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的物理分析以及组织决策对国家的之存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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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剩余价值(m)从全息系统角度来说，其实他忽略了m≤0的现象，可以是m=0，也可以是m<0，还有整体性与局部性关系，以及物理中热力第二定律等体现。当代物理学家霍金说: “我们对时间方向的主观感觉或心理学时间箭头，是在我们头脑中由热力学时间箭头所决定的。正像一个计算机，我们必须在熵增加的顺序上将事物记住。”也就是说在孤立系统时间的流渐其实就是以熵增加的顺序刻度，那么，如何在开放系统中
环境的负熵流带来的熵减，就可以看作为“时间”的可逆了，当然，这是从有序性的角度来看。人的生理健康以及效用本质上就是“有序性”的体现，所以，人的行为目的以其说是满足心理感官的需求，不如说是满足这种“有序性”的维持甚至是递增（个体为更健康、物种为进化）。
马克思资本论在论述剩余价值的产生时，只论述了一面，即m>0的现象，从系统论和我的全息观角度，开放系统即有序性熵变<0，产生系统的有序性进化的广义负熵流（即正的广义价值剩余）;也有熵变≥0的情况，产生系统的无序性退化的广义熵增（即负的广义后价值剩余）。
马克思只论述前者（当然，这个有他的原因）。其实，马克思不是没有看到，而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拥有生产资料来剥削雇佣劳动工人的“资本家”是“血腥”和“罪恶”的源泉，在人吃人与劳动力交换或雇佣不等价公平的社会制度中，由于手中无权无生产资料而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占有“一无所有”者，只剩下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这个凭籍，因此，只能任资本阶级的代表“资本家”们任割任宰了，所以，整个社会的“总价值”这个蛋糕的分配的天平就自然而然的向资本所有或拥有者倾斜，即使在整个社会中有一些资本家由于经营不善而发生亏损倒闭，但这是小概率，另一个他只描述m>0的原因，还有当时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物质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科技进步下日益增多，但这种商品使用价值的增加却在市场上出售时价格并没有下降多少，一方面是资本家们的财富增长，而另一方面却是雇佣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甚至因为工厂或企业的重复单调和时间密集性的生活与原来相对悠闲和浪漫的农牧业比更楛燥无味，另外，作为总价值的社会总的劳动时间则并没有太多变化比较稳定，这就是说总体上生产力与价值成反比，而处于低层的劳动者们在局部的总价值分配中分额却越来越少，这让劳动工人在整个社会发展趋势中的的“竞争优势危机感”，即“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心态作怂，这样心理的不平衡和公平性就战胜了当时相对微小而不足以抵消带来效用性的效率性的生产力提高，当效率带来的效用或使用价值不足以超越公平性的总价值份额比例的分配时，被资本家雇佣劳动者那点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甚至无力购买这个阶层为主生产的商品，在商品经济交换活动中就出现了两极化，一方面是物质商品的效率性即生产率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劳动者工人又无支付能力或被日积月累的剥削之后，消费不起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商品的使用价值，于是许多企业工厂就把相对剩余的商品倒掉或埋入地下任其腐烂，使原来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变成了废品，生产率转化不成真正能满足社会中人们的需求的生产力!
当这个矛值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个临界点即将出现时，社会系统的协作、合作机制就会可能解除而产生社会阶级或利益阵营之间的和谐共赢扭带不再有牢靠的绑定作用，于是有部分原来处于弱势群体但占绝大数的雇佣劳动者（不仅仅是工人，甚至历史上的封建、奴隶社会也如此）就会发生暴力抗议，起初可能是局部的、片面的，但如果当局或所在的社会制度不因为这种生产力变化发展引起而导致分配不均，起码是差距过大使占绝大多数的人民难以接受，忍无可忍程度时，要么，“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会在沉默中灭亡”。老子说“民不畏死，何以死俱之”，也许说的正是如此吧!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而表现出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才会出现让统治者或强势利益集团担心的反抗，他们在压迫剥削原先占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人民“朱门酒肉臭”时何曾想过。
当然，解决这种矛盾马克思选择了中国国学所说的刚强“乾道法则”，而非以老子多次提倡的“弱者道之用”的柔弱可以胜刚强的“坤道法则”，



因此，为了消除这种矛盾，马克思提出一种要“革”资本阶级的“命”的最极端反抗来推翻偏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而建立一个以劳动者工人又是共同拥有国家资本（生产资料）为主体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简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称为“自由人联合体”，称它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所以，“自由人”就是人人都是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同时也是拥有国家生产资料（资本）的“资本拥有者”，而社会管理者就是其中以“自由人”的精英或更有智慧的知识分子与管理专家，他们联合所有“自由人”领导大家建立一个更有效率与公平的社会~~“自由人联合体”。

他的这种制度是想使劳动者们一方面能创造生产出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多的产品或商品使用价值来满足劳动生产者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使劳动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成本节约，效率提高。
但问题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后由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中的劳动工人精英组成的社会党以及所下派到各级国营单位部门的替代原资本家管理职能的企业管理人员与劳动人民的关系能不能做到新的和谐关系，这就需要一个可以经得起考验的社会制度。
下面我们来分析三个历史时刻:
（一）、1926年至1927年间，亦即北伐进行期间，国民政府因为“容共”或“清党”两种意见的冲突，而造成内部分裂，内斗耗费了国家的综合实力。给当时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则选择“反蒋抗日”。

