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立后在相思教育方面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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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毛主席上井冈山到1935年遵义会议毛主席领导的确立，经过8年左右的时间，党内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我党在干部选拨使用方面形成了一套非常科学方法，就是：

1、服从组织安排：能上能下，今天是团长，明天可能就是炊事员；2、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论多大的官，都能虚心接别人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与不足；3、对党坦诚想信党：可能因个人认知方的限制而犯错误，但不会因个人私心而犯错误。

这三条用人原则在1935年到1949年间，逐渐形成了能被普遍接受的文化。这三条用人原则的最大好处就是能让每个人充分的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与不足，可以被合理的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

这三条用人原则之所以说是科学的，是因为：不同的人对相同的事物，由于认知范围的限制，就可能会有真理性的认知和错误的认知，对真理性认知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真理性的认知与错误认知之间的争斗。比如，A的认知范围是1-100之间的数，B的认知范围是1-20之间的数，如果一个题目是“30+30=？”，因为在A的认知范围内，所以会给出正确答案60，且A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答案，而“30+30=？”超出的B的认知范围，所以B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一道错题“，也会坚持自己的观点。

A与B都会坚信自己是对的。假设B是领导，只有A与B都把“服从组织安排、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坦诚想信党”这三条作为已深深接受的选人用人文化时，当经过实践后，B认识到自己能力不如A时，才不会对A进行打压，才能顺利的实现A与B岗位的轮换。比如在延安时张闻天主动的让出党的领导岗位。

如果这三个用人原则不能变成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一些具有真理性认识的人就可能会被压制，一个不适合自己岗位的领导，可能会出于私心而不让出自己的岗位，甚至还会因虚荣心的原因而继续向上升迁。

我党在新中国成立时在教育方面的失误就是没能让“服从组织安排、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坦诚想信党”这三条用人原则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

1949年前后，由于全国各大城市的迅速解放，从而有一些表面接受“服从组织安排、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坦诚想信党”这三条用人原则的人走向了领导岗位，从而使之前已被全党普遍接受的这三条用人文化被稀释淡化，从而让投机份子可有机可乘，有机可钻，造成少数人的腐败。

“服从组织安排、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坦诚想信党”这三条原则是能让优秀的人才快速脱颖而出的最科学的方法，因此，全国解放后，应从小学生一年级选择班集体开始，就用这种方法，向每个学生灌输这三条用人选人原则，从而让“服从组织安排、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坦诚想信党”这三条原则成为每个人大脑中根深蒂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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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战争军队体制的等级委任制度，在和平建设时期是过时不适用的。应该采用的是民主普选制！毛选了刘、林、华，可又怎么样？邓选了胡、赵又怎么样？

“组织”，指的是“党组织”。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一般共产党员的心目中，“组织”是非常神圣的。在那个时候，只要对某个党员（或者靠拢党组织的党外群众）说：“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那末，这位党员（或党外积极分子）就算是豁出命去，也要坚决完成任务。如果对某个党员（或党外积极分子）说：“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那末，这位党员（或党外积极分子）就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奉献，原来想不通的事情就统统可以想通、可以接受。例如，如果要一位原来当团长的人去当炊事员，只要跟他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或者“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这个人就会乖乖地服从。因为在那个年代，“组织”就等同于“党”，无条件地服从“党”，就等同于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为“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就等同于为“组织”奉献自己的一切。而这个“党”，代表着自己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理想、信仰。
这一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建国后却引发了严重的冲突。1957年前后，一些给本单位党支部、党委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被打成了“右派”。1966年文革运动刚开始时，一些对本校工作组提出批评意见的老师和学生，一些对本地市委、省委请愿、抗议的学生，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因为在某些领导的心目中，本单位党支部、党委、工作组、市委、省委等都是“党组织”，而“党组织”就等同于“党”，所以，反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反省委或市委就是反党，等等。
经过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终于明白：绝不能将党的一级“组织”与“党”本身等同起来；在我们承认“党”的光荣、伟大时，也要注意到党的某级“组织”也有可能被腐败分子所操控；在我们拥护“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应该对党的某级“组织”所下达的明显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某些指令或行为提出质疑。所以，我们再也不会对任何来自“组织”的决定和指令无条件地服从了。这不是建国后思想教育方面的失误，恰恰相反，这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