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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放条件下，中国选择的现实考量
1.文化及观念的考量
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再加上五四以来的民族失败心理，一部分人及社会主要思潮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出现了强势崇拜心理，对西方的理论有了盲目的追随性，忘怀了拿来主义的初衷，走向了邯郸学步的荒诞。树立文化自信，重立国人尊严，必须要回归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根基上。摆脱强势追随，重归自我独立，需要有真正来源于自我、有自我坚守的政治经济形态及主张。既要顺应时势，更要引领时势，需要在文化观念上有独立性的态度。文化观念战场是决定行为的更高层次的战场，中国必须要在这个战局里形成突破，为世界带来多元的选择，为民族撑起自信与自尊，进而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输出，形成“三观”的巨大影响力。这对于摆脱西方价值核心下的世界主义有重大意义。
2.政体模式与政治理念的考量
中国依据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往往被有冷战思维的西方挂上意识形态标签，从而在西方社会及受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的人群中产生妖魔化想象，而这种意识形态隔阂或冲突甚至造成对中国社会、中国制造的误读，将中国社会及中国制造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放大到道德层面，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对外主流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扩展。而国内所谓“民主派”“自由派”等精英群体同样本着西方价值观的认定标准，对中国政治产生与西方主流价值相一致的门调。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批评，而是一种观念的选择；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隐藏在社会现象下的一系列考量。
如何消除意识形态造成的不同价值观、文化系的冲突与误读；如何完善为国人广泛认同和有效的、即有政治理念传承又有历史文化传承的政体模式和政治理念，同样需要从观念到体制的创新；从实践到调整的完善；从思想到认知的统一；从实效到适时的合理性安排。从历史阶段的由然选择到新历史阶段的必然调整，更多的出发点应该落在人本主义、文化本体、理想原则、历史思维的基层上。
化意识形态的对立为独立、建立历史阶段合理性基础的传承和调整，更多汲取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丰富和发展，反思和疏理近当代政治得失的根由，疏通全球化时代的观念障碍，创造领先于时代的政治理念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完善政体与政治理念的创新前提。
3.法律与社会公平
法律建设并非简单模仿西方的法律条文或其法理、三权原则，而是要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人的行为认同方式。同样，法律的完善并非意味着社会治理的完善；法律体现的社会公平并非现实社会的公平。我们必须认知到人的本质与法律、公平的相关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有过深度的探计，他们都认知到人心与人性的不同，体会到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知晓秩序的作用，见惯失控的欲求导致的纷争。因此，孔子主张礼乐乃治国之本，乐用来陶冶情操，风化民情，通过人的内在修养实现天人相合、人人相合；礼则是外在的约束，通过礼的修身令士知荣辱、晓大义；刑法则是在乐礼无法抑制人的行为失范后采取的不得已之“下策”。这些理念既透彻着中国古人对人本的认知，又彰显中国古代的治世经验。
关于社会公平，古人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但绝不是将煎饼摊大摊平，而是实践着鳏寡孤独各有所养，盲瞽聋跛各有所用，生老病死各有所依，是各尽所能、各有其用的劳动福利制度；是和天下主张下的避免势力失衡。当然，实现社会公平从古至今的实践都并非容易。古代中国更多依赖血缘宗族的亲缘平等实现社会公平的认知，这些中国特色的治世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并不是法律的完善就意味着社会治理的完善；并不是三权分离的制度构架就可以解决权力滥为、权力寻租的问题；并不是制度设计的公平或简单的平均主义就是现实的公平。我们必须抓住人类社会、人的行为的本质，充分认知公平的现实、人本的内涵，才能真正处理好法律、公正、正义、公平这些困扰人类几千年的大问题——只在于完善，不可能完成。
4.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考量
首先，必须要看到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国内外形势及要素市场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再用静态的经济学理念及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的经验去解决变化性问题。必须由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转变为夯实经济，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稳定化运行。
其次，必须认清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与现实市场经济的差别，认知到中国市场经济实践需符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认知到市场经济的人本缺失与道德失范，认知到经济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从文化到心理、从人性到理想、观念的综合作用，认知到中国市场经济实践所面临的问题恰是市场经济过程产生的。认知到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参照西方以有的历程经验，更要总结相关的教训，尤为重要的是要提出自己的理念主张。
再次，必须把问题导向、脚痛医脚的应急性政策，转变为有前瞻性、稳定性的建设性政策。从治表回到固本，从治末回到治心。只有这样，才能稳住阵脚，明确方向、坚定不移、持续巩固。
必须要彻底摆脱西方经济学理论所给出的经济发展理念、策术及手段，回到中国经济现实、中国社会深层诉求，形成自己的经济学思想与准则，形成自己的坚定态度和方向。
必须去除暴利心理与投机行为导致的经济畸形；必须平衡经济发展带来的势力失衡与机会不对等，必须改变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观念。重树人心，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利用税收杠杆消除价格扭曲，制止过度营销，促进健康消费。
必须考虑开放体系下世界经济中的主体竞争关系与利益博弈关系，在进一步开放市场及经济的同时，把控好外来影响因素及渠道，避免在自然原则与利益原则的国际规则中造成民族国家主体的竞争落后，防范输入性危机、强化输出性自强性动力。
