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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变革时代人们为何更安于现状？
哈福德：我们处于一个不停变革的时代，可人们换工作和为工作搬迁的频率都大幅降低，而这代表停滞，而非稳定。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停变革的时代。至少，靠鼓吹颠覆发家的咨询行业，以及将自己行业内地震过于一般化的记者们，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关于颠覆的坊间证据很容易找：金融危机；Facebook（刚刚进入少年期）以及iPhone（更加年幼）等创新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极端政党的崛起以及一位特立独行的总统的问世。
但关于颠覆的统计证据并不那么令人信服，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许多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变革的步伐真的如此疯狂，为什么我们在生产率统计中看不到呢？
关于不稳定的一个明显衡量标准是人们换工作的频率。1990年代末当我踏入英国劳动力市场时，人们普遍认为找一份终生职业的想法已经过时了。然而今天人们在一份工作上待的时间长于那时。
人们渐渐选择降低换工作的频率，英国和美国都是如此。2015年，保罗•格雷格(Paul Gregg)和劳拉•加德纳(Laura Gardiner)为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进行了一项英国劳动力市场研究，二人在研究中发现人们换工作的倾向出现显著下降。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每季度约有3-3.5%的就业人员为了新工作辞职。金融危机期间，这一比例下降到2%以下，此后有所反弹，但仍远低于历史标准。在30岁以下人群中，这一下降尤为明显。
只要人们有工作，这件事重要吗？重要的，因为正如格雷格和加德纳所指出，换工作往往意味着升职和大幅加薪。当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发现自己年复一年干着同样的工作，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再称之为稳定的时期，我们称它为停滞。
在美国也有同样的情况——换工作频率的长期下降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劳动人口特征发生变化。
美国的另一类似趋势是地域流动性下降。自1990年以来，美国人某年从一个州迁移到另一个州的比例已下降了一半左右——这是相当惊人的下降，按照对分散、原子化社会的标准叙述，这一降幅看起来很令人意外。如果美国人真的不再了解他们的邻居，那么他们一定是非常努力地在避开他们，因为他们做邻居的时间要比以往久得多。
也许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惧怕变革。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他的新书《自满的阶层》(The Complacent Class)中认为，美国在许多方面变得不那么富有冒险精神。二十年前的专辑现在听起来也还行；老套的情节和人物加上新特效就拍成了现在的电影。现在我们表达文化勇气的主要方式就是去一家新潮餐厅吃饭。埃塞俄比亚或秘鲁的美食可能提供美味的新鲜口味，但无法成为文化革命的力量。
考恩的论点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不需要求助于文化来解释就业市场的停滞。经济学家麦克•康恰尔(Mike Konczal)和马歇尔•斯坦鲍姆(Marshall Steinbaum)在2016年发布的文章中认为，人们不愿意为找到好工作辞职或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好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如果企业求贤若渴，而人们不愿搬迁，薪水就会大幅提高来争取说服他们。可惜在绝大多数行业，薪水没有涨。
至少表面上，经济学家格雷格•卡普兰(Greg Kaplan)和萨姆•舒霍佛-沃尔(Sam Schulhofer-Wohl)给出了更乐观的说法。他们指出，因为有互联网，人们可以在理想的地方找到理想的工作，永远不用再搬来搬去。（按照这一逻辑，那么约会应用就降低了初次约会失败的数量。我不确定有没有人相信这个。）
但卡普兰和舒霍佛-沃尔也指出，现在的经济比过去更同质化。以前人们会搬到密歇根州制造汽车，搬到沿海港口从事码头工作，现在每个工作都是服务行业工作。无论你是给牛肉饼翻面的，还是给大脑动手术的，你都可以在任意一个州工作，因此也没了搬迁的强烈需求。
这似乎是合理的，但也是令人悲伤的。这表明虽然我们有能力搬迁到任何地方，但我们留在原地不动。这让我想起心理学家安吉拉•巴恩斯(Angela Bahns)、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和克里斯蒂安•克兰德尔(Christian Crandall)关于大学校园友谊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在一所大型多元化校园里，学生们会去寻找并结交与自己非常相像的同学。在交友选择较少的较小的大学里，年轻人的朋友更多元，因为不这样就交不到朋友。
我们对现状的偏好并不新鲜，但也许我们正利用新的机会来放任这种偏好。
译者/何黎
转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2476?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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