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背景下的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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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迁徙背景下的漂族

     我在《中国的人口大迁徙》一文中估算，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先后卷入大迁徙的人口可能达到5.47亿，如果我们假定，这5.47亿离开老家流动到其他城市或地区的人口中，有20%的人已经在其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购房定居，则目前尚未购房定居的流动人口数就可能达到4.37亿。当然，我以上的估算可能不准确，等ZF有关统计部门或其他有能力的社会调查机构提供更准确的数据以后，可以对我的估计数作相应的调整。但是，无论如何，在我国，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已经形成，我将这个流动人口群称为“漂族”。

    一、漂族的定义

    我将漂族的基本定义确定为：在其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没有自己的住房。

    漂族并不是没有房子，绝大多数漂族在其老家农村或老家小城镇里有自己的房子，这些老家的房子，有的产权属于漂族自己，有的产权属于漂族的父母，而漂族们本来是可以在其父母家住的。

    但是，漂族们常年在远离自己老家的城市里工作或经商，无法居住在自己老家的房子里，他们必须设法在目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

    二、在今后若干年内，漂族人数会超过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漂族”，首先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庞大。按我上面估算的不正确的数字，这个数字目前可能已经接近我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漂族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党的十八大已作出了积极促进城镇化的决定，ZF肯定还会出台一系列鼓励农民进城的政策。

从农村现实来说，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村目前有8000万“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漂族的后备军，他们目前孤寂地留在农村老家，一边苦苦思念在远方打工的父母，一边在熬着日子，等他们熬到了可以勉强进城打工的年龄，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离开农村，加入漂族大军。

所以，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漂族的人数肯定会超过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向五分之二接近。

三、漂族的年龄结构

漂族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年龄人口，据有关社会调研机构抽样调查，18岁至35岁的年青人占了目前漂族中的大多数。这也能够理解，毕竟漂族都是远离自己老家外出去闯、去拼搏的，不方便把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带在身边。

所以，当漂族的人数接近或超过中国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时，漂族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很有可能接近或超过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未来中国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可能有一半将属于漂族。

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势：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和儿童也加入了漂族。原因是有一部分进城打工或经商的农民在城里站稳了脚跟，有了较稳定的收入，于是，他们把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到城里同住。虽然这种做法有可能增加在城里租房和其他生活开支，但节省了每年往返老家所花的路费和其他冤枉钱，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好处。这种新趋势也带来了飘族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

四、漂族的成分

目前我国的漂族中，占比重最大的是进城农民，而在进城农民中，又分打工者和经商者两大类，其中，打工者占了多数。

其次是各类异地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这里所谓的“异地”，是指他们的就业地与他们出生地或他们老家住房所在地不是同一个地方。这些大中专毕业生中，有的老家在农村，有的老家在另一个城镇（往往可能是边远地区或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小城镇）。

漂族中也包括在异地投资经商的投资商，在异地就业的下岗职工，等等。

五、在漂族中沉淀下来的，绝大多数是穷人、低收入者

漂族中有些人是有钱人，如异地经商的投资商。也有些人可能取得较高收入，例如，在城市经商的进城农民，或者各类大中专毕业生中，有的人通过努力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有的人有幸在金融等高收入行业就业，有的人可能进了薪资较高的外企、央企，有的人受到领导提拔成为公司高管，等等。这些有钱人或较高收入者，他们迟早会在他们所进入的城市里购房定居，所以，他们只是暂时的漂族，过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期以后，他们迟早会结束自己的漂族生涯。

最终在漂族中沉淀下来的都是穷人、低收入者。前十几年各个城市的房价疯涨，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甚至中等偏下收入者）的购房梦破碎。绝大多数收入水平在其所在城市年平均收入线左右的漂族，早就明白了，单纯靠其死命地打工、死命地省吃俭用，已经完全不可能在其所在城市购房了。只有一些年轻漂亮的漂族女青年，还在希望通过嫁给一个在其所进入的城市有住房的男子，来结束自己的漂族生涯。

我将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已经在其所在城市购房定居的人暂时估计为20%，这20%的人就是漂族中的有钱人或收入较高者。其余80%的人中，虽然尚有一些人还在拼命筹钱购房，但这些人已经为数不多，绝大多数人可能要长久沉淀在漂族了。

六、漂族解决居住问题的方式

漂族解决居住问题的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由雇主解决其居住问题；另一种是由飘族自己租房。

