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1-24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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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末维特根斯坦到维也纳与玛格丽特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没多久，玛格丽特宣布不再想亲吻他；这时维特根斯坦本该觉察到一种暗示：玛格丽特对于他俩的关系有一点矛盾心理，对于嫁给他心怀疑虑。她解释说，她对他的感觉不是适宜亲吻的那种。维特根斯坦没抓住这暗示。在日记本里，他没有停下来想想她的感觉，而是耽于自己的感觉。他承认自己觉得这事痛苦，但同时并不为此感到不快乐。因为，真正说来一切都取决于他的精神状态，而非肉体欲望的满足。「如果精神不抛弃我，那么实际发生的任何事就都不是肮脏和卑下的。」「不过，」他又说，「如果不想摔下去，我就必须使劲掂着脚尖站立。」在他看来，问题不是臝得她，而是战胜自己的欲望。「我是一头野兽，而且还不为此而不快乐」，他在圣诞节那天写道。「我面临着变得更加肤浅的危险。愿上帝阻止这个！」
讨论在石里克的家里进行。魏斯曼对维特根斯坦说的话作了相当完整的记录，部分是为了他计划写的书，部分是为了使维也纳小组的其他成员（维特根斯坦不肯见他们）了解维特根斯坦的最新思想。于是，在哲学会议等场合，那些成员在自己的论文里引用维特根斯坦的想法。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建立起了一种声誉：奥地利哲学辩论中的一个有影响但有点影影绰绰的贡献者。某些奥地利哲学家甚至猜测，这个常常听说但从未见过的「维特根斯坦博士」不过是石里克凭空捏造的产物：一个虚构的实为小组拜符的神话人物。
1932—1933这个学年，维特根斯坦对纯数学地位的堂吉诃德式进攻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年他开了两门课，一门叫「哲学」，另一门叫「给数学家讲的哲学」。在第二门课上，他试图跟一种他认为有害的影响作战：数学本科教科书对本科生的影响。他读出哈代《纯数学》（那时的标准大学课本）里的选段，以展示他觉得笼罩着整个纯数学学科的哲学迷雾——他认为，要驱散这迷雾，必须根除许多人通常持有的对数学的假定——它们植人得如此之深，极少受到检视。
在名为「哲学」的系列讲座里，维特根斯坦引入了一种技术，对于他的哲学方法，这一技术将越来越处于核心地位：构想出他所谓的「语言游戏」的技术。这是一种构想出想像中的场景的方法，在那种场景里，语言用于某些定义谨严的实践目的。那种语言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里的或某种完全虚构的语言里的几个词或短语；根本之点是，在描绘那场景时，若不提到这语言的使用，就不能描述这语言。这技术是一种治疗，目的是使我们免于一种哲学困惑，那种困惑源于：丢开语言在「生活之流」中的位置，孤立地考虑语言。
他和罗素有过一种太硬的命题概念；语言游戏方法的目标是——可以说——令这样的概念松弛下来。例如，他请听众考虑这个语言游戏：把东西指给孩子看，说出语词，从而教他语言。他问，在这个游戏里，对命题的使用是从哪儿开始的？如果我们对孩子说「书」，而他拿给我们一本书，那么，他是学了一个命题吗？或者，只是涉及真假的时候，他才学到命题？但那样的话，一个词一例如，对问题「有几张椅子？」回答语词「六」一也可以是真是假。因此它是一个命题？维特根斯坦暗含的意思是，我们如何回答这种哲学问题是无所谓的；有所谓的是，我们看出可以如此任意地给它们任何回答，进而看出我们的概念很是「可塑」——如此之可塑，无法强制地套进罗素和他自己曾提倡的那种分析：我想用语言游戏展示我们使用「语言」、「命题」、「句子」的模棱方式。许多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命题，也可以不，比如命令：可称作语言的不只一种游戏。语言游戏是理解逻辑的一条线索。既然我们称作命题的东西多多少少是任意的，那么我们称作逻辑的东西扮演的角色就跟罗素和弗雷格设想的不同。听课的人里面有一个 20 岁的数学本科生，此时是他在三一学院的第三年；很快他就成了维特根斯坦生活里最重要的人——常常陪伴左右的人，信任的知己，甚至是哲学工作上最有价值的合作者。