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尽管逐渐迫于情势演变为国共合作的抗日过程，但那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主义走所谓的和平救国的理念建立傀儡政府，从辛亥革命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实际上两者都是“以奇为正”的分裂主义者。
毛泽东在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以占绝对数量的农民为基础发展GCD，从而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席卷了全国，打败了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虎视眈眈之下还明目张胆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这种为了当时占少部分人的资本阶级集团利益私欲而以搞内耗伤民削弱整个国家综合国力，尤其内斗产生军事战斗力削弱的行为，使蒋介石(字中正)领导的国民党置身于不仁不义之中。
而毛泽东则一方面以争取更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为基础，“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使更多的农民百姓拥护共产党。迅速发展了革命队伍，另一方面在对日本侵略者的对抗中提出“论持久战”的战略，实为“以正为奇”的方式此长彼消的方式，一方面消耗人民劳动者对国民党保护民族决心的信用，另一方面通过持久战耗费日本帝主义参与战争耐力和意志，使日本兵力补给、资源补给耗费，而已方通过“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逐步取得胜利。

（二）、建立一个公平分配的平等的应以占绝大多数人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让绝大多数人可以在科学技术进步中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可能的物质生活质量和产品使用价值的提高。这个目的出发点看起来是很不错，但马克思又对工人劳动者阶级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计划分配”的“供求信息一致性”的把握程度，以及管理者的人性无私“性善”的一面太过有信心，于是出现了“计划”赶不上“变化”，于是国际上发生了许许多多完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让某些劳动阶级中选出来的“精英管理者”执行权力分配，历史上有名的“以劳动时间不以劳动生产力为积分的计工分、大锅饭、大跃进”就这样发生了。最震撼的就是当时与美国处于一极的前苏联。这样一个巨无霸的“社会主义国家”倒闭，当时美国为主的欧美虎视眈眈也想像前苏联一样搞挎中国，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幸亏及时反省，以“猫论”为比喻，实行“计划与市场并行，但计划仍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混合经济形式，放开了市场的“自组织、自律、自调节”的功能来抵消“纯计划”的“副作用”，实行“若即若离”的社会经济政策，“ 若即若离”的“即”是计划，“离”是市场，当“计划”赶不上（供求一致）的“变化”时要“离”，让市场发挥自律自组织的调节纠偏，当“市场”偏离（供求一致）的“变化”而zF信息相对完全(或信息更对称)时，要“即”!这就像老子所说“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填离补坎”，丹（中医）道认为:“人体自有大药，取坎补离而已!主（心或自我意识或识神）动而取补为'即'（计划），被（身、本我、物我、元神）动而取补为‘离'（自律自组织）。”老子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时刻用阴柔的坤道为“用”，才可以使系统避免大起大落从而导致“硬着陆”，太过刚强的乾道是非不得以才“用”也，故“革命”是一贴“猛药”救“命”不救“病”，民族兴亡存危之机才用。而平时社会有小“病”，要靠调养纠偏即可。一松一弛，一文一武，一弱一强，一正一奇是也。

（三）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是某些管理层通过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机，利用了劳动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便利，“老鼠仓”和“权力寻租”现象多生，已到了严重影响组织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纯洁性和真正为人民公仆的形象性，党提出了“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政治伦理学术语，属政治道德范畴。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这是一个长期要贯彻到底的任务。

可见，正（治）国和正身与正心是同时进行的，但如何才能发挥“正”而不偏不斜不歪的“能量”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进步?关键就在遵循社会价值规律办事，而如何明白价值规律的关键又在“信息对称”与“施行”上“做文章”才是学问与功夫的核心，这也许就是我提出的新时代的“知行合一”的特点。这就是我的“正学”发展国学时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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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的分配是社会稳定发展秩序的产物，无论如何批判资本主义都无法掩饰这一点。经济规律也好、产权制度也好，在资本主义下都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制度，要想完成剩余价值分配给劳动者的目的，首先得建立符合这一目的的稳定的发展秩序，需要不断探讨属于社会主义的产权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我一直说，剩余价值论不足以构成分配的依据，马克思为什么批判剩余价值分光吃光的观点？就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纳税完成对社会管理成本负担责任一样，劳动者在使用生产资料的时候也必然需要缴纳管理费用给生产资料所有者。这就说明资本家有占有剩余价值的合理依据。剩余价值分配的焦点在于投资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争夺，两者之间都展现了我们觉得合理的地方，但是都合理意味着也都有不合理的地方。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有分配权，但是夸大了自己的合理性，同样劳动者对剩余价值的追索权也夸大了合理性。只有找到剩余价值最合理的分配方案与依据，并形成稳定发展的秩序与制度，才有更公平意义上的经济制度。剩余价值的分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人类组织决策的结果，人类传统文化与思想影响经济制度的建设，经济制度也影响剩余价值分配的依据，但是不能用人类组织的决策强行改变分配的方式与结果，需要循序渐进探索经济制度的改善，从全面的经济思想与制度的进步与发展为分配方式与结果提供实体支撑。革命可以打碎旧制度却不可能一夜之间建立全新的制度。消灭资本主义暴力改变的是政治， 建立新的经济制度首先要在旧制度孕育新制度，需要经济发展中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实体、需要有能建立新制度的新经济基础。从现实的经济发展来看，能与资本打对台战的是最新的创新经济。在创新经济里，创业者作为劳动者能与资本形成议价能力、决定分配方式。这种议价能力建立分分配方式新制度也必然影响传统行业极其传统分配方式。遗憾的是这种新生产关系、新生产力基础还很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