，可以和全球金融危机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金融风险源头在于高杠杆，去杠杆是克服本轮全球危机的必要前提。”李扬说，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风险，将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企业困难加剧和失业率上升等。与之对应，我国主要的金融风险，将集中体现为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和不良资产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为什么这么多的现象集中出现，李扬认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我国经济金融经过了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清算”期。其次是结构性问题，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业内部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不畅。最后是体制性原因，一些市场行为出现异化，道德风险明显上升，而金融监管很不适应。
值得称道的是，做为国内金融领域的权威专家，李扬实话实说直面问题，坦率承认现行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不足，当然更无法谈及解决。
尽管李扬给出了三方面的原因，但是，他并没有更深入回答高杠杆是怎么出现的？以及这一系列金融冲击背后的宏观调控影响。
事实上，美国的次贷危机使中国外需减少，2008年底推出4万亿凯恩斯主义投资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并降准降息最低至15.5%，带动9.6万亿信贷投资房地产，由此刺激了投机炒作原材料与房产，物价高涨，即不但包括大宗商品，也包括小宗商品。2010年被迫加息提准紧缩，一年内准备金率快速提高了3个百分点，2012年2月准备金率达到最高21%，形成萧条，地产频临崩盘，钱荒出现不足为奇。2014年再次宽松加股市与房贷杠杆，股市创出新高，然后股市严查杠杆，转眼千股跌停，全国房市则在深圳的带动下出现暴涨，同时出现外汇大规模流出，2016年国庆房市新政紧缩，债务危机出现。
可见，宏观调控的宽松政策鼓吹泡沫，紧缩政策刺破泡沫，所谓的反周期逆转操作陷入两难的困境。
这种过犹不及或者矫枉过正引来了弗里德曼的抨击，他认为大萧条是由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造成的，即不应该紧缩，他主张平均地输送货币。
而他的方案前提是存在着所谓的中间状态，经济可以无泡沫的平稳运行。
然而，他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大萧条前夕，美国经历了一次物价暴涨，整体物价处于高位运行，在股市与物价即将失控的时刻，紧缩属于理性选择。
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他的信徒——伯南克迅速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避免了金融系统的崩溃，并且使美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似乎是成功的。
但是，美国的复苏步履蹒跚，缓慢而脆弱，更重要的是，触发本次危机的根源并没有得以消除，美国的国债、消费债持续攀升，成为美国经济增长道路上的债务悬河。
冰山的一角开始露出，这就是债务，而它恰恰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所忽视的。债务来源于借贷，借贷的源头为过剩资本，它才是宏观调控的核心，即宏观政策一直在于过剩资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实施紧缩政策，过剩资本比实体资本跑得更快，结果受伤的是实体经济；反之，过剩资本会更有效地利用宽松政策来炒作牟利。结果，猫鼠角色变化为大象与老鼠，宏观调控这头笨拙的大象，被老鼠搞的筋疲力尽，苦不堪言。
那么，过剩资本又从哪里来的呢？
工业革命后，实物利润激增，货币利润不足， 央行开始垄断发行银行券，货币性质从内生的金银货币转变为外生的债务货币，企业生产的目的从实物经济的实物利润转向货币经济的货币利润，由此产生了中间加工产业货币利润与工资储蓄，它们以储蓄的形式存入商业银行，然后又被贷出，商业银行通过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监控贷款者，于是央行与商行占据了货币经济的统治地位，投资需求也从最终需求变化为中间需求，最终需求只有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又来自顶级产业的投资需求，即消费需求小于等于顶级产业的投资需求，它不可能为投资需求带来货币利润，由于顶级产业在产业链条中居于控制与先导的地位，起着宏观带动作用，因为它的亏损即为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而这些储蓄成为过剩资本，它的出路为炒作原材料或房地产，这势必推高生产生活成本，形成滞胀，而通胀又触发紧缩，于是导致萧条；如果借贷给国家、企业、消费者，那么必然形成各种债务危机，其前景也是萧条；如果自己直接投资，因为顶级产业发生了货币性亏损，因此无法再向下一级产业发出订单，结果这些直接投资必然陷入过剩而亏损，然后陷入萧条。
由于储蓄在商业银行需要提取准备金，随着基础货币的流转，如果它被央行全部提光，那么就会出现流动性匮乏，而通过降准降息、增加基础货币可以重新启动经济，这就是流动性决定的短周期。
而多个短周期的结果必然会形成债务长周期，因为债务在累积，累积的结果会使企业不堪重负，不得不去杠杆，于是形成衰退，直至物价与债务水平低至适宜程度，此刻如有成熟的创新技术，则会启动新的周期复苏进程。其短周期与长周期的联系公式为：周期总GDP=M/(S*D)，M为基础货币，S为储蓄率，D为准备金率。
可见，央行创造了基础债务，而商行制造了衍生债务，就是这两大债务源导致了债务危机与债务周期。
要消除债务周期，需解决基础债务与衍生债务，前者即变革货币发行制度，为社会提供非债务货币；后者即引导过剩资本投资公益经济，这就是储备需求。
过剩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不能简单消灭，也不能依靠行政手段强制其投资，储备需求以央行发行的非债务货币购买准公共品，引导过剩资本投资公益资产，这样使其投资得到可靠保障；而央行购买的准公共品并未据为己有，而是全社会免费使用，因此它发行的非债务货币不必记为对社会的负债，从而无需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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