1、雇主解决居住问题

目前，城市的许多招工单位在所招工人待遇方面，往往列上“包食宿”一条，有“包食宿”待遇的企业，往往比无此待遇的企业招工顺利得多，招进来以后，也比较容易留住工人，有时候，打工者宁愿接受较低的工资，也愿意进入有“包食宿”待遇的企业，原因无他，因为进了这样的企业，自己可以不必租房子住了，每天也可以吃一口价格便宜的热汤热饭，可以省下自己的一大笔开支。所谓包食宿的“宿”，很可能是企业在自己厂区盖的几间房子，或者企业在外面租的一套房子，房间里挤挤地摆满了有上下铺的铁床，给你指定某一个床位，作为睡觉、休息之用。

当然，如果某个外来的大学生有幸当上了企业的主管或小白领，企业也可能给你提供两个人一间的较好的宿舍。如果你当上了企业的高管，那末，也可能由企业出钱替你在外面租一套商品房住。

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自然都是住在工地上的工棚里。当然，也要看你在什么样的建筑公司干活或给什么样的包工老板干活，有的工地上的工棚盖得十分简陋，里面是大通铺，有的工地上有活动板房，两、三个人住一间，比较舒服。

有的受雇于小餐馆、小商铺的雇员，晚上住在店铺里，还兼任了看店的任务。

给单位或居民小区当保安的，晚上可以睡在保安值班室里。

给城里人当住家保姆的，晚上住在雇主提供的保姆房里。

等等。

2、自己租房子住

近二、三十年来，与一个庞大的飘族形成相对应，我国各城市中也已经悄悄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房屋租赁市埸。

从房屋租赁市埸的房源性质来分，有商品房，有城中村或城郊农村的农民房，有私人改造文革时期留下的人防工事的地下室，也有ZF提供的公租房和廉租房。

从租房的方式来分，有独租、合租、群租、租床位等方式。

有资料表明，从2010年至今，房租的涨幅超过了房价的涨幅。各地方的房租高低相差很大。，以上海为例，在青浦等郊区租一套80平米的商品房，大概是每月2500元，但在市中心区，可能要6000至8000元。而现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可能只有5000元左右，除了租房，他还要生活，怎么办呢？他可能有两个选择：一是到郊区租房，每天长途跋涉两、三个小时到市区去上班，或者在市中心区跟人合租、群租。如果在北京打工，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住地下室，那儿的房租相对便宜。住在地下室里的打工者被人称为“鼠族”，那年北京暴雨成灾发大水，大水冲进了地下室，“鼠族”们的电脑、电视机等等倾刻间就成了一堆垃圾。

还有一个选择是住城中村或城郊农村的农民房，房租也相对比较便宜，所以，如北京的唐家岭这类城中村，曾一度是北漂们的聚集地。但是，这类城中村和城郊农村往往都面临着拆迁，只要拆迁一开始，这些漂族们就得象大群被撵飞的鸟儿一样，又得四散另觅自己的栖息地了。

目前，中国房产买卖市埸开始冷下来，房价疯涨的现象已经被遏止。但是，房产租赁市埸的房租却还在持续上涨，而且，在今后若干年里还将持续上涨。这一方面是因为漂族的人数还在增加，从而导致漂族对租房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目前房产租金与售价之间的租售比太低，将有一个租售比回归合理的过程。

许多城市的ZF推出了廉租房和公租房政策，其中，廉租房只针对具有本城户籍的居民，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公租房是可以租给非本城户籍的外来打工者的。上海ZF推出的公租房，其租金水平原则上比周围地区私房租金低20%左右，但是，由于ZF的公租房数量太少，对于庞大的漂族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在不可能满足所有租房者需要的情况下，ZF只好给申请公租房的人规定了许多条件，结果是只有很少数符合条件的漂族才住进了公租房，其余漂族们只能照旧租私房，享受不到政策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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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迁徙 中国总人口 绝大多数 低收入者 流动人口

         前十几年各个城市的房价疯涨，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甚至中等偏下收入者）的购房梦破碎。绝大多数收入水平在其所在城市年平均收入线左右的漂族，早就明白了，单纯靠其死命地打工、死命地省吃俭用，已经完全不可能在其所在城市购房了。只有一些年轻漂亮的漂族女青年，还在希望通过嫁给一个在其所进入的城市有住房的男子，来结束自己的漂族生涯。

