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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系列，姑且转一文。


研究社会科学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                       王亚南

三 一切社会科学皆是历史科学

其次，我得指出，社会科学不仅是科学，不仅具有上述的科学性能，同时还是历史科学。在这种限度内，我们又发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相一致的地方，或者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相差别的地方。

我可套一句中国史学家的“六经皆史也”的成语，说一切社会科学皆历史科学。

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与其说是由研究的成果立论，毋宁更本质的说是由它研究的对象立论。社会科学的任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带有变动不居的历史的特征。在这种论点上，我们也许会要碰到以次的反驳，即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亦并不是永劫不变的。一花一草，任何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一方面固然在成长或凋亡过程中，而它们之成为此花、此草、此生物，正不知经历了如何曲折与积累的演变。我们任意从沙滩道左俯拾一片碎土，一个石丸，它们之成此形，成此质，其历史的悠久性，是颇费地质学家探索的。设我们放宽眼界，把天文学研究对象的天体运动，拿来加以历史的考察，尽管它一向是被认为是最有定着性的，但自1755年康德（Kant）的《一般自然历史与天体论》问世以后，它的日月经天，万古不变的旧认识亦受到了莫大的修正。晚近相对论出，我们对于宇宙本体的观念，已经在不绝改变。所以，自然界，或者自然科学界所研究的对象之历史性格，应当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但从另一方面讲来，自然界的变动，比起社会现象来，毕竟是过于缓慢，以人类历史年代来尺度它，它的变化缓慢程度，几乎近似于永恒不变，近似于千篇一律的定型化，正类于所谓“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一样。我们人类在古代，在历史初期，直观体察的许多有关自然现象的定律，迄乎今日，还因那些自然现象的本身依旧维持着原来的状态，而有其科学的实在性。

可是，问题的焦点，并不在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是否变动不变动，或者变动是快是慢，而在它们各别的变动，是否通过人类的意识和行为，是否由人类社会关系所导来。大体上，自然界的变动或演化，都是起因于自然的原质或力素，离人类意识而独立的、盲目的，交互作用着、演变着。至若人类社会现象的变动，或其历史的性质，则是通过一定社会关系，由此社会关系必然导来的有关个人及其阶层之利害意识，不绝施作用或反作用于其间的诸社会事象之连续表现的发生、成长、衰落以至其完结的全演变历程。这种经由人类利害意识，或离人类利害意识而独立的历史变迁，正是自然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分水岭，是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大异其趣的基本事实，同时，亦是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别所在。

从这里，我们已不难知道，要把握住所研究对象的法则，把握住那种法则的规律性、系统性、特别是实在性，那是研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有的困难。而除此之外，还得进一步把握那种法则之社会的历史，那却是研究社会科学独有的困难。许多人——其中并不仅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更还有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以为研究社会科学，比较研究自然科学容易，那种错觉，可能是起于以次两种场合之一：或者是根本不曾跨进社会科学之门，或者是完全不曾跨进科学之门。生育的痛苦，是只有产妇才能深刻体验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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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 经济学 中国人 社会发展史

一 中国科学的贫困



在今天提出这样一个太富有启蒙性的课题来，一定有人觉得太过时了一点。但任何一个稍有社会科学修养的人，只要他随时随地留意一下我们国内论坛上，有关社会科学范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等无论哪一方面表述的意见，他就会发现有最大一部分完全没有依照社会科学所要求的规则，而都仿佛是在乘驾无轨电车，“纵意所如”，沾沾自喜的高谈阔论。他们开始是谈论起来，不依据科学，或根本不知道何谓科学，然后再回过头来，说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成其为科学，仿佛这样才好完成他们“信口开河”的不科学的“科学”根据。不幸，这样一种非科学的或反科学的作风，并不限于一般幼稚的青年作者，那些社会诸学科方面的专家们，也都不知不觉的充满了这种情态。这样，就不但造成了国内社会科学界的全面的精神贫困，在自然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有社会科学帮同作清道的启蒙的工作的限内，自然科学界的不振，亦自是意中事。因此，抗战过程中的国内出版界的定期刊物乃至各种中小型的丛书，尽管是非常之多，但所有这些出版刊物上的意见，如被分类归纳起来，却是非常之少，大家“入乎耳，出乎口”的在相互传扬着少得可怜，同时却一点也经不起科学考验的常识。不管这种精神贫困的险象是如何造成，但这种险象的存在，却是铁一般的事实。我们经常听见国人诉说物质贫困，却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更严重的精神贫困。事实上，精神的贫困，是定然会带来或加重物质贫困的。物质的贫困虽再大，虽再剧烈，我们能由科学的研究，好好去理解它，并能好好去缓和它，克服它，否则我们不能理解的物质困难，一定会比之我们好好理喻它，要给予我们更大的威胁和有困惑。暴风雨所给予自然科学者的可怕程度，是远不如一般常人的。我们今日的经济危机，事实上，被我们对它没有明确的认识的经济学者乃至政治家的歪曲解释，和胡乱救治弄严重了许多。不重视科学或不知道如何重视科学，是随时随地会受到没有科学训练的恶果的。



