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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的结果是肯定《资本论》是史书，并且是“通史体裁”的史书。这启发我们：既要建立王亚南模本的“中华《资本论》”研究，同时，也要适时创设和推广“中国批判”范畴。就根本而言，前者的实质性工作还是推广“中国化”，使“马克思原创”成为中国方法，后者的工作着力点则是深度挖掘“中国原创”。
按照顺序，我们先对前一方面的内容进行扼要阐述。中国化，是从《资本论》研究中抽象出来并逐渐稳定化的一个民族工作范畴，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形式、认识形式，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式；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与运用看，又是特殊方法论范畴和思维语言工具。概言之，《资本论》具有“体”“学”“用”层面的系统规定：（1）《资本论》对历史工作本位之强调谓为“体”，即《资本论》的总体历史规定是书写“百科中的一科”，其建设的批判规定则是破除“现实历史之存在论”。（2）《资本论》之建立庞大理论研究架构谓为“学”，即《资本论》之开天辟地，在于建立资本之“通学”，而在商品工作基础上实现了“传统”“现代”的历史知识打通。（3）《资本论》之强大逻辑工作方法谓为“用”。总结上述内容，《资本论》的“学”与“用”大体上说的是“理论”“方法”“应用”三者的关系，并且后两者是把重点放在了“用”的层面，以对逻辑（此处“逻辑”特指方法论和工作逻辑）的“运用”为总揽，是体的扩展与流变。“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中国运用以中国批判为地基，是亦体亦用的。就此点意义而言，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确立“世界史”与“民族工作本位”之统一，是一基础，可据此总揽国史、天下史、世界历史的规定性统一。
以之为研究契机和工作切入，我们寻求“原创式创新”。中国批判，以“时代大用”为发端，是围绕“中国之用”提出的“体”的层面的建设规定。按照列宁的指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王亚南指示给我们的是如下论述：
人们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始终缺乏理解。他觉得有必要在第二版跋中较全面地作一清算。他列举了许多不同的错误看法后，再从正面介绍了一个俄国经济学家依据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应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作的方法论的说明，作了肯定的赞许……上面这五个论点，很全面地说明了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采取的方法，是全面的辩证的方法……我们由此看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讲到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恩格斯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讲到的历史的逻辑的方法，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讲到的分析法、抽象法等等，都不过是在他运用这个基本方法即辩证方法当中，在特定场合，处理特定问题或安排叙述程序所采用的一些具体的做法罢了。
王亚南先生认为，俄国评论者的这篇论文包括五个重要论点，除去本书已强调过的观点外，这里再重点提示其余两个：例如，“他说，马克思认为，经济科学的研究，就在发现他从事研究的外部现象的法则，并确定其作用的结果，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成，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间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内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法则。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法则、发展的法则，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则。这种法则一经由他发现，他就是详细研究这个法则在社会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结果。’”再例如，“他说，马克思认为，‘以文化为对象的批判，不能以意识的任何一个形态或结果来做基础。这就是说，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只是外部的现象。批判的范围，不限于拿事实和观念来比较对照，却是拿一个事实和别的事实来比较对照’”。王亚南先生由此才认定：“从上面的说明，我们似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以下两个论点：1.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都认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都是把辩证方法看作研究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现实方法“，或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无疑是照应着整体或总的对象，提出总的方法。2.他们对于一切其他从属于总的方法或辩证方法的方法，则都只是认定它们是分别在一定场合、一定范围，处理不同问题起着助手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这显见是历史和逻辑的“中国贯通”，乃方法论根本打通意义之工作努力。
