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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武侠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你没有看过真正的武侠小说，也一定看过一些根据武侠小说改变的影视作品。
受武侠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当“大侠”的梦想。大诗人李白就曾在《白马篇》一诗中描绘了一个武功高强、潇洒倜傥的侠客形象，寄托了自己的侠客梦。
事实上，“侠”是一个很“中国”的概念。“侠”是从中国古代典籍中诞生，同时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赋予了很多中国文化含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老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就从多方面为我们解读了“侠”的深层内涵。
“侠”的由来
“侠”这个字眼，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中“游侠”“私剑”并称，而“带剑者”的特征是“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后世关于“侠”的观念在此已初露端倪。
这就难怪司马迁为游侠作传，以韩非子此说开篇。只是此说语焉不详，且无具体例证。一直到《史记》的《游侠列传》，“侠”的基本特征才被较为精细地勾勒出来。因此，后世谈“侠”者大多来源于此：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另外，《太史公自序》中也有关于《游侠列传》的写作动机的说明：“（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信，义者有取焉。”传中所记载的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之所作所为，大致不出此一范围。
班固追随司马迁，为《汉书》作《游侠传》，其中除照录朱家等人事迹外，又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任侠行为，不过叙事观点已有所变化。此后便无以为继，历代诗家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
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开始写作《史记》，到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裴铏作《传奇》、袁郊作《甘泽谣》，在这将近一千年的漫长历程中，作为历史人物的“游侠”，经过史家、诗人、小说家的不断加工，逐渐定型为后世武侠小说中叱咤风云的侠客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不断融合。
当诗人诉说“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李白《白马篇》）、“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钱起《逢侠者》）时，“剧孟”已不再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诗人所想象的那种“侠客”的象征。而李白心目中的侠客无疑跟司马迁、裴铏心目中的侠客不尽相同。
每代作家都依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及生活感受，调整“侠”的观念，但又都喜欢在前人记录或创作的朱家、郭解等历史人物及黄衫客、古押衙等小说形象上，寄托自己关于“侠”的理想。真的是如陶潜所歌咏的，“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正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客观与想象的相互撞击中，“侠客”形象不断演变发展。
小说中侠客的形象一旦真正建立，其发展演变就不再单纯依赖于现实生活中的刺激，更有作为一种人物类型自身运转的内驱力。因此，唐传奇中聂隐娘、虬髯客的具体行为早被超越——即使根据同一故事改编的作品如尤侗的《黑白卫》、凌濛初的《虬髯翁》和张凤翼的《红拂记》等，也不可能完全因袭原作。
但其基本素质却一代代传下来，影响几乎所有武侠小说。历代作家只要写作武侠小说，就很难完全摆脱这一早已设定的“侠客”形象。向恺然根据现实中武林恩怨写作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如此，文公直参照历史上于谦事迹撰写的《碧血丹心大侠传》如此，即使还珠楼主颇为荒诞怪异的《蜀山剑侠传》也不例外。
《刺客聂隐娘》剧照
“侠客梦”
侠客形象得以形成与发展，与读者大众的心理需求有很大关系。司马迁称：“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虞舜、伊尹、仲尼等有道仁人尚且遭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史记·游侠列传》）
遇害而不能自救，当然只能寄希望于“赴士之厄困”的侠客了。社会总有黑暗，人间总有不平，而正如明人张潮说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幽梦影》）
能自掌正义，平天下之不平，那当然最好；至于无此本领的凡人，焉能不怀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正是因为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会公正平等的强烈愿望，才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或社会形态的转变而失去魅力。
《神雕侠侣》杨过