二 科学的三种属性



首先，我得指出，社会科学一般的具有科学的性能。

所谓科学，原来是指着自然科学。自从社会科学于近代逐渐完成其科学体系以后，在科学的领域内，原来的所谓科学或科学一般，乃在对照的意义上，被称为自然科学。

科学在其发展的全历程上，大体是由自然科学发其端绪，先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后来始把社会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因为我们人类在最初，或在较原始的状态下，根本就无法从较广阔的视野，体认到他们社会本身的变动规则。他们当时的社会被文化、交通，特别是生产条件等等，拘限在极狭的范围内。可是那极狭的视野，却并不会阻止他们直观的体察到自然界的秩序。最有规则的天体运动，最初被他们发现出规则了；天体运动既有规则可循，接着物体运动的规则就被发现了；往后，由无生物间原质与力点显示出的因果关系，逐渐启发出生物界的运动秩序。最后，更进一步观察体验到人类社会本身的运动法则了。由天文学，到物理学，最后到社会诸学科的这种科学建立的顺序，大体由法儒孔德（Comte）将它指证出来了。不过，在这个科学建立的大体顺序中，我们不应忽略此次这种例外性的事实的存在，即任何一种科学，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最后完成或建立的社会科学，它的开始被研究，或者它的研究对象开始被考察到，是在近代以前许久，或者在远古时候的事；同时，许多自然科学的真理的发现，或者，那些真理的被允许发现，还有不少是得力于未完全成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宣扬的结果。可是，这种事实即使存在，却并不妨碍我们前面指述的科学建立的大体的一般的顺序。

不管先进的自然科学，抑是后起的社会科学，在它被称为科学的限内，一定要具有科学的一般性能。然则所谓科学的性能，究何所指呢？那须得就科学的涵义予以说明。科学原可称为法则之学，或诸种法则之综合。我们试一揭开科学典籍，其中例皆举列着种种定律、公理、通则一类的语辞及其解释。换言之，即科学的书，大体可称为法则之书。科学的性能，是依着法则或通过法则表达出来的。我在其他场合曾经解述过[1]。

法则这个语辞，普通是用来表示诸事象在特定情形下所显现出的相互因果关联。一种事象，对其他诸事象，或者，其他诸事象，对某一事象。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某一作用，在它们之间，表现出了一定的变动，表现出了有关数量的质量的一事态，则在同一条件下，同一作用下，那同一变动或同一事态，一定会重复的被表现出来，这即是说，法则本身存在着一种规律性。

又，某一组或某一事象，相互间在特定情形或特定条件下，表现出一定的因果规律；在不同的情形，不同的条件下，却会表现出不同的或非前一规律所能范围的变动现象。在纷然杂陈的诸事象，和纷然错综的诸作用，诸因果关联之间，或者，在连续继起的诸事象作用之间，有一个总的法则，把它们综合联贯起来，使各别的法则，从矛盾上显出统一，从绝对上显出相对，从一般显出特殊，使它们各别的法则，各别的因果关联，在总的大法则之下，表现出一种条理秩序。相成的、相续的，固不必说，即使是相反的现象，若从其最高的境界，最高级的发展形态看去，它们亦是相统率的，或者，诸规律关系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系统性。

再者，上述的这种规律性和系统性，不只说明了法则这个概念的内涵，同时还意味着它的本质：法则尽管是抽象的表现，它所表现出的对象，尽管不一定能完全，不一定能无遗漏，但它本身，却与客观现实分离不得。它是现实在主观上最集中的，最有概括作用的，最真实的体现。这即是法则的实在性。

科学的性能，可通过法则的这三种属性而得到理解。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着的任何法则，都须具备这三种属性：规律性、系统性、实在性。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科学，其法则所体现的这诸般属性，尽管在程度上不尽能一致，但缺乏了这任何一种属性，它就根本不可能取得科学的资格。许多形而上学的观念论者，无疑曾在，而且还时常在他们脑海中，僭制出一个像是“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而他们那种思想体系也许更能表现出一个规律系统的外观，但因为缺乏实在性，它就根本不能成其为科学，只不过是构成的玄学罢了。