所谓“史无定法”（记述历史没有成法）从根本上说，乃是强调“体”“用”并举的方法逻辑和“体用转化”意义的工作方法。万里送行舟，归雁洛阳边。周易、通变再到批判的发生学，“中国通史”规定有助于理解客观意义之“有机主体”变迁性，而烘托出有别于资本批判逻辑的“另一行动图型”。同时，“我们知道，《资本论》所研究的对象，只限于近代社会的经济形态，对于这个经济形态到何处去，虽然提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对于这个经济形态从何处来，虽然也在一定的必要的范围内，作了一些科学的叙述，但毕竟都不是这部书所要承担的基本任务。恰好是由于马克思把他的主要任务作了这样的科学严格限制，就使得他的光辉的研究成果，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所建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资本主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锁钥”。这说明资产阶级理论批判规定未必适用于社会主义批判，但它们应可以贯通。同样，主客观统一意义之“社会主义批判”亦不局限于既成的客体批判，而要从批判的源头重新追溯。所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是中华学科重新发掘的良好契机，亦是“中华科学”重启重建之时代，乃至是“新时代”对于过往一切时代的再思索以及是整体意义之“继承的时代”和“开未来的时代”。
要知道，中华经济形态文明缘起于主体批判（规定），直接起源是部落文明，演化空间是“部落时代到中国封建时代”（家有制的源起）。这就是本书“写在前面”所申明之中国家本位的要义。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相生相克”，构成经济社会的思维总纲。其在所有制研究问题上的反映即是全面探讨“家有制”的缘起性及之于中华历史的贯通性。为此，本书之写在前面（初，作为序言用）不啻为“特殊导读”，要点是解决中国人如何进行“现代经济阅读”的问题，而所谓“历史之经济学”题旨，亦不过是为了挑明“中国人资格”之历史文化底蕴。其实质是交代“历史与行动”的论说主题，以启动这里的主题——“行动与理论”。作为新启航的工作导论，修订版“写在前面”所确定的主题是名副其实的。其引出对知识图型（所谓“知识图型”，就是有关知识逻辑的研究对象构图）主导知识生产的破除行动，并且，对取消“知识逻辑优先”的理论建构行动进行了总提示。这样很方便在此处引出“行动图型”。显然，“历史——行动——理论”的对接（实质内容是“以行动图型主导知识生产”）完成了对资产阶级行为理论的全面改造：既体现了“中国人资格（规定）”，又成功地贯穿了“中国逻辑”和“世界逻辑”。这是本书的艺术特色所在，求商品社会工作逻辑的“知来者”，而引出了《资本论》中国化域内的批判问题，并真正促成“中国化《资本论》”理论规定之历史深航！
具体内容包括：把生产关系的社会构造界说为“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使之行动“图型”化。这样在“中国原创”的意蕴上，“另一行动图型”被确认为产品经济形态社会之研究对象规定。它的运动和构造被锁定为以下工作链条：产品生产方式——身份生产关系——合作型社会交往关系；换言之，前者：以生产行动启动“以消费为中介的再生产行动”；中者：再生产行动启动社会产品配置行动；后者：产品配置行动启动“合作交往行动”。这就内在呼应并“映射”了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研究对象的“运动”和“构造”。后一方面的研究内容被详细化为：商品生产方式（以生产行动启动“以交换为中介的再生产行动”）——财产生产关系（再生产行动启动社会财产流通行动）——非合作的经济交往关系（流通行动启动“非合作交往行动”）的整体工作关系。这样在全书行将结束的地方，我们有必要重点谈论家有制、国有制工作关系，厘清主体批判的内在历史理路。
在谈这个问题前，又有必要指出作为史书意蕴之《资本论》的“历史理论”内涵。作为回顾与前瞻，我们可以把它明确为关于历史、阶级和行动统一之理论。这驱使我们以“社会客观批判”艺术高度把握客体批判的规定整体，同时，亦十分注重发掘主体对客体的依赖性发展这一“历史客观”内涵。盖因没放弃主体历史行动，《资本论》断然拒绝了本体论逻辑演绎，如以“私有制”为理论假设，如以任何选定的理性范畴作为科学分析的逻辑起点。《资本论》中所有制即意味着“阶级行动”，因而绝不是单个财产的行为或“生物人”的行为理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眼光是把“财产所有制”杜撰为预设——理性行为的规范，把主体的身份特性取消，满足刺激——反应行为模式，这样，阶级行动为“生物有机体”及其行为所替换。马克思解决的办法是坚持把主体突出地作为“社会（抽象）行动”（规定）予以看待，这样就寻求到了规律。遵循客体批判之客观逻辑，资本毕竟表现为“物的行动”，即“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但与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孤立行为人”的认识模式不同，“合类性”的行动规定排除了对单个主体的适应性的经济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可能性，而必须强调“总体行为”。从而，社会行动和客体行动的统一，是《资本论》建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意蕴的经济行动理论。就是说，《资本论》的“历史理论”即特定构型的行动理论。它在本质上，是把研究对象作为“某种行动图型”来看待的。例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资本论》第一卷立足生产方式历史行动，实质写的是“生产启动再生产”的经济行动；第二卷立足生产关系社会行动，实质写的是“再生产启动财产流通”的经济行动；第三卷立足交换关系生活行动，写的是“财产流通启动全部生活过程”的经济行动；第四卷是完成语言和认识生产意义的理论批判行动（由《资本论》的结构路向看，则是由客观批判启动的主观过程）。以行动图型考察商品、货币、资本的发生学，遂得出完整认识图型：生产的行动→流通的行动→交往的行动→自觉认识批判的行动。“这样，我们得到了就意义和发展形态两方面来说都是严格不同的四种类型的人类交往的历史形式，其摹写交往关系‘历史演进结构’之实现。第一类是直接依赖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家有制’（一种准财产关系意义的‘亚私有制’的所有制类型）；第二种是个体交换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个体私有制关系；第三种是社会化交换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第四种是劳动间联合发展关系意蕴上的交往行动图型，对应所有制生成结构：‘社会所有制’（财产关系扬弃意义的‘公有制’的所有制类型）。”这是兼容主体发展规定的客体批判研究体系，例如，生产行动→流通行动，二者合起来，即构成完整规定之“阶级行动”；而交往行动则是“阶级行动的生活化”。与之相适应，剩余价值理论可算是这个阶级的“自发的经济认识”。但是，这个理论随即又会被各种虚假形式所掩埋，难以达到自觉自为的通明状态。于是显见了客观批判的重要性。