        现在正搞农村宅基地确权，有可能在农民进城中置换、抵消城市住宅地价，或许农民也能买起房，关键还看政付、党怎么作为。

楼主提出一个社会都该关心和注意的大问题。社会不该沉默忽视这个问题。

    七、漂族的经济收支

有人作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比较：一个上海本地的与父母同住的单身青年，每月月薪5000元，与一个外地到上海来工作的单身漂族青年，每月月薪8000元，这二人相比，前者可能比后者生活得更舒服安逸，还可能比后者更能攒下钱，因为二者所需要的生活开支是大不一样的。

比方说，后者需要租房子而前者不需要，后者每月就可能比前者多支出一大笔钱；前者每天回家吃父母给做的热菜热饭，既干净可口，开支还不大，而后者却往往要上饮食店、快餐店去解决肚子问题，如今上海一个街头低档快餐店的一盘盖浇饭，都已经涨到了15元。前者天天回家跟父母在一起，后者只有趁每年春节长假才能回家见父母一次，前后不过数天时间，而且，谁春节回家过年不要化上个万儿八千的？路费、礼物、往来人情，等等。至于一些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漂族，还常常要遭遇老家来信要钱：父母生病、家里翻修房子、哥哥娶亲，等等。

    如果是结了婚的小俩口，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生活开支差异更大。比方说，生了孩子，本地人可以让父母帮着带，孩子上幼儿园、小学，也可以让父母帮着接送。一对双方都是外地来的小俩口就没有这么幸福了，一旦生了孩子，他们只有这么几种选择：一是让小俩口的其中一位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二是将其中一方的父母接过来替自己带孩子；三是将孩子送回老家让其中一方父母抚养；四是雇请保姆来带孩子。哪一种选择都不省心，哪一种选择都要大大增加经济负担。如果小俩口都是外地户籍，所生孩子报不上本地户口，将来孩子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报考大学，需要多费的周折、多花的钱，想想都是头皮发麻的。

    据我所知，目前上海一般民营公司里的普通职员，绝大多数月薪在3000至7000元之间，自然，在金融企业工作的、在大型外企业工作的、被提拔当了主管、经理的，薪资相对比较高，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而在我接触到的十几位月薪在5000到7000元的大学生漂族中，几乎个个都是月光族或年光族，也就是说，尽管有人每月多少能攒点钱，春节一趟回家后就所剩无几了，有的大学生漂族已经在上海有了七、八年的漂龄，年过三十，却还是没能存下几个钱，买房子、娶老婆，想都不敢想。

至于在企业里做工的农民工漂族，我看了许多劳务中介机构发布的招工启事，发现上海的私营老板们（也包括许多日资、韩资、台资、港资企业的老板）真是“守法”到家。例如，上海市政府规定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820元，所以，大概有一半招工启事上给出的工人底薪都是1820元，其余的企业，有的给出1900元，有的给出2000元；但是，在招工启事上后面再加注一条：每月实际工资4000至4500元，或者每月实际工资3500至4000元。为什么底薪只有1820元，而工人实际却能挣到4000元以上呢？原来，在这些企业里，工人可以每天“自愿”加班2小时，因为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工人正常工作日每天加班不得超过2小时，而加班的这2小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按正常工资的150%发给加班费；在每个月内的所有双休日，工人也可以“自愿”加班，每天加班10小时，根据国家有关法规规定，企业发给正常工资的200%。就这样，一个工人每天干10小时，一个月干30天或31天，就能挣到4000元以上。当然，如果哪个工人经常不肯“自愿”加班，老板也可能找个碴儿炒了他。

但是，据了解，这些农民工漂族每个月能攒下的钱竟比那些大学生漂族还要多。他们住在企业提供的十几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每天吃着企业食堂里的那些质量低劣但价格便宜的饭菜，又不象大学生漂族那样成天要玩手机或电脑。所以，他们往往每个月能攒下两、三千元钱或更多。这些在工厂里打拼的农民工往往年龄较大，已婚的居多，在他（她）们的老家有老人和孩子，拼命攒钱主要就是为了老人和孩子。

八、漂族的流动性

流动性是漂族的一个基本属性。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从一种职业更换到另一种职业；从一家单位跳槽到另一家单位，等等，伴随着的，还有一次又一次地搬家：因为工作地点变动而搬家，因为房东涨房租而搬家，因为原来所租的房子要拆迁了而搬家，等等。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生活不稳定是漂族的常态。