要之，社会科学被成为科学，并不是对于它所包括诸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从外面曲加上的装饰，而且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本质上显出它们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上述的科学性能。从法则上体现的规律性、系统性与实在性，是一切科学的基本要求，就在这种限度内，我们发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同一致的地方。



三 一切社会科学皆是历史科学



其次，我得指出，社会科学不仅是科学，不仅具有上述的科学性能，同时还是历史科学。在这种限度内，我们又发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相一致的地方，或者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相差别的地方。

我可套一句中国史学家的“六经皆史也”的成语，说一切社会科学皆历史科学。

社会科学的历史性，与其说是由研究的成果立论，毋宁更本质的说是由它研究的对象立论。社会科学的任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带有变动不居的历史的特征。在这种论点上，我们也许会要碰到以次的反驳，即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亦并不是永劫不变的。一花一草，任何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一方面固然在成长或凋亡过程中，而它们之成为此花、此草、此生物，正不知经历了如何曲折与积累的演变。我们任意从沙滩道左俯拾一片碎土，一个石丸，它们之成此形，成此质，其历史的悠久性，是颇费地质学家探索的。设我们放宽眼界，把天文学研究对象的天体运动，拿来加以历史的考察，尽管它一向是被认为是最有定着性的，但自1755年康德（Kant）的《一般自然历史与天体论》问世以后，它的日月经天，万古不变的旧认识亦受到了莫大的修正。晚近相对论出，我们对于宇宙本体的观念，已经在不绝改变。所以，自然界，或者自然科学界所研究的对象之历史性格，应当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但从另一方面讲来，自然界的变动，比起社会现象来，毕竟是过于缓慢，以人类历史年代来尺度它，它的变化缓慢程度，几乎近似于永恒不变，近似于千篇一律的定型化，正类于所谓“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一样。我们人类在古代，在历史初期，直观体察的许多有关自然现象的定律，迄乎今日，还因那些自然现象的本身依旧维持着原来的状态，而有其科学的实在性。

可是，问题的焦点，并不在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是否变动不变动，或者变动是快是慢，而在它们各别的变动，是否通过人类的意识和行为，是否由人类社会关系所导来。大体上，自然界的变动或演化，都是起因于自然的原质或力素，离人类意识而独立的、盲目的，交互作用着、演变着。至若人类社会现象的变动，或其历史的性质，则是通过一定社会关系，由此社会关系必然导来的有关个人及其阶层之利害意识，不绝施作用或反作用于其间的诸社会事象之连续表现的发生、成长、衰落以至其完结的全演变历程。这种经由人类利害意识，或离人类利害意识而独立的历史变迁，正是自然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分水岭，是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大异其趣的基本事实，同时，亦是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别所在。

从这里，我们已不难知道，要把握住所研究对象的法则，把握住那种法则的规律性、系统性、特别是实在性，那是研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共有的困难。而除此之外，还得进一步把握那种法则之社会的历史，那却是研究社会科学独有的困难。许多人——其中并不仅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更还有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以为研究社会科学，比较研究自然科学容易，那种错觉，可能是起于以次两种场合之一：或者是根本不曾跨进社会科学之门，或者是完全不曾跨进科学之门。生育的痛苦，是只有产妇才能深刻体验到的。

四 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并不妨碍它的一般的科学性能



又其次，我得指明，社会科学的特殊历史性，是不妨碍它的一般的科学性能的。

我前面所讲的，研究社会科学较之研究自然科学更为困难，正意味着:把握社会法则之规律性、系统性、乃至实在性，常常不免受到它的特殊历史性的二重影响：一方面，社会现象比较太富于变动，它不易定型化，把它作为对象来研究，就似乎只能理解到它通过变动之流的某一瞬间的静态。诚如西哲所谓“濯足长流，插足再入，已非前水”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那些现象的认识，不能像我们对于自然现象之认识那样，完全不牵涉及我们关于它的利害念头，即不容易在认识中，完全排斥去主观的要素，这无疑是非常明白而真实的事情。也许就因此故，一般人以为这正是社会科学难具有一般科学性能的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根据。

在这里，我们且跟踪他们这种形式逻辑，来考察他们必然由此引出的似是而非的谬论：

第一，他们像抓住了社会科学之痛处一样的，以为以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作为对象来研究的社会科学，如其要把握它的实在性，即它所研究发现出的法则，如其要它不离开现实，则它那种法则在时间上的持久性，在空间上的延展性，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了；设由此更向前引论，社会现象所由形成的自然因素与历史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社会的配列和结合，随时随地皆会因其内容的不同与变化，而妨碍着一般性的法则的建立。惟其如此。