乡书何处达？似曾相识燕归来。上述分析显示了“所有制=行动”（通过结合主体和客体）的客观批判的理论逻辑内涵，使主体批判和客体批判的统一有了可能，从而研究对象在行动图型上应谋划为“统一运动”（生产方式）和“统一构造”（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的互嵌式统一。即主体型所有制行动对应“身份生产关系——合作交往关系”，客体型所有制行动对应“财产生产关系——非合作交往关系”。两者在行动图型上的规定的分野来自生产方式的“分裂行动”。这一运动规定解释了经济形态的起源，然而，这是发生学的“阐释”，它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方便“分析”，乃至使历史分析服从于“逻辑”。历史发生的规定迫使我们把生产关系定义域安排为两重对立关系：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所以，所有制研究工作服从于实现对历史行动的抽象和具体的把握。这以把主体具体化，建立主体行动先于客体理论建构乃至行动高于理论的批判行动观为先决条件。这样，“家”就被单位化、社会组织化直至主体功能化，以寻找“族民行动”（规定）；在此情势下，家有制——国有制成对范畴也为“私有制——公有制”分析链条的必要补充，作为中华所有制的基本工作逻辑形式。而所谓的从“家身份”转向“国身份”，其实反映的正是主体行动的具体历史区间的建立过程。这样，我们得以能够系统考察家有制向国有制的历史形态过渡。
家是物质和身份结合的第一个行动特征。然则，家，毋宁把它称作“行动”。家是通过具体主体行动和所有制规定贯通的，这一点远远不同于“个人”，后者实际上只能以“抽象行动”触及所有制关系。“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人，是所有制关系的产物，而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武断的认识：“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此，必须回归真实的历史情境：“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中国的“家个人”（族民）发轫于“农村共同体”和“城市共同体”。“《导言》通篇阐说‘历史结构问题’，批判资产阶级‘物的科学’认识规定，弘扬提升‘事的科学’规定。而追问‘行动如何可能’，就是事的科学规定。”盖因“行动规定”加入使得“事”和“物”分开，如果说“物的科学追索‘物的世界图景’，那么与之相反，“事的科学则追索‘事的历史图景’”。族民→国民，这是具体行动类型；市民——公民，这是抽象行动类型。所以《资本论》中只有和“市民——公民关系”对应的国家理论，而无独立性“家”和“国”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私人领域一旦独立存在’，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类型的‘共和国’就必定会由此形成。”“马克思的批判摧毁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依靠的一切虚构。”“马克思揭发公众舆论是错误意识：它在自己面前掩盖了作为资产阶级利益面具的真正本质……根据马克思的批判，如果放任自流，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没有危机，也不可能作为一种‘自然秩序’不断再生。”主体批判维度的加入，使得我们可以甄别出作为“主体之事”、作为“共同体之事”而贯通的家、国概念。并且实际上，这个“家”也就是“最初的国”。犹如马克思指出的，就东方社会而言:“部落体内部的共同性还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表现为各个家长彼此间的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在这里，与这些乡村并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此外，“在这种情况 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可见，马克思决不是用私有制来绝对地推导一切。作为家之事，交往关系的合作性更为强烈些，相比之下，国家事的交往关系的合作要弱，但劳动的身份强制性的空间范围无疑更大，这些是产品和商品历史共存的社会制度条件。所以，马克思更不是绝对肯定商品私有制的经济形态生产的唯一的历史始源作用。他的工作任务仅仅是研判社会历史中主体和客体的能动性作用关系，从中引出公有制建设问题，从而运用的仍然是“互系性思维”。很显然，“马克思研究意义的私有制”侧重于客体发展维度（兼顾主体），“马克思研究意义的公有制”是侧重于主体全面发展的维度，也因此，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物质条件的历史继承性问题乃是客体发展意义的互系。更高层面的互系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就占有关系的主体性规定而言的内在的贯通性。在中国，如上所述，它具体地体现于“家”“国”互系中。这种互系性既是发生学的逻辑，又是实际的“行动”，如本书中阐述的，资本生产史同时可以被视为“生产行动和再生产行动”、资本流通史同时可被视为“资本的流通行动”以及资本积累史同时可以被视为“资本的社会交往行动”，等等。因此确切地说，家国互系是从行动开始、主体行动构型上的家有制和国有制的历史类型的互系。
综之，两大类型“行动图型”共有几近相同的工作逻辑：母子、行知、发生学，以至于能够相互贯穿起来，实现“思维”“语言”层面的意义共享。这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是大写规划的“行动理论”。它的目标是使通史作品进一步发展成为“百科全书”工作性质的科学作品，从中发掘理论学科的“批判规定”，以便统一化杂乱无章的社会学理论逻辑。这样，“总体对象”（劳动生产一般）的规定就出台了，以从最高意义和最高程度上把握“主体”“客体”互系性，显明化历史对象的实践活动，融合彼此看似对立的工作方法。例如，我们一再强调：劳动一般（存在者），不是概念意义的术语，是客观发展的规定，它的理论化才是劳动价值论。据此，劳动一般的“行动”在先，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而产品经济形态恰好对应此“无”（生产状态）的历史过程，它和“有”之经济规定具有社会空间的并存性。这就丰富了“劳动一般”：方便直接从分配关系入手，来说明“社会劳动”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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