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为民先生否定计划经济的理由能否成立？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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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说接下去打算写有关计划经济的文章，他已经在搜集相关的论文著作了。有几本需要的书，我在电子书论坛找来传给他了。这是他前几天发在微信里的一个贴子，他也表示过这周只能重复过去说过的内容了。这一篇绝大部分就是以前说过的内容，算是一个先声，先转一下：

2017-11-12 杜车别

有朋友转给我一篇名为《计划经济不可行性早已证明，大数据也弥补不了》的文章，据介绍是周为民先生在某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此文内容，大多老调重弹。但分析一下，也有助于澄清一些长期流传的错误观念。
不少人希望自己鼓吹的论断，能如数学定理一样，让受众深信不疑。周先生看来也未能免俗，只是心情太迫切就适得其反了。在非数学领域，滥用“证明”一词，应该是不理解什么才叫做“证明”。
周先生说：“经过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那场著名争论（注：米塞斯和兰格的争论），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理论说明。”
这更像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兰格对计划经济的理解也谈不上多正确，但就是这样，米塞斯等人也并未能做出有力的应对。熊彼得等当时西方学者总结这场辩论时，认为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才是辩论的失败者。
而且周先生对“不可行”的理解也有些问题。所谓一种制度不可行，应该是指这种制度根本无法实施，或者就算实施了也马上会在短时间内崩溃。而从他后文来看，他努力论证的充其量也只是计划经济有种种弊端（且不说这些弊端是否成立，或者说是否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苏联计划经济的实施，本身就让米塞斯在1922年宣扬的不可行论破产。在出版于1949年《人的行为》一书中，米塞斯给自己找的借口是，因为其他国家是市场经济，所以苏联能够参考国外商品的市场价格进行经济核算[1]。当然，他没有为此给出任何论据，长达一千多页的书，这个问题一两句就算交代了。在理论和事实的双重失败面前，这个借口更象是出于主观臆想，而非对苏联经济运行真实过程的详尽考察。
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些反对计划经济者思维上的古怪。说计划经济不可行，与说计划经济效率比市场经济低或者有种种其他弊端，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按理来说，只要能论证第二个命题就足矣。那为什么他们对第一个极端化的命题有着近乎偏执的迷恋，哪怕前后自相矛盾都不顾呢？
合理的解释是，一提计划经济，米塞斯和他的中国信徒们就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中难以自拔。这让他们对一般程度的否定不满意，彻底说成不可行，更符合感情上的需要。当然，这或许也是宣传策略。极端化的宗教式宣传，往往比平淡的学理论证更容易洗脑，形成固化的闻计划经济色变的条件反射。
这也应是周为民先生们不自信。他们觉得直接说计划经济可行但有弊端，这是不安全的。万一许多人觉得随着科技进步，信息技术的提高，计划经济的效率能提高，弊端能改善，那该怎么办呢？直接说计划经济压根不可行，那可以省多少事，直接把这路给堵死了。这也相当于设立了两道防线。
周先生这文章是和大数据扯在了一起。其默认的前提是，没有所谓大数据的时候，计划经济已经证明是不可行的。他要论证的则是有了所谓大数据，计划经济也不可行。实则，他的这个默认前提本身不成立。所谓大数据，无非是收集、处理数据的能力，相对于以前有了飞跃性进步。这对于实行计划经济当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但这绝不意味在此之前，就无法实行计划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就无法表现出优越性。
许多人秉承的是一种低层次条件反射的思维模式。因为苏联解体，所以就是计划经济失败了；因为朝鲜穷困（先不说朝鲜制度本身缺陷，让韩国经受和朝鲜一样的包围封锁，实行市场经济只会更穷），所以就是计划经济没有出路。按这种机械思维模式，任何新事物、新发明都无法取代旧事物、旧技术。实则稍微细致考察一下，就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政到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其计划经济体系虽然是个被阉割的版本，效率低下，但也从没出现过类似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那样规模的衰退，甚至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日本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停滞。
苏联的计划经济远谈不上完善，但也足以推动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出超过世界上一大半市场经济国家的科技文化水平和物质财富水平。苏联的问题不是计划经济不可行，而是政治体系的失败，导致了官员队伍的庸滥，甚至于把戈尔巴乔夫等一大披反社会主义者推上了高位。
大数据时代实行计划经济效率可以更高，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体验也可以更舒适更自由。但这当然不代表计划经济现在才可行，以前就不可行。