我遇到过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来自农村的姑娘，自称她已经在七、八个城市里打工和生活过，广州、上海、宁波、温州、山东都待过。还有一位在上海打工的宁夏姑娘，大专毕业，半年内换了5份工作，其中有一份工作，只进去干了一天就不干了，据她说是感觉不好。有一次，我在上海到某郊区的公交车上，遇到一位小伙子，据他说，他前一天还在浙江省某市的一家私企打工，就因为晚上在网吧上网聊天，一位聊友告诉他，上海某郊区工作好找，待遇水平也比浙江某市高，听了聊友的这一番话，他第二天早上就辞了职，到下午，人已经在上海了。

每搬一次家，那些杂七杂八带不走的东西都得扔了，或者送给他人；每更换一次职业，在新的职业领域里又得重头开始学习和熟悉；每更换一次工作单位，又得重新建立新的人脉关系。反正，对不少漂族来说，这一切都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青年飘族打工者的流动性大，这也影响到企业生产的稳定和企业长远发展，在一些技术性强的工种，资深的熟练工越来越难觅，因新手规反操作规程而造成的质量事故、工伤事故，乃至火灾、工程塌陷事故屡见不鲜。这也迫使某些谋求长远发展的企业在关心打工者生活状况、稳定企业基本职工队伍方面作出种种努力。

但还有一些只关注眼前利益的私营老板，为了降低用工成本，采用了不正当的做法。例如，按照有关法规，企业招入新工人，在试用期内可以只发正常工资的70至80%，于是，这些企业就不断地招入新工人，并在其试用期即将满期以前找借口辞退，另行再招新人，用这种方法来降低用工成本。而且，他们还对试用期未满而辞退的工人不予按规定缴纳社保金。那些在试用期未满被辞退的工人，往往因为怕申请劳动仲裁太麻烦，而选择忍气吞声了事。

九、漂族的婚姻问题

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目前在上海各婚介所登记征婚的男性与登记征婚的女性之比，为1：4，所以，上海各婚介所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行规：对来登记征婚的一定年龄段内的男性，免收中介费。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牵头主办的相亲大会，前来报名参加相亲的未婚男性与未婚女性之比，也是1：4。

但是，据央视某节目组录制的《陇东婚事》纪录片报道，在甘肃省正宁县的“人市”（当地近年来出现的一种以婚姻介绍为目的的市埸）上，前来寻求配偶的未婚男性青年，与当地职业“介绍人”手里的可供介绍的未婚女性青年之比，是5：1。

也就是说，出现了两方面的严重失衡：在一些大都市，求婚的女青年数量远远大于求婚的男青年；而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求婚的男青年数量远远大于求婚的女青年。

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失衡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漂族中的女青年普遍都希望嫁入大都市，倒不一定非要嫁给有大都市户籍的人，但至少得嫁给在大都市里有住房的人；而漂族中的男青年往往没有能力在大都市娶妻，因为他们既没有大都市的户籍，也在大都市里买不起房子，不得不回到老家去找自己的另一半。

大批外来漂族女青年加入大都市的征婚队伍，直接抢走了大量本地未婚女青年的择偶机会，使大都市的剩女越来越多；而在偏远地区，例如，上述《陇东纪事》纪录片中职业“介绍人”对记者所说，那个地方的女子，即使是残疾人也不愁嫁，倒是“剩男”越来越多。

大都市的“剩女”还有一个特点，她们中的高学历、高素质的比较多，这些高学历、高素质的剩女，往往是因为坚守自己关于爱情、婚姻的信念，坚守自己关于理想配偶的标准，在征婚女性远多于征婚男性的大形势下，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结果就被剩下了。而偏远地区的大量剩男，则往往是因为本人或家庭经济上的贫穷，出于无奈而被剩下的。

近年来，漂族男女青年中的未婚同居现象开始猛增。漂族中的未婚女青年想找个在大都市里有房子的男人嫁了，未必能够如愿；漂族中的未婚男青年回到男多女少的老家娶亲，实际上也不容易。都在陌生的城市里漂泊，同病相怜与感情上的寂寞，使一些漂族男女青年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往往不愿或不想正式结婚，而是采取了未婚同居的方式，因为他（她）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他（她）们不能肯定一旦结婚组建家庭以后，是否能承担起将要面临的经济和生活压力。我接触过这样的男女青年漂族，当我向他（她）们问起以后打算怎么办的时候，他（她）往往沉默，或者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十、漂族能拿到所进入城市的户口吗？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漂族们在非户籍所在地的城市里打工或经商，深受户口歧视之苦。因为没有本城户籍，漂族在本地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单位招聘人员时往往受到限制，因为没有本地户籍，漂族在子女的入托、入学问题上也受到各种限制，往往要托门子、化很多钱才能在所在城市的学校里“借读”，而且，即使“借读”到初中毕业，也往往不能在所在城市考高中，或者“借读”到高中毕业，也不能在所在城市考大学；因为没有本地户籍，漂族不能在所在城市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因为没有本地户籍，漂族不能享受地方政府施于本地户籍居民的种种福利、优惠政策。甚至政府在制定并实施房地产市埸的“限购令”时，也对本地户籍居民和非本地户籍居民区别对待。由于没有本地户籍，漂族在其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实际上是二等公民。

