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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
更新于2018年10月12日 06:05 邓聿文
写下这个题目，可能一些人会不爽：中国不是曾经有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吗，怎么能说离诺奖越来越远？不错，文有莫言，理有屠呦呦，但是，这充其量只能说中国已经打破了没有诺奖的尴尬，与我讲的离诺奖越来越远并不矛盾。
文学奖而言，因为每个人的评价标准不同，很难说获奖作家就是写作水平最高的，获奖作品就是传世之作。而屠呦呦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事后的补偿，因为她获奖的研究成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做出的（这并非否定她在该领域仍处领先地位），而在当代前沿的科学研究上，毕竟还没有中国科学家获奖。同东邻日本相比，中国在这方面更是相形见绌。日本18年16个诺奖，几乎年年都有科学家获奖，包括今年。美国就更不用讲了，每年都囊括了诺奖几大类别的一半以上奖项。
以前人们在提到中国与诺奖无缘时，一个最大似乎也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中国在科研和教育领域投入的经费不多。这在七、八年前是一个实际情况。一定程度言，科学研究是一个烧钱的活，尤其是现在科研，高度依赖实验，没有大量的投入，连实验的设备都买不起，就甭谈什么成果了。从这个角度看，有了钱不一定出得了科研成果，但没有钱，大概率出不了科研成果，或者出的成果也是二、三流的。
美日科学家能够延揽大部分诺奖，当然跟它们长期舍得在科研和教育方面投入有直接关系。然而，自从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投入总量已经超过日本，逼近美国，从科研用的设备看，中国的很多研究机构比美国还先进。企业在科研上也舍得花钱，像华为的科研投入不输于任何一家企业。科研人员的待遇也有大幅提高，现在中国用在一些领军人物的薪水和待遇，不比美日科学家少。
这当然不是说国家在科研和教育上花了很多钱，没有见到效果，公允而言，是取得一些成绩的，甚至在某个方面也有很大突破。比如中国在国际上的专利申请量似乎已居世界第一。杨振宁先生就曾颇有信心地预言，中国很快将进入收割诺奖的季节。
不过现实总是让人不争气。自莫、屠二人获奖后，中国又开始和诺奖绝缘了，每年只能眼巴巴看着美日欧的科学家和经济学者将大奖揽入怀里。现在我们不能再把原因归咎于国家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投入不足。摘不到果子，肯定有比投入更本质和关键的因素。
仔细想想，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点，是缺乏自由思想和言论空间。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追求定于一尊的教育本质上是抑制个性和创新的，再加上政治体制和政治气候容不得异见和宽容，整个社会难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科研、学术和创造是需要争论和奇思妙想的，是需要破除思想禁锢的。诺奖奖励的是原创成果和重大发现发明，虽然中国也一直在强调研究的原创性，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上，在若干领域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当科研人员和学者们挖空心思在一项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要论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当局把中国科学取得的成果归功于领导人思想的指导时，就在无形中为所有的科研人员和学者打造了一幅思想的枷锁和一种不良的科研学术导向，显示的就是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的贫乏。证之人类历史和科学史，这是不可能出原创思想和成果的，即使在某个段出现一些重大发现和发明，也无法持久。
第二点，是官本位的行政体制和科研体制抑制人才的成长，进一步加重了上述情况。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人的价值是通过做官以及官阶的大小来体现的。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到了无孔不入和无可救药的地步。做官也就罢了，偏偏官僚们还要把手伸向科研和学术，垄断和领衔科研与学术项目，以显示自己在科研和学术上也是一把好手。根据最近不完全统计，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荐成果第一完成人的职务，党委书记、校（院）长、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校（院）长、董事长的占比是56.17%，校长助理、二级学院院长、副院长、主任、部长占比是20.59%，行政（科研）机构负责人为10.53%，真正来自普通教师的占比只有8.92%。
尽管不排除某些所谓学者型官员或官员型学者本身的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很强，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或权威人士，但此种亦官亦学在价值导向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把人引导到做官上，首先是做官，把官做大，才能占有又多又好的资源，包括科研和学术资源。搞科研和学术及出成果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做上官或向上升。
不仅如此，官本位还表现在政府官员为科研人员确定科研学术重点，后者主要追随官员意志，从事能够显示官员英明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由他们来主导研究项目。这种科研政策和科技体制的目的，就是要科研人员“早出成果、出大成果”。面临着这种巨大压力，作为理性的选择，他们只能去搞一些短平快的东西，一些确定性很强的项目，而对于不确定性很大的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则是能避开尽量避开。由此也就在中国的科技环境中，形成了一种“不允许失败”的原则。但实际上，就科学研究来说，失败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会给研究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而由于害怕失败，科研人员对未知领域就不敢去尝试。
可以说，浸淫于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及其行政主导科研和学术的体制对科学和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还有其他的影响中国科研、学术、创新的问题，但主要是我指的上面两个，这是带有本质性、导向性的问题，它们又互相纠缠、强化，形成恶性循环。现在尚看不到在这两个症结上打开缺口的希望，因此，虽然中国的教授、研究员、博士总数世界第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总数世界第一，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总数世界第一，可距离诺贝尔奖，只会越来越远。
（注：作者系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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