弗朗西斯 · 斯金纳 1930 年从圣保罗来到剑桥，被视为那一届最有希望的数学家之一。不过，在剑桥的第二年，对维特根斯坦的兴趣开始把他的数学工作挤到第二位。他全然地、毫不怀疑地、几乎着魔地投到了维特根斯坦身上。至于他身上有什么吸引了维特根斯坦，我们只能猜。在所有认识他的人的记忆里，他害羞、不装腔作势、长相不错，最主要的是，他格外温和。反正维特根斯坦肯定受到了吸引。与品生特和玛格丽特一样，斯金纳只要在那儿，仿佛就给出了维特根斯坦工作所需的平和。 1932 年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当时尽力完成的工作记了一笔，他似乎觉得，斯金纳和这一工作的关系对应于品生特和《逻辑哲学论》的关系：假如我在这书写完或出版之前死了，我的笔记出版时应该是题为「哲学评论」的诸片段，题献是：「献给弗朗西斯 · 斯金纳」。
在他的信里，斯金纳还强调了维特根斯坦在自己身边的道德必要性，仿佛缺少维特根斯坦的指引他就会落入魔鬼手里。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一封写于 1934 年 7 月 24 日的信，那是斯金纳在布伦和维特根斯坦挥别后的第二天。信的开头写了，那次告别是多么「美好和甜蜜」——如今说这话是惯例了；随后他写了，刚在布伦落单他就如何成了罪恶的人。他去了一家赌场，输了十法郎；然后，尽管下了最大的决心，还是禁不住回到赌场，这次赢了五十法郎。因为觉得自己恶心，他发誓乘下午的船回英格兰，但就要出发时再次陷进了赌场。此时他失了魂：我又开始玩了，玩得很谨慎，很克制自己。然后我输了一点点，我忽然失去了克制和谨慎，玩得越来越鲁莽。我很狂热地兴奋起来，不能控制自己。我总共输了约 150 法郎。先是输掉了身上带的全部法国钱，约 80 法郎；又把一张 10 先令换成了法国钱，全输了；又兑换了所有散碎英国银币，全输了。然后我在约 5 点钟时离开了赌场。走进新鲜空气时，我突然感到，开始赌博后，我的行为多么恐怖地不自然和可恨。我竟如此热切地要赢钱，这显得可怕。我突然认识到，自己陷入了一种多么卑劣污秽的堕落状态。我感到生理上的悸动和身体的兴奋。在一种悲惨的心境里，我在街上走了一阵。我觉得我理解了为什么赌徒常常自杀，因为堕落的感觉是如此坏。我感觉到一祌最糟的低级趣味（ philistine ）。我感到我在毁灭自己。然后我回了旅馆，把自己浑身上下洗遍了。
俄国对维特根斯坦的吸引力很少或一点儿也不涉及作为政治和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甚多地涉及他相信苏联正在过的那种生活。在 1934 年夏天维特根斯坦、斯金纳和莫里斯 · 德鲁利的一次谈话里，这一点显露了出来；当时他们在爱尔兰西海岸康尼马拉德鲁利兄弟的农舍那里过暑假。他们到那儿时，德鲁利准备了一顿相当精美的饭：烤鸡，接着是板油布丁和糖蜜。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坚持住在康尼马拉时他们早饭只吃麦片粥、午饭只吃蔬菜、晚饭只吃一个煮鸡蛋。话题转向俄国时，斯金纳宣布自己想做点「猛烈的」事，维特根斯坦觉得斯金纳的这种思考方式是危险的。「我认为，」德鲁利说，「弗朗西斯的意思是，他不想揣着糖蜜。」维特根斯坦高兴了。「哦，这是个出色的说法：我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不，我们不想揣着糖蜜。」大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俄国的体力劳动者生活是无糖蜜生活的范例。第二年，为了叫斯金纳领略一下这种滋味，他安排斯金纳和罗兰德 · 赫特冬天去一个农场工作六周。 2 月的一个冷天，维特根斯坦自己早上 6 点过去帮着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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