现在，从国家最高层传来的好消息，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这次改革以后，长期在我国存在的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区别将不再存在。那末，漂族们能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而获得其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本地户籍吗？能摆脱其二等公民的地位吗？

河南省是全国第一个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省份。但是，该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媒体记者发现，漂族们，尤其是农民工漂族，反映并不热烈，并没有预料中的那种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涌向户籍开放的城市的那种景象出现。对此感到奇怪的记者们为此采访了一些进城农民，而这些进城农民的回答很简单也很实际：让进（户籍）的地方我们不想去，我们想去的地方还是不让进（户籍）。

我在前面的一个贴子里已经说过，漂族们的流动是有方向的。对于漂族中的打工者（农民工和大中专毕业生）来说，哪儿就业机会多，哪儿平均薪资水平高，就流向哪儿；对于漂族中的经商者来说，目标顾客群在哪儿，哪儿的生意好做，就流向哪儿；此外，个人成长环境、社会一般文明程度、优质的教育资源、优质的医疗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可能成为吸引漂族的因素。

所以，一些缺乏吸引漂族流入因素的城镇，即使把户籍放开了，也未必会吸引很多人去他那儿；而一些具备吸引漂族因素的城市，其管理者们又会由于害怕漂族的过多流入，超出本城资源的承受能力，而对漂族们取得本地户籍设置各种限制措施。其中，比较容易被一些地方政府采用为限制工具的，是“积分制”。

所谓的“积分制”，就是规定，外来人员必须要攒够一定的“积分”，方可允许加入本地户籍。“积分制”很灵活，一方面，它使地方政府可以很方便地控制外来人员取得本地户籍的人数，如果地方政府希望外来人员取得本地户籍的人数多一些，就可以将取得“积分”的条件放宽一些；如果地方政府希望外来人员获得本地户籍的人数少一些，就可以将取得“积分”的条件定得严一些，通过专家的精确测算，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可以通过“积分制”的宽或严来大致控制放进来的人数的。另一方面，通过“积分制”，还能方便地控制，让哪些外来人员进入（本地户籍），比方说，对来本地投资的投资商，对“海归”，对本地需要引进的紧缺人才，可以规定多给些“积分”；而那些低学历、低工资、工作不稳定的普通打工者，想要攒够取得大都市户籍的规定积分，则很可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可以想见，户籍改革以后，漂族们越是想去的城市，积分制肯定越严；漂族们越是不想去的城市，积分制就越宽，甚至无须积分。所以，在中心大城市工作的大多数漂族打工者，可能还是得做好长久当“二等公民”的思想准备。

十一、漂族的亲情伦理问题

长期在远离冢乡的地方打工或经商，漂族们的亲情越来越淡薄，或者说，一代比一代淡薄。

每年春节，全国有那末多的漂族要回乡探亲，提前两个月就紧张地在网上抢票，不惜高价从票贩子手上套票，一趟一趟地转车，上车下车的拥挤，大把大把地花钱，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春节前后的短短几天或十几天里跟家人团聚一下。看望一下年迈的父母和留给父母照看的孩子。

春节回家的这几天或十几天里并不轻松，至少有一半时间要遵父母之命去走亲戚，包括自己家的亲戚和老婆娘家的亲戚，给每家亲戚送些礼物，撒些压岁钱。据说，现在走亲戚时在亲戚家待的时间越来越短，最多拉上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的闲话就找个借口起身告辞，对于亲戚家挽留吃晚饭的邀请更是得婉言拒绝。对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伯叔、老姨、姑姑、舅舅们，也只能说抱歉，对从小跟自己光屁股玩大的表兄、表弟们也说不上几句话。原因只有一个：连自己亲生的爹妈、亲生的儿女都没有多少时间陪，哪顾得上这些亲戚？久而久之，亲戚之间越来越生疏，彼此的情份越来越淡薄。

我见过一对大学生漂族夫妻，老公的老家在山东，老婆的老家在江西，小俩口只得约定：今年春节去你家，明年春节去我家，也就是说，小夫妻的每个人每两年才有一次机会陪自己爹妈几天时间，其余的亲戚哪还顾得了许多？

