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凯恩斯主义的有效供给特征
关于“有效供给创造需求”,本书前面已经提出过,并做了一定阐述。它是针对单纯财政货币扩张上的“扩大需求”,而提出的一个具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意义的论点。扩大需求,有单纯通过投资,甚至通过增发货币、增发工资来实现的需求,也有通过一个更加曲折与间接,然而更富有效果、更富长远发展意义的方式而实现的需求--这就是通过“有效供给”来实现的需求。在今天生产过剩经常发生的市场境况下,这是经常引起争论,又经常涉及到ZF决策的两个扩大需求的方式。ZF的决策常常倾向于凯恩斯主义,也就是通过扩张更多的货币,刺激更大的投资,来解决需求疲软、生产过剩的问题。而有效供给原理则强调投资的效率性与效果性,强调通过向市场提供更加有效的产品供给来解决产品滞销、市场疲软的问题。前者,主张ZF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介入,进行各种宏观调控,以调节市场供求。而后者,则主张更大程度地放开市场,让市场有更大的自我调节空间,因而它更倾向于市场的自由本质。
实际上,人类经济始终贯穿着一条“自由经济--ZF干预”的轴线。经济学也因此而区分为不同的思想流派。比如,众所周知,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ZF干预经济;而马克思则持另一个极端,主张在将来的社会中消灭市场经济而实现共产主义经济方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也有许多思想意识,其中凯恩斯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哈耶克则倾向于亚当·斯密一边,萨缪尔森则强调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才是经济应该采取的运作方式。
这里所揭示的扩大需求的两种方式,也体现了这条经济运行的轴线。其中,ZF投资与宏观调控[1]即表示经济运行倾向于ZF干预的一方,而有效供给原理则倾向于自由市场[2]一方。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人意识到自由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缺陷,因此必须引入ZF干预因素来干预市场。这在理论上产生了凯恩斯主义[3],在实践上则产生了美国“罗斯福新政”。但实际上这两个人为努力的因素在当时并未见产生多大效果,最后据说是一个非人为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西方经济从萧条的深渊中拉上来。战争既可以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击垮,使一个时代的超级强国从此衰败下去,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因为,战争的“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极大地发挥一个国家的经济创造潜力,能够拉动它的经济生产得到迅速增长。另外,为满足战争需要,人们必须绞尽脑汁,创造出种种新技术以支持战争。比如,计算机的原型就是在“二战”中得到设想与设计,以求更有效地处理战争情报问题。
这种创造力的发挥,实际上已经是“有效供给”的体现。因此,当凯恩斯预言“二战”后世界经济将回归萧条[4]时,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经济继续沿着健康增长的道路发展[5]。因为什么?正因为在大战中人们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供给了许许多多的先进思想与技术。这些思想与技术能够在新的时代引领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比如在大战中产生的最原始的计算机思想与技术,战后就渐渐应用到整个国民经济上面。又如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核技术,它既可供制造核武器,也可供制造核电站,和各种需要核技术的国民经济方面。所以,虽然大战的支出对拉动经济具有巨大的作用,但更根本的作用还是大战中许许多多新创造的技术的作用,这些供给因素对战后经济的发展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因此,无论扩大需求如何通过财政与货币来进行刺激,它的有效性,仍然离不开有效供给。财政与货币政策所引起的投资增加,必须是有效的,能够导致有效供给,否则,这种投资不但未能扩大需求,反而会使生产更加过剩,需求将会更加疲软。关于这一点,在本书前面的“凯恩斯难题”里已有所阐述。经济波动周期告诉我们,经济衰退前期往往是投资高涨,需求旺盛时期;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则希望投资高涨、需求旺盛状态的到来。因此,我们如何摆脱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当我们希望的经济局面到来时,却离下一次的衰退已经不远了。因此,单纯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不能使我们摆脱这种周期波动,必须要纳入某些“古典”因素,才能使这种波动得到缓解,才使经济具有长远增长的性质。这个古典因素就是“有效供给”,它与萨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古典经济学思想似乎相似,但是,“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强调的是供给的“有效性”,而不是一般的供给。有“有效”就肯定有“无效”,这些无效的因素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实际上,凯恩斯主义、ZF干预也无法解决这些因素,只好让其自生自灭。因此,自由市场经济承认经济活动中的生死存亡,承认破产失业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经济现象,并将其看作人类经济新陈代谢的体现。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减缓破产失业对某些群体的冲击,比如社会保障之类。
人类经济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二次大战以后,美国ZF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依据,把社会总需求看作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只要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其他各种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ZF把干预和调节经济的重点放在总需求上,在消费、投资和外贸领域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通过ZF的行为来增加和刺激总需求。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兴起,以及它们的理论作为ZF的政策依据,ZF宏观调控的对象又转向了对供给的管理,即由刺激总需求为主转向了刺激总供给为主……从80年代后期开始,ZF的干预和调节对象不再单一地集中于总需求或总供给,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并十分注重解决两者的结构性问题。”[6]而在需求与供给的两者关系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需求的ZF措施只是暂时的,而供给措施则是长远的。因为刺激需求的凯恩斯主义需要耗费ZF的经济力量--通常的表现形式是越来越大的ZF负债,这是不可能持久的。而增强公司企业的有效供给活力,才是意义久远的根本。
[1]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胡培兆教授给作者的来信使作者注意到宏观调控与有效供给实际上具有趋同协恰的意义,在此特致感谢!他说,今天的“有效供给并不是18、19世纪自由放任下的那种供给,而是指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供给”。我们知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对当今中国经济所经常发生的投资过热现象的ZF宏观调控,它首先是对投资重复、投资过热的ZF控制。当然,如果这种控制造成经济衰退,那么,宏观调控也会变成对经济的投资拉动作用。宏观调控对经济过热的抑制,造成市场景气程度下降,于是就迫使各个生产者增强它的有效供给能力。这显示了宏观调控与有效供给之间具有趋同协恰的意义。
[2] 这里所谓“自由”,是指市场准入上的自由,而不是指其它意义上的自由。因此它只是对于市场垄断而言的。
[3]“事实证明,凯恩斯政策对意识形态左倾的经济学家具有强烈吸引力,他们从政治立场上支持ZF干预和社会主义政策。”(蒙代尔:《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二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10月,第3页。)
[4]“凯恩斯理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必然大萧条的预言彻底破产。”(蒙代尔:《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二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10月,第74页。)
[5]其中只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衰退,因为战争经济不能很快转化为和平经济。
[6] 陶季侃、姜春明主编:《世界经济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