悉尼·胡克在论及公众对英雄伟人感兴趣的心理根源时，列举了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心理安全的需要”。“时代不太混乱，特别是教育又有利于启发成熟的批判能力，而不把人们的注意力固定在无条件服从的幼稚反应上，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父亲替身的需要就相应地减弱了。”反之，公众将努力寻找、祈求精神上的“父母”，以获得安全感和情绪上的稳定。
二是“要求弥补个人和物质局限的倾向”，也就是“把个人的缺陷投进比较幸运的人们的光荣成就里，借以取得补偿”。
三是“逃避责任”。一方面，公众意识到政治“永远是一种危险的把戏”，而把政治斗争交给职业政客；另一方面，公众借建立英雄（侠客）形象来推卸每一个个体为命运而抗争的责任，自觉将自己置于弱者、被奴役者与被拯救者的地位，从而“逃避责任”。
如此说来，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
《卧虎藏龙》剧照
与普通人相比，文人们的“侠客梦”则往往有着另一层含义。龚自珍的诗句“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可以说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对于文人来说，“箫”易得而“剑”难求，于是诗文中充斥着“剑”的意象。
“仗剑”与“行侠”并不完全一致，可诗文中这两者往往相通，故可互相参照。同样一个“抚剑独行游”（陶潜《拟古》），可能是表达其建功立业的愿望，也可能是发泄其豪壮狂荡的气概，还可能是欣赏其阔大雄奇的美感效果——有时甚至是三者的混合。
借“侠”或“剑”表达建功立业的愿望者，因其着眼点不同而分为歌功颂德与发泄悲愤两类。
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白马篇》九首、《少年行》三十首，多与边关战事联系在一起，“言人当立功立事”（《乐府解题》），于是充满“不许跨天山，何由报皇德”（王僧孺《白马篇》）、“归报明天子，燕然石复刊”（徐悱《白马篇》）之类志得意满的诗句。
可借“剑”和“侠”感叹怀才不遇的诗篇，显然更为源远流长：阮籍之感叹无法“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垌”（《咏怀》），李白之吟咏“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之二），以至明人徐渭的“客散平原夜，波寒易水风。秦仇不能报，泪落酒杯红”（《赋得看剑引杯长》），清人黄仲则的“匣中鱼鳞淬秋水，十年仗之走江海。尘封绣涩未摩挲，一道练光飞不起”（《以所携剑赠容甫》），还有龚自珍的“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己亥杂诗》）。
“侠”与中国人
武侠小说因其流传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当然，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中国人的性格制约着武侠小说的产生与流通，并严重影响了武侠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的发展。
如果要谈论武侠小说与国民性的关系，那么可谈论的东西就太多了。例如报恩观念、复仇观念、义气观念、死亡观念等等，都值得认真研究。这里只是想指出不大为人注意的一点，即武侠小说的非人道倾向。
武侠小说之所以风行，主要基于读者的“梦英雄”和“英雄梦”。前者指其不满世间不平与黑暗，希望有侠客拔刀相助，惩恶扬善；后者指阅读中不自觉地把自己代入到侠客的角色之中，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种“英雄梦”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纯洁可爱。表面上看来，武侠小说就是关于侠客惩治恶贼或曰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完全符合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可是仔细读来，成为侠客刀下鬼的，远不只是十恶不赦的恶贼，更包括无数被侠客看不顺眼或觉得碍手碍脚的无辜平民。《江湖奇侠传》里杨天池一把梅花针撒出去就是几百条人命，《天龙八部》中大英雄乔峰（萧峰）与其父萧远山都曾滥杀无辜。
《天龙八部》乔峰
侠客为复仇、为匡正扶弱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同时似乎也将他人生死置之度外，很容易演变为另一种“草菅人命”。可是读者一般并没有对此表示反感，除了因其自我代入而完全认同于侠客的言行而根本无暇思索外，更因为事先认定侠客的对头为大恶人，而对“恶人”，中国人历来是千刀万剐也不为过的。
这里面似乎涉及国民性中残忍的一面。鲁迅等现代作家曾抨击中国人看杀头的陋习，其实人类这种潜藏的嗜血习性，在阅读武侠小说时也曲折地表现了出来。读者不单希望看到正义得到伸张，更希望看到邪恶被惩处——在拟想的惩治恶人中得到极大的快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明人在正义的旗帜下努力使其嗜血欲望道德化、合法化。
虬髯客取仇人心肝与李靖共食之（《虬髯客传》），李逵割取黄文炳心肝与众头领做醒酒汤（《水浒传》），智化将恶奴武国南开膛并生吃其心肝（《小五义》），诸如此类的描写在武侠小说中屡见不鲜，且作为侠客刚直豪爽、嫉恶如仇的标志而为读者所认可。
现代读者或许会不满此类过于野蛮的血淋淋场面，但对侠客“为了正义”而杀人如麻也都会给予默许。表面上嗜血习性有损于英雄光辉形象，但实际上却是“英雄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是受文明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做“英雄梦”者一般不愿承认，也未必自觉意识到这一潜在动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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