   第二，他们就像很有理由相信，有关社会现象的解释，就不必有，且也像不能有一种定说，“彼亦一是非，此彼亦一是非”的诡辩哲学，遂很自然的被用来蒙蔽社会的科学性格。而在现实上，同一社会现象或社会因果关系，确曾有极其不同的，甚至互相抵触矛盾的解说。比如，人类社会自来就像历劫常存着的，且存在得异常普遍的贫困现象，谁都会依他的高兴和肯用数字计量的习惯，列记出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事实，自然会成为非难社会科学者的有力佐证。不仅此也。

第三，他们依着上述第一点和第二点的论据，即使自退一步，说社会科学的法则可以存在，那种法则的持久性和一致性，固然颇成问题，即其针对着现实的准确性实在性，亦定然会因众说纷纭，以致使其中任何一种说法，只见其偏，不及其全，而由是对现实狭减其确实程度。

以上这种似是而非的不健全的意见，是每个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所应当怀疑到的，但他不宜停止这种怀疑上面，他必须进一步去做点释疑解惑的工夫。

对于社会科学上的法则，在时空方面都不免受到限制的说法，如其这种说法，不含有根本否定的意图，我们毋宁是表示赞同的。科学的历史方法论，根本就排斥学术惑理论上的绝对主义与永恒主义。一种学说，或者一种社会法则的建立，即使是健全的，合于我们前述三种科学性能的，如其它的建立者乃至它的拥护者，把它的适用性，延伸到它的时空限界以外，如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一圣人而不惑”，那就根本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历史特征，忽视了社会现象的历史演变规则。

  可是，我们在这里从正面指出的社会诸法则在时空上所受到的限制，并不像前面怀疑论者对它曲加的狭隘短促到法则根本无法建立的，从而由是否定法则的那种程度。社会现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交互作用的情形下，无疑是极其多样的合多变的。但科学的研究，并不是一种照着现象的原样加以分类记录的现象学，去研讨它的本质，去究明隐在那些现象后面的社会基础。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只能容许某种或某一些社会事像或社会制度存在，而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亦只能容许其他某种或某一些社会事像或社会制度存在。尽管人们有根据说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曾存在着同一名目的社会事像或社会制度，如，家族·宗教·商业以及其他等等，但我们的研究，正好事要在他们这些同名的事像或制度当中，去区辨解析其在各别相异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不同本质。商业或劳动或家族，差不多是在一切历史时代都有过的，但它们在各别历史时代，毕竟会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姿势，扮演着极其不同的社会角色。如其说，一种社会经济基础，移转蜕变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基础，并不是一蹴可期的事，或者依据历史科学所昭示，是曾分别经历过几千年几百年的事，那么，在某一社会经济基础上作用着的诸般社会事象的那么短促；同时。一种社会制度，在当作一种社会规模的制度，而存在着，作用着，而这样存在着，作用着的制度，又一定会当作一种社会的强制力，来扩大，来展拓其存在与作用的限度内，支配着其存在与作用的诸般法则，在空间上的限制，也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狭隘。

至关于社会科学上的诸般思想体系或学说，显得过于分歧，过于没有一定的疑难，也无疑是非常值得我们考虑的。但这是关系认识之客观障碍与主观锢蔽的问题，我们不能怀疑到科学本身的建立。而且，这种事实，并不仅只发生在社会科学方面，也同样发生于自然科学方面。科学的研究，并不是突进的，而宁是累积的。其前一认识阶段的尘障不曾清除，就直接会影响到其次一认识阶段的发展。关于天体运动，在哥白尼（Copernicus）以前，固有许多说法，即在他以后，对他的发现，亦不断有所增益和修改。在伽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前后的有关物理学上法则，亦是如此，特别是生物学上关系生物演变，关系人类由猿进化过来的基本法则，就由分歧到令人难于置信的那样多的意见，其中最著名的权威说法就有拉马克（Lamarck）用进废退说，达尔文(Darwin)的天择说,有窦富力(De Vries)的突变说，有新拉马克派的平行诱致说,有瓦格纳(M.Wagner)之地域隔绝说,有内格里(Carl von Nageli)之演进定则等等，但虽然如此，今日并没有谁还会怀疑到生物学上的进化论的科学价值。由此推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无论是关于财产制度,婚姻制度，或者关于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就其起源说也好，就其发展过程说也好，都不难找到许多相异的乃至相互抵触的解说，然而这并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致命伤，反之，在社会现象的限内，我们倒毋宁希望或者要求，对于它那种现象的本质，能从多方面，多个视野去考察它，揭发它，理解它，能把问题任何一方面所应考察到的地方，都分别提出各种解说然后庶几可以比较，究竟何种解说，能更包括，更有系统，更对现象具有妥当性的。把这一点弄清楚了，我们始可进一步去解释前面的第三个被怀疑的论点那是说，因社会科学伤的思想体系庞杂，学无定说，所以每种说法对现实的确实妥当性，是太有限了。