周先生还说“大数据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它是在市场环境中由市场的作用而带来的技术创新”，因此不能用来支持计划经济云云。
且不说作为大数据基础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恰恰不是市场的产物，而是政府规划赞助的军事需要和科研需要而催生。即便退一步，假设大数据技术是所谓市场的产物，周先生的结论也是不成立的。使用火的技术是原始社会发明的，但这并不能用来论证人类永远只能停留在原始社会才能使用火。也不能用来论证，火的使用不能帮助人类进入更高级阶段的社会形态。
周先生所谓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是所谓对个人和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否定”。这是许多人常见的思想误区，他们不明白计划经济，计划的究竟是什么。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个人和企业根也本没有他们臆想出来的所谓独立性、自主性的。
决定一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是生产领域的各种机械重复以何等规模来进行。市场经济中大部分普通劳动和企业职员，乃至企业主管谈不上什么自主性。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是自由意志的自主选择，只是市场力量驱赶下的盲目、被动的选择。在生产资料以及周期较长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就更是如此。
计划经济不过是把市场刻意制造出来的各种信息壁垒去掉，变盲目为理性，把大量机械重复的工作，把扼杀窒息个人创造性的琐碎繁杂重复决策荟萃起来，集中起来统一进行。让更多的人从市场施加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从市场强加的僵化模板中解脱出来，能有机会获得全面发展，能释放个性，能有足够的精力从事真正创造性的劳动。
周为民先生具体列出的所谓计划经济的五个弊端，要么是概念不清、胡乱推理，要么是守旧僵化的思想障碍作祟。

第一个弊端
他说的第一个弊端是大数据技术不能帮助国家计划获得充分无限的信息。这本身就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计划经济从来不是以获得充分、无限的信息为前提条件。
上世纪三十年代，没有计算机、没有网络的苏联已经能够实施计划经济。周先生所谓个人独有的直觉、灵感、想象力、决断力、冒险精神只能在市场中产生、发挥作用云云，基本是照搬米塞、哈耶克这些人的陈腐观念。他不明白，计划是物的计划，而不是对人的计划。个人依旧是个人，并不会因为对生产领域机械重复规模的计划而消失。有些人眼里，市场下盲目的投机，机械重复的批量生产，就是人类活动的全部。这其实是把人物化，用马克思的术语也可以说是人的异化。
周先生对大数据这个概念的使用上也是混乱的。大数据指的其实是处理数据的能力更大。而周先生的理解却游移不定，或者是刻意偷换概念。在他那里，大数据成了数据本身。从而市场产生更大量的垃圾数据，也成了优越性。而计划经济就成了所谓“排斥大数据”。按他这种理解，让几亿人不断扔硬币并记录结果，都是所谓产生大数据。不这么干，就成了排斥大数据了。
许多人之所以一提计划经济，就要扯到充分的、无限的信息云云，是建立在偷换概念的忽悠术上。他们先是把所谓消费者的需求神秘莫测化，说成变幻不定，无从预期，从而只有市场才能满足这种随机变幻的需求。而计划经济则需要收集充分无限的信息才能做到云云。  先不说人的真实需求本身就是可以根据生理规律、心理规律进行预测。而且市场经济也从来不能满足什么变幻不定的真实需求，对市场经济有意义的只能是金钱收入分布决定的有效需求。一个人有多少钱，这些钱能买得起什么东西，这叫有效需求。一个露宿街头的穷人可以有住五星级酒店的心理需求，这对市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贫困地区最现实的看病需求，优质教育的需求，这些普通真实需求对市场来说也没有意义。
有效需求的本质是什么？无非就是实际生产出来了多少东西，然后按照金钱收入的分布来决定这些东西分配的优先级而已。不是生产去满足真实需求，而是人的需求如何被既定的生产和分配制度所约束。生产决定“需求”，而不是什么需求决定生产。市场经济如此，计划经济也如此。有些人不过是把市场经济根本不会实现的东西，来要求计划经济实现。
让生产绝对意义上去满足所谓需求，是毫无意义的说法，对市场经济是如此，对计划经济也是如此。而有些人对计划经济提出的就是这种毫无意义的要求。在他们的错觉里似乎市场经济是能实现这点。市场中生产活动会受到价格的影响。价格高，利润高的物品，市场会增加其生产；价格低，利润少的物品，市场会削减生产。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意味着市场是满足人的需求而进行生产活动。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市场中的生产活动是朝着更好满足有钱人的需求的方向去发展。这种满足既不是一次性的绝对满足，也不是对所有人的需求均等重视意义上的满足。
计划经济当然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一次性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计划经济的生产活动是朝着更好的满足更广大社会成员的合理需求的方向上发展，促进更多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比如今年的生产让人民需求的满足是60分，明年可以做到65分，感觉一年比一年好，这样就是不错了。而某些人的逻辑则是人们有各种稀奇古怪心血来潮的需求，然后要计划经济一次性满足，一次性做到一百分，要实现这种要求，则需要所谓充分、无限的信息，否则就是计划经济不可行。这当然是荒唐的。
