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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恢复较快增长和通胀压力的上升，自2011年起货币政策取向由“适度宽松”明确调整为“稳健”，到2016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已实施六年。其中2012年，面对欧债危机加剧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新一轮动荡，货币当局依靠一系列措施的预调微调有效对冲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2013年，受美联储释放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信号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加上财政税收因素、市场传言炒作发酵等时点性、情绪性因素的叠加影响，我国货币市场一度出现了后来被媒体渲染为“钱荒”的短期波动，其实这完全是一次微观主体与宏观调控部门对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博弈。最终央行通过创新调控方式、保持定力，坚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有效抑制了金融机构的过度加杠杆和信用扩张，也为抑制全社会债务水平和杠杆率过快上升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年，在外汇占款渠道投放基础货币出现阶段性放缓的情况下，央行通过丰富和完善工具组合，增强主动提供基础货币的能力，确保了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进入2015 年，经济下行压力一度加大，股市也出现较大波动，货币政策适度加大了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五次普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弥补外汇占款减少等形成的流动性缺口，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以便充分运用价格杠杆稳定市场预期，引导融资成本下行。总体上说，由于多种原因影响，2012—2016年部分时段的货币政策在实施上是稳健略偏宽松的。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过度扩张总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固化结构扭曲和失衡，且开放格局下还面临着汇率的“硬约束”和资产价格的“强对比”，2016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入分析了内外部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果断提出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增加“中性”两个字，强调的是货币政策要向真正的稳健回归，意味着不仅数量上要保持货币信贷增速的稳健，质量上更要着力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以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鉴于此，2017年，央行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一方面做好货币政策调控，从量价两方面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另一方面坚定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疏通传导渠道，有效应对来自宏观格局变化和金融创新的挑战，取得了积极成果。
改进金融调控依赖于货币政策框架的发展与完善。30多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金融调控和改革工作的实践表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演进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货币政策操作偏重数量型调控模式，但价格工具在金融调控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在不断增强的；二是货币政策传导从以计划分配等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调控，逐步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转变；三是货币政策仍然面临多目标之间有效协调的问题，但价格稳定在金融调控目标体系中的地位愈加突出。这些特点决定了未来我们有必要继续循序渐进地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处在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的转变过程中，兼具“量”“价”两方面的特征。由于预算“软约束”等问题的存在，利率传导机制尚未完全理顺，还不能完全放弃数量型调控，数量型工具在货币政策调控中仍发挥着必要的作用。但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和市场深化的进一步加快，影响货币总量的因素更加复杂，M2（广义货币）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开始下降，指标意义开始减弱，随着利率传导机制的不断健全，需要研究逐步淡化货币政策的数量中介目标，更多地关注价格型操作目标。同时，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主要集中在对传统“单一目标，单一工具”框架的改进和完善上，因此我们在充分发挥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各自作用的基础上，也要更多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价格水平，更好地把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并据此完善相应的政策手段和组织架构。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现有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形成相互补充。
从中国国情看，目前数量型调控、价格型调控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调控模式日臻成熟。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不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也与危机以来国际上对传统政策框架进行反思后的主流共识是完全一致的。从价格型操作目标看，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到货币市场利率乃至债券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已逐步健全的基础上，逐步将公开市场操作目标转变为引导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为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下一步可以考虑将公开市场短期回购操作利率作为央行政策利率的组成部分并择机定期对外公布，同时探索选择适当的指标性利率作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目标。建立和完善以SLF（常备供货便利）利率为上限、以超额准备金或其他存款便利类工具利率为下限、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市场基准利率的“利率走廊”，并在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中，更多地注重各项工具的价格维度，进一步理顺央行操作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不断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最终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
尽管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仍然还在路上，不仅过去的一些固有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新形势下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新要求，尤其是当前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在欧美多个经济体广泛兴起，贸易摩擦和全球化正处于对抗时期，加上发达经济体已步入货币政策正常化轨道，我国面临着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错综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
从货币政策理论的角度看，至少有以下方面仍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深入思考：一是由于现实经济环境不同于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理想状态，存在价格刚性、外部性甚至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因此很有必要发挥货币政策的功能来弥补市场失灵，保持经济的平稳和可持续发展；二是货币政策调控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度”，既要发挥其功效，又要避免过度使用政策调控工具，对经济造成不必要的扰动，避免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导致更加严重的新问题；三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提高政策灵活性，但也有可能加剧货币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因市场主体的非理性预期而失去政策效果，因此需要增强货币政策的规则性和透明度，特别是要有较为明确的政策目标，以约束和规范中央银行行为，并起到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四是由于实际经济运行高度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完全钉住任何一个单一指标都可能存在问题，且事实上一旦开始钉住某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本身也就可能异化，进而导致政策的系统性偏差，因此货币政策也需要在提升规则性的同时强调对形势变化的敏感反应，强调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体系。
概括起来，一个“好”的货币政策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形势变化的要求，权衡和把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在各种“两难选择”中寻找最佳的中间状态，争取实现最好的政策效果。如此看来，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之路上依然任重道远。因此还需要：
第一，必须基于中国国情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受经济转型和发展阶段的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有其特殊之处。经济快速转型期中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且不同阶段经济运行的矛盾焦点也不同，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以及金融稳定、金融改革等都可能成为特定时期货币政策的优先考虑。从总体来看，在目前我国国民收入水平较低、尚处于经济起飞和转型阶段的大背景下，货币政策仍需为高质量发展、深水区改革提供配合与支持，统筹协调好物价、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就业、增长等目标之间的关系。但与此同时，针对我国经济“新兴加转轨”阶段“易热不易冷”的特征，防通胀仍是中央银行最主要的任务和使命。也就是说，从更长时间维度考虑，我们不仅需要更加突出价格稳定目标，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价格水平稳定，也要更多考虑更长期的货币、金融稳定和宏观总量风险问题，更多关注诸如资产价格、金融体系各类信用扩张等可能显著影响价格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变化因素，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
第二，要主动适应经济规律和市场发展变化，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注重运用更加市场化的间接手段进行调控，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反映在金融调控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间接调控机制和价格型调控手段的运用，健全和完善数量型、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并注重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不断完善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增强金融调控的有效性。
第三，增强制定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提高金融调控的自主性。货币政策存在时滞，从货币当局采取行动开始到对货币政策目标产生影响需要一个过程。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必须具有前瞻性，通过有效发出政策导向信号，合理引导预期，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当然，实施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也会对央行提出更多挑战，要求央行必须拥有准确把握经济趋势的能力和有效的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开放的发展中大国，也要求央行必须牢牢把握对国内经济的调控能力。而提高金融调控的自主性，首要的就是增强汇率的弹性，只有坚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才能提高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以及运用利率调节经济的能力。
第四，要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目标的拓展需要创新相应的工具和手段。宏观审慎政策本质上采用的是宏观、逆周期、防传染的视角，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标，着力减缓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机构、跨市场风险传染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的冲击。比较而言，货币政策主要以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以维护金融稳定为目标；货币政策主要用于调节总需求，而宏观审慎政策则更多针对加杠杆行为；货币政策以利率等作为工具，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依靠调整资本要求、杠杆水平、首付比等。尽管两大政策各有侧重，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之间有相当紧密的联系，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需要相互融合。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发挥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作用。
第五，始终坚持全球化和动态的视角。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经济体之间相互影响和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央行需要从全球视角观察和分析问题，正确把握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传导规律，据此制定和实施金融调控政策，防范其他国家的宏观政策对我国的负面溢出效应，同时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努力实现保持本国经济平稳发展以及与外部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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