必须要形成层次化、差别化的控与放，在微观经济层面给予市场最大的灵活性与宽容性，在中观层面形成局部性调控力，在核心经济领域实现彻底把控力，将政策性、战略性、重要性经济放在国家性质的保障上；将企业性质的国营企业完全放入市场体系中，通过税收等转移性政策形成公共服务、战略资源体系的支撑力。在国有事业考核上，放弃经济性指标，改用社会服务的满意度与工作人员的效能性进行评价。真正划清政府与企业的界限、政府政策目标与经济自主性发展的界线，按经济层次、经济宏观战略属性形成政府性与市场化分类运行机制。
5.重树信仰与重构观念的时代与现实考量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王权失威、社会失范”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其一是周王权的腐败，令其失去民信与民心；其次是诸侯势力增强，在没有统一王权威势的空间中形成彼此的纷争；再次是商业发达、财富势力上升导致的人心坠毁。这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
当今时代因西方强势的介入性影响与新旧变革产生的无适性影响，导致一些人出现信仰丧失、观念混乱的状况，而若想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重树信仰，重构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社会尚若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必然会陷入盲目与纷争之中。
六、从小康到大同：马克思与孔子的共同理想
小康与大同是中国古代哲人畅想的理想化社会，其具有中国文化的审美特质，反映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理想人生诉求，它们不仅仅是“接地气”的词汇，更是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亲切的共通性理想。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及实现这一构想所需进行的过程性矛盾克服与走向最终实现所需的斗争过程。总之，它适宜于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却不包括社会主义实践及共产主义实现所需要的全部指导。刻舟求剑似的照搬只是郑人买履式的荒诞。然而，不容否认的是，马克思最早疏理了古代人类社会的理想与经验，科学地提出了他的理论及设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起到过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
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中产生的，在经过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急需时代性创新，丰富并完善,以适宜于当下中国及其它有志于人类理想奋斗的民族的需要。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基下的创新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路径：
（1）吸收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份，实现与中华民族具有亲切感与贴近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2）吸收并萃取人类社会所有民族与阶段的优秀文化及治世理念，更广域科学地丰满马克思主义；
（3）提取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寻找与其相一致的普适性文化，摆脱标签化的意识形态状态，将马克思主义弘扬发挥，形成更科学、适宜的理想与信仰；
（4）结合时代性精神取向，进行现实考量的马克思主义再发展。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美好理想，与其它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美好理想有着共通性。我们应该打破意识形态标签的历史阶级性制约，将马克思主义经由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弘扬成真正有血有肉、有自身特色、有更广泛普适性的理想。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理论创新与突破，为人类理想作出中国贡献。
七、理想国民教育与小康社会
无论是将无产阶级提升为中产阶级，还是建设小康社会，或是改变当今社会三观杂乱、行为混乱的局面，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社会当下都面临着一个极为紧迫的任务：理想国民教育。现有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包括各地中小学、公共场馆等教育设施，数量庞大的大学教师队伍、大学生志愿者队伍，而教育培训事业如火如荼。然而，职业教育培训或社会培训等均为赢利性机构，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而大学教师又忙于科研教学，没有从校园走出深入实践，大学生志愿者主要服务于乡村或环保事业等领域。因此，如何利用上述资源形成对整个社会的义务性理想国民教育责任，并真正发挥出有效性，我们应当借鉴曾经的“夜校”经验。同时，要将承担社会责任纳入大学教师考核指标，替代纯学术化的指标体系。
理想国民教育应包括以下几大范畴：
1.通识教育：能通过理想国民教育提高一般大众的普遍素质与素养，将传统文化、世界文化浅俗易懂传输给一般大众，增加一般大众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认同感，文化、审美的心灵养化，环保、节约的一般常识。
2.道德与美育教育：要通过理想国民教育提高一般大众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摆脱低脱恶劣的时尚风潮，形成崇尚道德、遵守规则的人文品质，增强道德体质、纯化心灵。
3.理想信念教育：要通过理想国民教育重塑一般大众的“三观”，将传统文化、世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共通性人类优秀精神财富提供给他们，培育其理想与信念，从而为其人生提供精神动力。
4.职业技能教育：要通过理想国民教育增进一般大众的职业技能及职业道德素养，使一般大众的职业水平提升，以对应中等收贡献要求。
5.团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想竞争于世界主体，必须要形成群体的凝聚力，这种聚力要通过每个人日常的团体化行为培养。古代中国的周、秦文化，古希腊的斯巴达文化，近代德国、日本的强大，都离不开团体主义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
6.国民体质培训
理想国民教育必须要尽快提到日程上来，这在当今社会情态及世界形势下，日益紧迫，不容姑息。要构建一套包括夜校、教授、教材等一整套理想国民教育体系，形成真正有效、必须正能量、激发情态的理想国民教育内容与制度。理想国民教育关乎中华民族在新时期复兴事业的成败，关乎重整观念思想混乱的成败、关乎经济改革、转型创新的成败、关乎中华民族长远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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