最具迷惑性的一点，许多人把市场条件下生产造成的不可预测性，当成了需求的不可预测。对市场经济信徒来说，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市场风云变幻，一会儿某物品价格暴涨，一会儿又价格暴跌。一会儿的时髦消费是甲物品，一会儿的时髦消费是乙物品。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才能满足这种变幻的需求。其实他们是把市场经济中生产活动的不可预测性错当成了需求的不可预测性。
生产的不可预测性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现在大蒜涨价了，那明年是增加大蒜的生产，还是减少？第一反映当然是增加，但如果所有人都大量增加生产，那明年大蒜价格势必暴跌，结果是亏本。反过来，如果大部分人都维持减产，而少部分人增产，那这少部分人就可以得到暴利，可以增加在这个产业领域的控制权。每个人都抱这个想法，结果就是在可以支撑下去的时候都不愿意减产，哪怕暂时亏本，看到最后谁先撑不下去。
在这里不可预测的是人们对大蒜的真实需求么？或者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么？根本不是，如果从总体全局的统计数据上分析，大蒜有效需求，全局应该增产多少是很容易得到的结论。
但问题是生产者行为本身的随机波动，难以预测。这里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正确预测，市场中一个生产者对市场的预测的结果如何完全建立在其他生产者对市场的预测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本性使其频繁出现这样的局面，某个人预测的正确性必须建立在大部分人预测错误的前提上，如果大部分人预测正确，那么正确本身就会变成错误。在市场中，别人的错误才能构成你的正确。直接的生产活动是如此，投机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负的生产活动，其构成有效需求的重要来源，但这种有效需求必然具有不可预测性。
迷信市场者的荒唐逻辑，就是把市场导致生产活动的不可预测性，当成了所谓需求本身的变化莫测，再想当然地认为要满足这种不可预测的需求，需要充分无限的信息，从而是计划经济无法解决的问题云云。
当然计划经济下，也有人们的真实需求得不到很好满足而感到不舒服的情况；也会有各部门生产比例配合不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损失的问题。但这和计划经济不可行完全是两回事情。
从总体平均来说，这类问题比起市场经济来是减少，而非增多。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则会更趋减少。只不过市场经济下有钱就意味着有话语权，舆论控制权。所以有钱人的满足可以被放大，穷困阶层的需求不满足则被缩小乃至无视。从而造成市场能更好满足人需求的错觉。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经济连年负增长。甚至到最近几年，还时常限于负增长的泥潭。教育文化科技领域比苏联大幅倒退，但呈现的景象，仍旧是商品充沛而非短缺。
市场本身就能把缺乏足够金钱者的真实需求屏蔽掉，让一片富裕繁荣的景象浮动在表面。计划经济是天生就具有揭露不足和缺陷的倾向，所以是短缺经济。市场经济本性就具有屏蔽和掩盖问题的倾向，所以是过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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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弊端
周为民先生说的第二个弊端是大数据不能帮助计划经济解决内在动力机制，不能形成对个人和企业的符合经济效率目标的有效激励。确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传统下的那种市侩式为了私利斤斤计较的激励手段，在计划经济下是很难施行了。但这就等于计划经济没有内在动力机制么？答案当然是否定。
创造性劳动本身就可以是人的内在需要。不是劳动为赚更多钱，而是赚钱能为一个人从事创造性劳动提供更好的条件。这里手段和目的与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是完全相反的。而共产主义的本质正是创造性劳动成为大部分人的第一需要。谁如果不能理解这点，也就根本谈不上理解共产主义。
周为民先生们的问题是在他们看来，劳动永远需要私有资产增减还是减少的市侩式算计和你死我活的竞争鞭策才能进行。所以市场经济的激励手段自然就只能万世长存。实则创造性劳动作为人的内在需要，并不是什么特种人群才能实现。其本身就植根于绝大部分人的天性之中，市场经济束缚压制了大部分人的这种天性。
在有相应配套制度的计划经济中，企业管理者和个人劳动者有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些更适合创造性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如何设计新类型的产品以备下一轮计划选择，如何促进本企业人员的全面发展，如何让更多人从事科学、艺术、技术发明等高度创造性的活动。计划经济为满足和释放人们的创造性劳动需求提供前提条件，而创造性劳动需求的增长本身又为计划经济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期间也需要有一些过渡的激励手段。而这样的激励手段，并非从天上掉下来，同样内在于大部分人的生理心理机制，甚至旧制度中就已有体现。市场经济中许多企业家赚到的钱远超他们个人物质享受所能挥霍的限度了，之所以还有强烈的欲望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其实是为实现更大的成就感，为了自己增添更大荣耀。企业家如此，普通人也是这样。被看不起的羞辱导致的痛苦可能大于肉体痛苦（所以也才会有人不顾生物最大的本能——求生欲，选择自杀）；而被环境欣赏重视的快乐，可能远大于金钱的增加。市场经济不过是形成了这样的舆论氛围和评价体系，钱多就受人尊崇，钱少就受人轻鄙。从这个角度上说，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驱动力也不是金钱，金钱只是把劳动和荣辱挂钩联系在一起的中介物。