据有关资料，我国现在有8000万“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从小就缺少父母的关爱和照顾，且不说“留守儿童”们的生活状况，就是他们与自己亲生爹妈之间的感情，也是无可奈何地相当淡薄了。

所以，现在有一种趋向，有些在城里有了较稳定收入的进城农民，开始将自己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到城里来一起生活，这样，解决了与自己父母和子女的亲情问题。但是，全家都离开老家的家庭，今后也许多年都不会回老家探亲了，老家的那些亲戚，除非在一个城市里打工，否则，基本上算是断掉来往了。

以上说的是那些每年拼了命地挤春运回家探亲的漂族，而现在的漂族中，多年不回家探望父母的也大有人在。据报载，有个漂族打工者竟15年未回家，自言事业无成，无颜回家，遭到媒体的严厉批评。在我认识的大学生漂族中，有最多7年未回家者。据说某省人大曾立法，规定父母可以将没有“常回家看看”的子女告上法庭。但是，立这样的法容易，而解决那些不能“常回家看看”的子女们的那些难言的苦衷，却是相当难的。

十二、漂族的养老问题

在2008年以前，绝大多数雇佣非本地户籍人员的单位，普遍不为这些外来人员缴纳社会保障金，当时，政府也只是要求用人单位为非本地户籍人员缴纳金额不大的“综合保险”。直至2008年以后，政府才开始强制性地要求给外来人员缴纳社保金，但考虑到此举将使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有很大幅度的增长（经测算，企业给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仅用人单位承担的部分，即占职工工资的44%），怕用人单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下子承受不了，又给了用人单位数年的“过度期”，因此，全面强制用人单位给漂族缴纳社会保险金，只是近几年的事。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大多都五十多岁了，不久以后，我国将迎来第一代农民工的退休潮，而这些第一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人的社会保障金缴费年限达不到15年，即达不到法定可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限，甚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至今还没有养老金账户，这些人怎么养老？将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第一代农民工开始退休以后，进入退休年龄的农民工漂族将逐年猛增（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进城打工农民逐年猛增相应），如果这些退休农民工的养老问题都要靠政府财政解决，政府财政是否承受得了都是个问题。如果不是靠政府财政解决，那末，用其他什么方式解决？

顺便说一句，前面二十年用人单位普遍不为外来人员（不仅有农民工，也有大中专毕业生）缴纳社会保障金，大幅度地降低了用人单位的用工成本，使中国的劳动力变得“廉价”，使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使许多经营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的企业老板获得了较高的利润，但是，这实际上是欠下了一笔很大很大的债，这笔债是需要用今后几十年时间来偿还的。只不过是欠债者和还债者不是同一些人罢了。

漂族在其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是没有房子的，那末，退休后的漂族将住到哪儿去？是回老家农村住到其原来的老房子里去？还是到自己子女打工的城市，与自己子女生活在一起？这些我们都还不知道。

总结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群——漂族已经形成，这个漂族的人数，现在已经接近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肯定会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能会接近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由于漂族中多数都是劳动年龄人口，所以，未来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可能有一半左右将是漂族。

由于漂族中的收入较高者将不断离开漂族，所以，最后在漂族中沉淀下来的基本都是低收入者、穷人。漂族们的收入不高，而生活成本却要高于非漂族；漂族的工作不稳定、职业不稳定、居住不稳定、生活不稳定；大部分漂族常年不能跟自己的父母或子女生活在一起；漂族的婚恋问题、养老问题等，都已成为我国正在或即将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中国一旦发生经济不景气，出现大规模失业潮，这些处在城市最底层的漂族将成为首当其冲的最大的受损害者。

中国的两会应该关注漂族，中国的执政者应该关注漂族，全社会都应该关注漂族。关注漂族，就是关注中国的社会稳定，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这篇文章是我在2011年写的，文章中的不少数据资料，如有关房屋租金、薪资水平、最低工资标准、ZF相关政策等，都是那时候的资料，现在有些过时。但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不过时的。

半床花影抱书眠 发表于 2018-4-5 10:54
这篇文章是我在2011年写的，文章中的不少数据资料，如有关房屋租金、薪资水平、最低工资标准、ZF相关政策等 ...

        很有社会价值。分析中国存在的人民流动所产生生活（住的问题），教育，伦理等现实问题！这些客观问题社会徊避，又何能改进，让人民享受发展带来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