  本来，这样一种疑难，是由前述第二个被怀疑的论点引导出来的。我们已经就第二点结论出：社会科学也同自然科学一样，对于它的解释或说明，部分的或在某一场合，有其妥当性，有勉强可以讲得通的地方，但我们已经讲过，科学是不止要求对某特别场合或特定诸事像间的因果关系，能作牵强附会的说明，就算成功的，它同时还要求所有关于一切特定场合的说明，能在统一的总原则之下，分别找到它适合于全系统的关联的地位。此外，它更还要求这通过主观，或在人类意识中再生产的总原则及其全列系统，能确实反映着现实，而不是单从头脑中构成的架空的观念。没有科学修养的人，往往不是止步于对某特定场合的现象或问题，强作常识的解释，就是对那些现象或问题，单作无关现实的空架的说明，像这样一类性质的解释或说明，并不曾，也不能具有科学的实在性妥当性，那至多不过由它们这些胡说乱道的见解的杂然存在，更显得定于一宗的科学研究系统的重要，以及那种研究系统，必须具有上述一种科学的性能罢了。

在这里，我也许需要理论到社会科学研究上的主观性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都直接间接关涉到我们个人乃至个人所属阶层的利害关系，在那种对象须得我们通过主观去认识理解的限内，我们在认识理解的历程中，便难免不夹入利害攸关的情感，而由是影响到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纯客观的精神。不仅如此，在科学研究所研究的对象，无论是那一种社会行为，或那一种社会制度，其本身就渗透着人类意志，人类利害关系的限内，对于它的研究，也似乎无法像离开人类意识而独立的自然现象，能保持其纯客观的研究对象性。这两点，其一即研究者主观上不易维持客观态度，其二即被研究的客观难免不渗入主观因素，都是我们在解述前面三个被怀疑的论点时，应当加以分释的。

试翻阅一部科学史，我们将会发现：对于被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免渗入个人利害成见，那在自然科学上和社会科学上，只不过有程度的差别。太远的过去不说，文艺复兴以后直至第18世纪末，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受迫害的情形，我们今日似难想象到。哥白尼，伽利略，乃至牛顿，尽管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并不直接关系人们的物质利害，但他们研究的结果，却显然要影响到人们对上帝创造万物的信心，影响到僧侣的社会权势，由此影响到他们对什一税及大量赎罪金的收入。许多自然科学家之被烧死，被判极刑，在当时固然“罪有应得”，甚至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们还从最有自由精神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中，传送来达尔文进化论被摈斥为异端邪说的微词，谁说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不涉及人们的物质利害关系？不过，在大体上，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更为直接关联到人们的利害的感情，通过一已的权和利的黑暗箱，在认识上所反映出的研究对象，是定然会失去它的真相。但是在考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利害关联时，我们不应忽略其中有一种饶有历史意味的事实在，那事实，将可能补救我们在研究上不免碰到的这个缺陷。且更具体的就社会科学上更有基本性的经济学来说罢。一位大经济学者曾这样提示我们：“自由的科学的研究，在经济学范围内所遇到的敌人，不仅和它在其他范围内所遇到的敌人相同；它的研究材料，含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它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感情唤起，把代表私人利害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成为自由研究之敌。”就因此故，当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从它内部造成了威胁其生存的劳动者社会阶级，并且这阶级已明目张胆的对它本身，对它所保育滋养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采取了各种威吓姿态的时候，与它的利害密切相关的经济研究者，或者在这时的经济学，其研究上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真理和非真理的问题，只是于资本有益抑有害，便利抑不便利，违背警章抑不违背警章的问题。超利害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真正的科学考察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辩护论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果真如此，经济学上的研究，不是变成了完全不能照应着现实的矫揉造作的东西么？我们很可以如此这般的理解19世纪后期以至20世纪的资本者的经济学说。然则现代经济学又何以能科学的建立起来呢？历史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最有辩护性的保证，即现代资产者的经济学者。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取得支配地位面积资产者已经成功为压迫的社会阶级的场合，他们虽惧怕真理，但当资本主义经济还受到封建势力桎梏，资产者阶级还遭受到贵族僧侣钳制的场合，乃至资本即资本家已取得了历史的支配地位，而尚不曾明显的严重的遭受其内在对立物劳动阶级势力之威胁的场合，他们是必须而且可能要求阐明经济法则，并由是建树其科学的经济学的，亚当。斯密是处在前一个场合，李嘉图及当时其他经济学者，是处在后一个场合。在这种认识下，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代替资本家社会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组织及其主导者尚还处在资本及资本家处在近代初期那种被钳制的地位的场合，立在反资本制立场的人们，却显然需要逼近真理，很科学的客观的去暴露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法则。一切批判的经济学者，是处在这样一个场合。把上面这几层曲折有致的关系分析清楚，我想科学研究者主观性的毛病，是可能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的在受着客观要求的矫正。