除了荣辱快乐机制，甚至单纯的积分排名，也能成为一种激励机制。许多人会很热衷于打有分数评比的电子游戏，哪怕大量时间、金钱花费在枯燥的练级、买装备上，也乐此不疲。认为只有私有财产，金钱刺激才能代表利益，才能激励人们从事某种活动，这不过是市场信徒一厢情愿的幻觉。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不过是揭开市场经济中个人和集团行为动力上那层利益面纱，露出背后的荣辱快乐机制；不过是尽量让劳动直接和荣辱快乐机制挂钩。即便是这种过渡形式的激励机制，也足以爆发出远超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实践本身就初步探索了这种激励机制，组织了各种社会主义竞赛，尽管相当粗陋甚至有种种缺陷，其激发出来的活力，其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和科技文化的飞速进步都是同时代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竞赛实际上让计划经济具备比市场经济更为持久和强劲的动力。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计划经济，恰恰是阉割了计划经济这个动力机制，导致效率日益低下。
否定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市场经济下消费者通过购买行为，等于直接参与到了对生产者监督评价。某种产品质量好，买的人多，就形成了对生产者的奖励。某种产品质量差，买的人少，就形成了对生产者的惩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生产者的有效监督和鞭策。而计划经济中则无法形成这样的激励机制。
其实这也是想当然而已。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市场是没有了，消费品市场的作用可能也会被削弱。可是消费者依然存在啊！为什么就不能由消费者直接来进行这个评价监督的工作呢？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并不大。在每个月里专门定一天的时间，让消费者对过去购买或使用的产品进行评价，然后把评价的信息汇总。实可以对每种进入使用领域的产品，设立评价期限，超过期限还未评价，则可以扣掉消费者部分收入方式表示惩罚，超过期限越多，扣除的也越多。这样每个消费者都有动力来进行这种费力不多的评价。这种评价必须制度化，常规化，必须作为整个生产计划制度非常重要的一环，必须当成每个社会成员义务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他的权利。
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要实现这种评价，以及评价信息的汇总整理，就更为容易。每个消费者都拥有一个身份证卡，这个卡和该消费者购买或领取的所有产品清单的信息数据库相连。这个信息可以包括每种物品的生产厂家，企业负责人姓名，经手人的姓名、地址、物品的价格，快递送货人的姓名，消费者购买或领取到该产品的日期时间，购买或领取该物品的场所等等。
随着现在技术进步，连卡都可以不要。消费者购买或领取产品后付账或登记时，直接通过人脸或其他身份识别技术，连通该消费者对应的数据库。打印产品清单给消费者的时候，也同时把消费者这次领取产品的所有相关数据信息都加到了这个数据库中去，并同时扣除相应的货币或者特定的物品消费积分定额（类似过去粮票、油票之类的票据，可以电子化，无需实体票据）。
然后到了每个月规定的时间，消费者都可以上网登入到这个自己购买或领取的所有产品信息的数据库中，对已经使用过一段时间，足以进行评价的产品，把评价信息写入数据库中。评价信息首先是对商品满意度的打分，这个是必填的。然后可以是文字上的建议或批评，可以选填。如对某些产品，超过规定的评价期限，消费者还没有进行评价，则可以自动扣除消费者信用卡内的金额作为惩罚。而进行了评价，则可以有一定的奖励。这个消费者清单评价数据库，可以采取一定加密措施，只有消费者本人才能登录查看，以保护个人隐私。当然如果涉及某些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也申请许可证，登录查看。
而到了每一个月或每一个季度或每一年规定的时间，后台程序可以自动把所有消费者数据库里商品评价的信息汇总整理统计出来，并且结合每个厂家企业生产成本以及原材料质量，机器质量等客观数据，采用一定的公式，自动给每个生产商品的企业厂家打一个分数。
然后采用淘汰制，分数低的自动进入惩罚名单。而分数高的则进入奖励名单中。进入惩罚名单的企业负责人，比照市场经济国家破产企业主的待遇来处理。比如没收一部分财产，到条件艰苦的地区去做普通工人一段时间。该工厂的所有工人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可以自主选择某个艰苦的培训，或者也可以选择转移到条件更艰苦的劳动岗位上去。这些措施可以让他们自由选择。同时这些企业尽管换了一批工人和管理经营者，但还是在下一轮计划中让这些工厂企业缩小生产规模。
奖惩过程，可以完全通过电脑自动实现，不必有任何领导或上级参与。如果哪个进入惩罚名单的工厂企业，提出异议，可以有人参与进来，查对数据库里关于该企业产品的具体评价信息，甚至可以抽样调查，联系一些参与评价的消费者，核对真实性。如果核对结果有误，那可以修改决定。如果核对结果没有错误，那就仍然执行决定。
这个末位淘汰的惩罚本身，倒并非是让这些企业的管理经营者和这些企业的工人职员物质上损失多大，肉体上多痛苦。而是通过这种金钱收入上的贬损，肉体痛苦上的增加，把惩罚用一种庄重严肃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让他们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羞愧和耻辱。由此对其他没有进入惩罚名单的企业形成震慑效应，使他们不得不想法设法的提高劳动生产率，较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避免沦落到进入惩罚名单的羞耻中。
对于进入奖励名单的企业，其企业领导人和工人都可以收入加倍，同时通报表扬。并在下一年度计划中，扩大企业负责人的权利，扩大企业产品数量
这同样不是让这些企业的领导和工人在物质上多得到多少好处，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感到一种由衷的光荣感自豪感。
这种消费者自己参与的监督评价体系的技术手段，不仅可以激励具体产品生产者，也可以用来激励所有公民。比如计划经济下，会有某些短缺的消费品（比如新型私人飞机，比如环境优美的住房等）。过去技术手段落后的情况，是通过票证加排队的方式来决定分配优先级，浪费大量时间。现在不同了，完全无需人为排队。而是可以直接通过某种积分排名体系来决定分配优先级。比如创造性劳动的积分体系。哪个公民在创造性劳动领域的贡献比较大，积分排名就比较高。然后某种短缺的消费品出现后，在数据库里直接挑选排名前十万名，或者一百万名的公民，具有优先购买或领取该种消费品的资格。完全无需排队，直接送货上门。这本身也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能让更多人主动愿意发展自己的创造性才能，投入创造性劳动中。当然更合理的积分排名体系，应该还包括其他因素综合考虑。比如一般性劳动的贡献程度，知识水平的高低程度，各类信用行为遵守程度，都可以加减积分。违法交通规则之类可扣除积分。

      第三个弊端
周先生说的计划经济第三个弊端是计划经济否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从而就是压制了创新活动。并且他还举了例子，乔布斯从来不去搜集什么需求信息，因为要创造的产品世界上根本没有。乔布斯还喜欢引用福特的话，去找多少人去调查需求，都不会说需要汽车，而只会说需要更好的马车。从而得出结论，这样的创新不是靠搜集数据能实现的。所以计划经济实现不了这种创新。
应该说周先生举的例子，适得其反。恰恰说明创新不是来自于市场。真正的创新来自于人性需求，来自于一定科技知识之上的想象构思。汽车不是什么福特能发明的，而是来自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构思。对更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的设想，古已有之。这和任何市场或企业家无关。
福特不过是玩弄忽悠人的话术。在没有汽车的时代，如果问别人你需要何种在市场上能买到的交通工具，那当然没有人会说汽车。但如果问别人你心目中理想的满足需求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样，那能说出汽车或者远胜汽车的，应该很多。前者的问题是基于市场需求，完全受市场制约。而后者是基于知识储备以及客观的心理规律，是完全独立于市场之外。把想象变为现实的创新，则取决于独立于市场的科技发展程度。没有热力学的发展，当然也就不会有内燃机，也就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汽车。
人类历史上大量的重大创新都不是什么市场催生的产物，古代发明如火药、造纸、印刷等就不必说了。现代的重大发明如计算机本身是因为军事需要而催生的，因特网来自于美国的军事计划，超文本的因特网协议来自于欧洲核子中心的研究需要。现代的火箭卫星当然更不是市场催生的，第一颗卫星还是苏联制造并发射的。至于科技背后的基础——科学创新，更与市场没有什么关系。牛顿不是因为市场需求而发明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不是因为市场需要而提出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普朗克、波尔、海森堡、薛定谔不是因为市场需要而建立量子力学体系。
创新或者说创造性劳动本身就是人类的内在天性，内在需求。较为完善的计划经济会进一步解放人们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天性，甚至可以说计划经济内在就和发展释放人们的创新才能有本质关系。
市场经济使得大多数人只能畸形片面的发展，使人们满足于市场流水线塑造的行为模板，丧失创造性劳动的兴趣。市场经济下，迫使大部分人的视野只能局限于自己工作生活的那一隅，成为一个熟练工，一个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否则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市场经济下，大部分人即便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也被诱导花费在那些被刻意制造出来的畸形需要。形形色色的广告、游戏刺激牵引着人的鼻子，让人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窒息天性中从事创造性劳动的需要。
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情况下，就为这一切的根本改观提供了前提条件，把人的体力和脑力活动从市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和企业管理者从市场经济下对物质金钱蝇营狗苟的琐碎盲目的追求下解放出来，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视野中解放出来。能有兴趣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培养自身的创造性才能，学习创新所需要的各类知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的的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却成为了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 在计划经济下，每个企业，每个工厂，每个单位，都不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环节，一个组织，而本身也成为了教育系统、娱乐系统的一个组织，一个环节。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大学。