至关于社会科学上被研究对象渗透有人类意志或主观因素，以致妨碍着客观的科学研究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多加解释，我只须指明，一切通过了人类意识而形成的社会行为，社会习惯，社会制度，乃至社会风气，当他们一经形成为社会的规模，被当作一种社会的存在物，而成为种种社会科学考察的对象时，各别个人的意识，不论它“在主观方面怎样超出周围的种种事情，他在社会方面总归是周围种种事情的产物。”社会科学无疑要把人类的各种意识形态，甚至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意志力加以分析，但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社会的，客观存在的，张三李四独特的胡思乱想，根本就不成其为社会科学考察的对象。然则人类的行为，风习，制度，一取得了社会的规模，不已离开个人意志而独立，从而，它不将失却其对这种方面的主宰，而变成被动的，宿命的么？许多人曾是而且还在这样耽心着。但这是过虑了，人类如其能依据科学的研究，把每种成为社会存在的活动或制度，放在科学的考验上，由是认知其社会的因果关系，社会的存在基础，更由是判断其必然的发展演变动向，采行妨碍或加速促进的步骤，那正是科学研究所要求达到的成果。

不同科学接近的人，往往就会发生许多杞人忧天的幻想。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论坛上，正还普遍存在着这种幼稚的，但却不天真的常识大家。这是需要自我诊断的，自我批判的。

五  中国人研究社会科学的难易问题

再其次，我得指明，我们处在20世纪的中国人来研究社会科学，一方面，有许多特别困难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还有其特别容易的地方，把这种种关键指明出来，也许对于有志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有不少的便利。

  且先讲特别困难的地方。

首先，我们应当明了，说20世纪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任谁当然无法否认，这是我们这时代的一个光明面；同时，它确实还有一个黑暗面在。我们被这时代的各种物质文明炫惑了眼，就很不容易体察出它当作暗流存在着的反科学的，浓密到使人感到窒息的黑暗阴影。这事实，请教历史是会得到理论根据的。

前面已经约略的提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其成育发展的前期阶段，它是需要自然科学，需要社会科学，来帮助它完成其成育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增进，就是意味着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土壤学等等科学研究成果的扩大应用；而在社会生产力增进过程中，社会经济基础在不绝改变，在以往社会经济基础上生根的各种社会意识，一定会成为那种改变过程中的精神上的物质上的障碍。所以，就在各种自然科学被奖励的当时，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开其端绪的社会各学科的研究，也经启蒙运动的促进，相续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教育方面，……树立起了现代的科学基础。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是藉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帮助而建树起来的。但当这种制度一经对其他过去的社会制度，取得了全面的支配地位。，它本身就因其内部发展起来的矛盾，而导出了不能像其在前期那样的奖进发扬科学的“苦衷” 。事实是这样的：资本制的商品生产，不绝强制的要求大量化、大规模化、机械化，但它由奖进科学发明，更机械化，所制造出更多量的商品，却不曾，也不可能找到与其相适应的社会购买力或市场。商品生产过剩，一方面制造更强烈的竞争，更促进科学研究专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因此会造出桎梏社会生产力，限制科学应用，相互暗中收买秘藏发明的场面。在另一部名为《资本主义的浪费》的书中，著者切色（Miso Chase）曾这样告诉我们：“假使一切科学上的发明，能立即将其应用起来，则我们人类社会的进步，也许比现在要快好几百年。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把科学可能的进步限制了。”我们知道，在我们所处的20世纪，因为需要奖励科学，需要阻遏科学乃至破坏科学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在杂然并存着，从全般看去，自然科学虽尚在进步的途中，但就其速率言，就其可能发展的进度言，它显然已受到了资本制在末期的反动影响，它在跛行的坎坷状态中。