真正的生产劳动时间可以象斯大林说的那样限定在五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以内（这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于需要集中较长时间的工作，则可以通过轮换方式，每个劳动者依旧可以获得大量空余时间），剩余的五六个小时，可以充分享受教育和娱乐，参加各种知识讲座，参加能力培训提高班
每个人都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兴趣，表现自己的特长，学习自己愿意学习的知识。经过能力测试，都可以更换自己更感兴趣、更擅长的职业。每个人都可以在所在的企业工厂里参与政治辩论，学术研讨，艺术创作，文化交流，科技发明竞赛。
每个人的毅力、记忆力、想象力、理解力、判断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艺术欣赏力，创作力，体育运动能力都可以得到系统的培养训练和提升。并且这种培养提升情况会由国家定期考核，其严肃性、重视程度和表示物质财富生产状况的经济指标完全一样。表现出色的，分数高的单位，其管理者和全体职工会受到表彰奖励，表现不出色的则被批评受到相应惩罚。劳动者的创造性才能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与解放。
计划经济中可以专门计划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用于创新活动。由个人或企业单位根据个人的知识水平考核或平时劳动或产品质量所得的积分高低来确定申请这笔资源的优先级顺序。比如某个人想出某种新类型的产品，他就可以先参加与该产品有关的技术知识的考核，考核分数达标，则可申请调用相应资源来建立一个新的工厂，由他担任这个工厂的管理经营者，来专门生产这个新类型的产品。产品生产出来后，由国家安排消费者试用，然后选出其中最受消费者好评的一部分新种类的产品，纳入下一轮的正规生产计划中，进行扩大生产。
而对企业来说，中央计划委员可以专门计划出一定比例的资源，直接分配给每个企业自主调用，用于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对每个企业的技术革新效率，新产品研制效率，可以打分评价。分数高的，在以后可以调用更大比例的份额。表现差的，除了对企业管理者进行调离降职处罚外，也降低自主调用资源的比例份额。在生产力已经相对发达的情况下，常规生产和自由创新生产甚至可以达到各占50%比例的程度，同时每个五年计划中常规生产的设备和产品被新发明的生产设备，以及产品种类替换的比例必须在相当大的份额之上，也可以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列入指标。如果企业达不到这个指标，就加以扣分，排名靠后的企业负责者会受到相应惩罚。
当然，只要是创新，就一定会有失败，一定有大量财物看上去白白损失。而恰恰是计划经济更能承担得起这样的损失。两次世界大战，英美等国的战时经济本质上也是建立在私有制上的计划经济。而战争，其实就是计划生产出来的大量物质财富（武器弹药）的毁灭，不产生任何后续经济价值。但美国采取的战时计划经济，不仅治愈了大萧条，还造成了经济持续的扩张。极端粗陋的私有制计划经济，又以大量物质财富的毁灭为目的的生产，尚且能如此。那么在公有制基础上，更精细设计，拥有更强大信息处理设备的计划经济下，一大部分资源投入到创新为目的的生产，造成的浪费损失，就更能承担得起。
实际上可以直接把计划经济下自由创新的这部分生产当成一种巨大的消费来对待，这种消费本身又能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人才，产生更高技术水平的设备，和战争相比，对经济持久健康发展的正面效应更不可同日而语。在创新领域，计划经济具有的潜力是市场经济所无法比拟的。周为民先生所谓的“现代经济已越来越需要以创新驱动”，那只能说是市场经济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创新来指责计划经济只能是南辕北辙。

第四个弊端
周为民先生给出计划经济的第四个弊端是不能保证集中决策总能按照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来配置资源。他的意思大概是市场经济是没有集中决策，或者即便有集中决策，也是不会造成太大危害的。他还举了产能过剩的例子，说产能过剩是因为政府部门特殊偏好，才导致资源错配。
周先生举的例子是拆自己的台。如果说政府干预，资源错配是可能；那么没有政府干预，纯粹让市场自己来，那资源错配就是必然。生产过剩从来就不是什么政府偏好导致的结果，恰恰是市场自发的盲目性必然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一次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教训还不够多？周先生能把生产过剩说成是政府作用的结果，就是指鹿为马了。
市场从来不能合理配置资源。真要按照市场自己的逻辑，哪怕把大量资源投入毒品的生产都是经济合理的行为。
市场经济不是为满足人的真实需求而存在，它满足的是金钱代表的有效需求。谁钱多，就更好的满足谁的需求。对没有金钱支撑的需求，资源就不会朝这个方向流动。穷人生大病，按市场经济的逻辑，应直接等死，因为他治病的需求并不是市场承认的有效需求。市场所导致的两极分化，不仅仅是财富水平上的两极分化，也是素质能力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越是发展，社会矛盾就越是剧烈，交易成本上升的速度就越是快，直到出现跃迁爆炸式增长（社会动乱，大规模暴力冲突）。这时候大量资源的更会以惊人规模浪费。
有些人可能会说了，周先生虽然举例不当，但计划经济集中决策，一旦决策错误，不是确实能造成更大危害么？这意思是：一个胡乱决策的政府，在计划经济下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换成了市场经济，损失不会太大。实则一个胡乱决策的政府，推行市场经济，灾难程度只重不轻。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市场化改革，结果导致经济连年负增长，人均寿命短时间内急剧降低，还爆发了内战。光是经济衰退、财富流失造成的物质损失，都甚至超过了二战。或者再拿美国作为例子，大萧条初期，胡佛坚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结果使得美国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深陷衰退泥潭。
至于第三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各种人道主义灾难或动乱，就更不必说了，只不过觉得司空见惯，就不当回事情了。认为市场经济下，政府放任不管，或者政府有了错误决策，危害也较小，也是市场信徒的一厢情愿。
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所谓惨痛历史，如数家珍（实则其中不少本身是违背计划经济要求的结果）。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各种惨剧呢？那就是选择性遗忘，过滤了。其实相对于市场经济曾经造成的巨大灾难，社会主义的某些失败时期都可以算得上成功了。羊吃人、虐待童工、贩卖黑奴、贩卖鸦片之类的罪恶就不必说了。造成巨大损失的两次世界大战，本身都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引发的结果。
在政府是同样的素质，同样的决策水平的情况，计划经济（只要是确实达到基本合格线）不会增加更多的灾难，增加的或许是人们对灾难和弊病的敏感程度，降低了大众对不合理状态的容忍程度。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或者经济出了什么严重问题，总可以找各种理由推卸责任，说这是人的天性造成，这是难免的市场周期波动。充其量换一个政府，继续原来的制度框架不变。
俄罗斯市场化后，几乎时不时来一场经济衰退。结果都不会对其制度本身造成什么触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长期停滞，也很难因此改革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在计划经济下，别说的大的决策错误，哪怕经济稍微有点停滞，都会造成极大不满。无数人绞尽脑汁论证这是计划经济本质造成的结果，必须彻底废除计划经济本身。八十年代的苏联就是如此。
一个国家有信心构建出理性高效的政府，那么推行计划经济出现重大决策错误的概率只会比市场经济更低，有错而导致损失的程度也会更轻，能更及时的挽回。如果一个国家没信心构建出理性高效的政府，那么实行市场经济，放任市场造成重大灾难或者决策错误造成巨大损失的概率照样也会很高，甚至更高。
担心所谓集中决策不能保证符合社会利益，所以应该否定计划经济的理由，全部都可以原样照搬，用来否定现代政府本身的存在，回到各自为政、分封割据的封建时代才能解除他们的担心。其实按照市场信徒的逻辑，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机构应该全部都私有化、市场化才行，可惜他们似乎又没有这样的主张。
从更根本的角度上说，计划经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升素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也为建立更加高效、透明、公开、理性决策的政府体系提供了条件。以前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体系方面做得糟糕，但这并非计划经济本身导致的必然结果。火车刚发明的时候跑不过马车，不等于人类就应该永远满足马车。
此外，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下，无数私人企业是不透明的灰箱，甚至黑箱。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市场主体本身就要制造出各种形式的信息壁垒，以争取获得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对这些黑箱，即便可以监督，其监督的成本，约束的成本也相当高昂。而监督的责任，最后仍旧是要落在政府头上，还是要归结为政府本身的效率和利益偏向。既然如此，为何要多此一举，增加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呢？
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本身就是被关注的焦点，其国有性质决定了，监督成本，约束成本远远低于那些分散的私有企业。而且此时政府合法性，也来源于其宣扬的意识形态，为人民服务，为所有人个性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没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任何政府的运行都是无法想象的。政府会无法调动军队，无法确保下级官员听从其安排，更无法让人民接受其指挥。
公民可以用这种意识形态去指责官员，任何公民察觉到国企管理者腐败渎职的事实，可以名正言顺的质疑。其实市场经济下也必须有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意识形态，但由于市场本身的腐蚀性，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力远比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要小得多。所以周为民先生按在计划经济头上的第四个弊端或者危险，其实反而是市场经济更为突出。

第五个弊端
周为民先生给出的第五个弊端是计划经济需要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体制来和它配合。