可是，与自然科学比较起来，社会科学就更加显然的临到了倍受摧残的厄运。同样由资本制本身造出的反对物即劳动阶级势力，随着资本制发展，而日益增大，资本主义在它还是保持着社会支配的局面下，它这种社会制度无论那方面的矛盾和破绽，都不允许各种社会科学来暴露它。就因此故，不仅社会科学，就是与社会科学接近的自然科学，也大触霉头了。政治地理学被转化为争取“生存空间”，扩大侵略的说教；人类学变成了统治异族的种族优劣论的说教；也许有人说，这是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情形，但今日在英美等国家，不胫而走，风靡一时的奥大利学派的经济学，德国西南学派的文化社会学等等，不更显示着社会科学在怎样的被歪曲，被钳制么？

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方面被凌辱的情形，通盘加以考虑，说我们目前大体上是处在一个科学的反动时代，总不应说是过份的事。处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科学研究者，无疑会受到这时代暗流的激荡，一开始就对科学失却信心，科学造出了战争哪，造出了物质上的罪恶哪，还是皈仪我们东方精神文化哪，一切玄学鬼，观念论者从这一类表现上？拾的常识和麻醉语，就够令无科学修养的研究者，“发愤”站在反科学的阵线上。而研究科学的困难，和任意反科学的容易，又定会加强这种趋势。然而这还只是中国人开始研究科学会逢到的第一个难关。

其次，现代的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经济学固不必说，即政治学，教育学，法律学，艺术等等，殆莫不如是。研究各种自然科学，其法则，其定律，其构成形态，其运动轨迹，是否对，在何种程度对，有关自然科学研究的各种设备，如天文台，如实验室，如栽培场等等，可以提出实在的证明；至若社会科学，它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研究的成果，就无法经由这一类的人为设备加以应验，它必须就社会本身的各种现象的演变情形分别用来证示其研究成果之是否健全，是否具有极大的妥当性。就因此故，如其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那么，我们所研究的各种社会科学，就可以“现身说法”似的，从我们社会的实际情形，得到印证；反之，如其我们社会还是处在前资本阶段，则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商品货币形态，利润形态，利息形态，合股公司，托拉斯，辛迪加乃至较抽象的价值形态等等，均不能从我们所在社会得到客观的认识。即令那种经济学上所研究的最具体的问题，在我们都会变得及其抽象。在经济学上是如此，在政治上是如此，在政治学上的所谓民主制度，在法律学上的所谓民法，刑法，以及在教育学上的所谓民主主义，实验主义等等，都将对我们发生“隔靴搔痒”的感觉；其本体是什么既较费解释，较不容易把握，而欲进一步分辨其是非曲直，何者合于科学，何者反乎科学，就更加困难了。从这点上，又必然会在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或者研究科学的过程中，导来第三种困难。

那即是说，我们不易由我们社会本身证验处何者为货真价实，何者接近或合乎真理。我们根本不易理解何者为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学说，何者为不利于我们社会的思想系统，这种科学介绍上的浑噩昏迷状态，对于先进国家的文化侵略，无异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本来，在20实际的帝国主义时代，我们已把它反科学，歪曲科学，限制科学的各种事实知名过了。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论坛，已经在为一些乌烟瘴气的思想和见解所笼罩。它们在大量输出其商品与资本的过程中，连带不打折扣，不加渲染的把这类似是而非的假科学，真玄学，向着落后国家不绝的倾注，那应当是很自然的事。但事实并不只如此，在第一次世界打战以后，由于许多落后民族的觉醒，由于苏联经济体系的出现，还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及各该国国内矛盾的加强，它们对于落后民族，已不仅只天真无邪的把它们现成的“文化制品”照原样输出，还须在当中，加一番选炼泡制的功夫，通过教会及其所设立的学校，通过各种顾问，通过讲学的学者，传播有利于它们而不利于落后民族思想解放的学说。此外，它们还异想天开的就诸落后民族以往的传统教义，以“备加赞扬”的方式，叫它们更沉溺的陷在自家所设的迷宫中。英国赞成印度大修庙宇，讲究佛教；日本一贯的代中国昌明孔学，提倡读经，诸如这一类反科学的反时代作为，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我们在差不多经历了100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其所以到了今日，还不能在科学的研究上，确立自己的立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虽要负一部分责任，而我们自己太不知道时代，太没有看清那种文化侵略的性质，也要负一大部分责任。归结一句，我们在国内国外这样的分为下研究社会科学，其困难自然是不难想见的。

然而，我们不用气馁，我们中国人在今日研究社会科学，实在有抵消这种种困难的特殊容易的地方在。

那首先可以提示到的，就是从中国开始现代化过程的19世纪中叶起，或者就是在这个时期以后不久，由最基本的经济学到其他各种社会科学，都大体进于完成。与尚在形成过程中，或尚未成熟的社会科学比较，这种进于完成或成熟之境的科学，在落后民族方面？？起来，能得到不少的便利。落后诸国民的社会经济条件，？会允许它们对基本的各种社会科学，从本身社会找到“物证”，但作为这些成熟了的科学研究发展之基地的各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历史的记述，却很可帮助我们证示那种种研究成果，或其所定立的发现的法则，有了事实的根据。不仅如此，社会科学大体进于完成以后，它最先进或最有力的给予我们的教训，就是指示人类的社会行为或社会制度，有一个历史的方向。这种历史的方向，在现代社会科学未建立以前，本来就客观的存在着的，不过，这种客观的存在，是直到了这种科学建立起来，才为主观所认识；换言之，是直到了社会科学建立起来，人类的社会行为，才可能成为自觉的社会行为，才可能理解体现那种行为的社会制度，是否向着它应当发展的方向发展。这一点的成就，或者这个开章明义的认识，大可提起研究者对于其所学社会科学部门之信心与兴趣。

其次，到了20世纪，社会科学的研究，已发展到社会史学的研究。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狭义经济学，狭义政治学，狭义社会学等等，分别扩展到以那种包括有资本制社会在内的一切历史时期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经济学，广义政治学，广义社会学等等。由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内部运动法则的发现，到各历史时期相连续的运动法则的发现，这种研究出国，本来不容易由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形得到确证，但在我们所处的20世纪50年代，不仅全世界的交通的发达与文化的交流，很便利的约缩为一个大社会，而这个大社会还由一切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的相并存在，及其相续的必然趋势的存在，给那些广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的现实妥当性，提供了洞若观火的佐证。这对于处在过渡时期的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格外能诱导他去认识科学的实践性。能这样，他就比较容易从前述的？？？观念的氛雾中觉醒。

此外，我们还有一种特别便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地方。真理往往是留住被压迫者一边。我们前面已从反面说明了处在被压迫者的地位，不论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我们一直在受着其他民族的钳制。为了挣脱这些方面的束缚，我们需要，我们由极多理由，应当努力对一切阻碍我们思想解放，从而，阻碍我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解放的玄学，堕落哲学，金利生活者的经济学，侵略主义的政治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社会学等等，作为无情的抨击。我们所处的地位，是必须而且应当这样作的。

不管在现实上，我们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如何的仍在为前述几种困难情形所苦恼，但我们所指出的容易方面的事实，却不仅明显的存在着，并将在今后当作极有力的诱因启迪我们。

六  我们的责任

       最后，我还得简略的指明，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只是在机械的死记一些社会科学上的定则同原理，实在是要利用或运用那些定则原理或其他研究成果，来进一步研究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在这种认识下，使我们知道，研究社会科学，并不仅是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事，更重要的乃在发挥并充实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国是一个大社会，一个历史相当悠久的国家，它的社会制度，它的文化特质，都在一般中显示了极大的特殊，不论是关于中国现代的，抑是过去的社会，都不允许我们套现成的一般公式，来理解它，解释它。活用一般的基本原则，把握它带有极大特殊性的基本社会经济寄出，而由是究明其在政治上，家族制度上，文化体系上的特质，那才是必由的途径。能这样，一方面就使我们明瞭中国社会不曾或不容易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以同一步调成就现代化历程的历史基因；同时又使我们明瞭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或今后社会经济运动的趋向，也并不能脱却一般世界史的轨迹。

       如其我们不妨加重的说，中国社会之科学的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性能的一大试金石，则不假乎对我们社会历史各方面都不免感到隔膜的外国学者，而勇敢的担负“自我研究”的艰巨工作，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逃避的责任。

（原载《改进》第10卷第2期194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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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亚南：《经济科学论丛》，中华正气出版社1943年版，第37－38页。

“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是王亚南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1940年）一文中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在当日的主要目的是拒绝经济学的“舶来品”性质。为此，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主张；他强调，“我们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我是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的。而其所以要提出这个名称的最有力的动机，就是痛感到经济学在中国是太被误用了，而且一直还在被误用着。”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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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作出贡献

中西应无多大区别

社会科学就是指示人类的社会行为或社会制度，有一个历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