有一点，周先生应该是说对了，计划经济确实需要一整套的政治体系、宣传体系、教育体系、文化体系、娱乐体系来与之配合。但这套体系，不是如周先生想象的所谓极权。其目的是解放人，而非束缚人；是给人更大程度的自由，而不是剥夺人的自由；是让每个人能发展自己的个性，具备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而非压制个性，压制思想。归结为一点，是让更多人能朝着创造性劳动作为第一需要的方向发展。
越多人具备个性，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也才能让创造性劳动的需要变得更为强大，创造性的才能更为杰出。只有朝着让人更自由的目标不断接近，计划经济也才能表现出更为持久强大的活力，计划经济才能真正发挥出远远超越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周先生其实抱着一种机械的、静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问题。属于把词语顺延当成了逻辑推理，因为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他就直接机械顺延到文化等等也是高度集中的。
其实要说极权压制，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社会对人个性自由的压制才也是相当巨大的。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化，哪怕再滥俗低劣，也会病毒式繁殖。不符合市场需求的，则被边缘化。完全市场主导的社会，容易变成缺乏个性，高度同质化的社会。
此外。市场社会下，人的自由面临双重威胁，第一重威胁是私人企业，必须确保这些私人企业受到充分的监督和约束，否则就会罔顾人民正当权利，甚至不顾人民性命。资本主义历史上包括中国现实里的虐待童工、地沟油、毒牛奶、无视安全，不顾工人性命的私营煤矿等等。第二重威胁是政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只要军队听命于独裁者，照样可以封杀言论自由，甚至滥杀无辜，任意镇压异己。皮诺奇特、苏哈托等独裁者都杀的血流成河。
公有制计划经济下，两重问题实际上合并成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建立对国家政府有效约束和监督。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实行私有制市场经济，照旧贪污横行，人民遭受荼毒。而且是加倍的厄运。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政府本身就能促成保障个性解放，文化丰富多元的发展，各种不同观点有序有礼的交流。政府甚至可以主动提供资金和平台，让各种尖锐对立的观点有足够的机会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锋。各种付出真诚努力，且确实具有独特创意的文化作品，也都有充分的机会得到展示。

结语

最后说一下，周先生演讲的第二部分叫做“中国人为什么难以理解市场经济”，他归结成所谓历史的原因，所谓历史上中国就如何压制市场经济云云。这其实是周先生问反了，也说反了。应该问的是“大部分人为什么难以理解计划经济”。中国历史，可能确实是周先生的知识短板，因此人云亦云，缺乏真正深入的了解。实则从战国开始，私有制加市场经济就确立了在中国经济的统治性地位。中国历朝历代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力度，总体平均而言是远远小于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周先生之所以要对历史做如此的附会。大概是因为，“新”在现代中国就意味着政治正确，“旧”意味着保守落后。所以无论如何，要把自己的主张给论证成是某种革新，而把计划经济说成守旧。其实还是不自信的心理作祟。
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已经有至少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属于不折不扣的旧制度。哪怕在历史相对较短的西方，它也是一种旧制度。周先生信奉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属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派，在西方都是被归类为保守派。西方人还是比较老实的。周先生挖空心思颠倒新旧，只能是小聪明小伎俩。
也正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旧制度，大部分人才安于守旧。觉得旧制度对他们来说更安全，所以才如此害怕对这一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会想象出各种可怕的危险来吓人吓己。也正是因为因循守旧的心理，所以市场经济哪怕出再大的问题，经济衰退程度再严重，经济停滞的时间再长久，英、美、日等国家仍旧会想方设法保留旧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修补调整，而无法接受更彻底的革新。而计划经济哪怕并没有出现类似三十年代大萧条那种程度的经济衰退，苏联那些庸腐的官僚就会迫不及待的设法废除，哪怕因为市场化导致巨大的灾难，使得国家陷入持久的经济衰退也在所不惜。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巨大的经济体系革新，确实让因循守旧者从心底里恐惧排斥的。

其实守旧也并不可耻，毕竟接受新事物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只有少数思想超前者才能打破守旧的心理。直接承认这点就是了。周先生如果说，旧的市场经济制度，毕竟历史很长了，直接照着亦步亦趋的走，省力省心。新的制度毕竟时间短，要中国自己加以设计完善，不值得去冒险。那也算是一个理由。偏偏要把自己的守旧说成是革新，那就有点太幽默了。
[1]米塞斯《人的行为》下册，夏道平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8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