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思改革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兼谈“改革”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xml:namespace prefix = o /＞ 水生
在当今中国，对改革进行反思已经成为全社会一个广泛的话题。毫无疑问，这是已经进行了二十七年的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就连一些原先将“反思改革”称为“反改革”的精英们居然也煞有介事和毫无惭色地谈起“反思改革”了。但是，依笔者看，尽管反思改革已经不再畏惧“反改革”大棒的打压，但无论从主流媒体还是网络舆论看，对改革的反思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仅仅在对“改革”功过得失的评估上，社会就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比如，对国企改革、医改、教改、房改、以及物权法草案问题上所出现的明显分歧就是一种强烈的信号。而主流媒体和网络舆论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反差，更是彰显了社会表现出来的不和谐。在对改革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未来继续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等存在重大分歧的情鱿拢簿透咎覆簧先缁崮芊穸韵乱徊降母母锶〉霉彩读恕Ｏ匀唬庵肿纯龀中氯ィ炔焕谏缁岬暮托澄榷ǎ膊焕诟母锏慕徊酵平?/SPAN>
笔者认为，对“改革”这样一个几乎涉及到每个国民而且持续了二十七年之久的自上而下的“运动”，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地位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出于不同利益的考虑，对改革作出不同的评价是十分正常的。不正常的反倒是那种所谓的主流媒体上出现的一面倒的“坚持”和“不动摇”之类的声音。因为，改革毕竟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改革要“为了人民”，改革要“依靠人民”，改革成果还要“由人民共享”。既然如此，那么首先就要让人民说话，让人民对改革拥有发言权、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否则，就无法保证改革按照“人民的意愿”进行。同时，如果反思改革是为了今后能更好地按照“人民的意愿”深化改革的话，那就应当首先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反思改革的功过得失。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对二十多年的改革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也才有可能重新凝聚起全社会对进一步改革的基本共识。那种用孤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对改革进行那种非理性地名为“反思”实为“坚持”的做法，显然只会加剧社会中已经出现的对立情绪，对凝聚改革共识和建立和谐社会只能是有害无益。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由此冲破了原先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开始凝聚起全党的共识，从而将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可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对凝聚共识之重要。本文就想先从反思改革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角度谈谈个人一些初步的认识。
谁都知道，讲究“科学”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任何不能实事求是的所谓“科学”都是“伪科学”。“改革”也是如此。那种“只能做不能说”或者说一套做一套，明明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却不敢讲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敢面对现实，不敢面对人民，不敢公开透明和实事求是的所谓“改革”，就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伪改革”。不管历史将来怎么评价中国的改革，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经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无法回避和否认的问题。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也有人说是“拐点”和“关键点”，不管这些不同说法的具体内涵如何，但有一点“共识”是相同的，这就是“改革”还要坚持下去。但依笔者看来，既然是从新的起点开始的“改革”，当然与以前的“改革”并不相同。“新改革”应当是“真改革”而不是 “老改革”，更不是“伪改革”。因为，现在的“改革”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要“以人为本”，要“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是说，无论从国家高层还是普通民众，大家都已经认识到，过去的“改革”带来的“发展”确有“不科学”之处，也还有不符合“以人为本”之处，而且并未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而且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符。这才是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思改革后得出的科学结论。用这种思路去反思改革，才能真正科学地总结二十七年来“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才能真正坚持让“改革”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继续深化。如果“改革”还要按照一些主流精英们原来的思路去“攻坚”，又何必换一种新的提法？干脆用皇甫平说的一句“改革不可动摇”不就行了？
现在，一些主流精英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无论如何，现在比二十多年前的生活要好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世界公认的”，“这一切都是坚持改革的结果”，“是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实惠”等等诸如此类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是有点“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有的主流精英无奈地承认，“现在，医改、教改、房改都被人否定了，也只有经济发展这一成就无法否定了”。但是，如果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进行分析的话，就应当承认，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这一“不争的事实”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还能够有勇气承认改革有功有过和有得有失的话，就不能说什么“二十多年来的成就”都是“坚持改革的结果”之类的话。那种将“成就”完全归功于“改革”，而将“问题”则完全归罪于“旧体制”，这种“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说法，就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缺乏一种基本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为，按照这种因果逻辑所得出的必然推论实际上就是，“二十多年来所产生的问题”也都是“坚持改革的结果”。所以，要真正反思改革，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将成就和功劳摆出来，实事求是地将问题和失误说清楚。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得就是得，失就是失，二十多年虽然不算短，好在经历这一全过程的一代人绝大多数尚还健在，而且至少还将存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都可以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任何对“改革”缺乏实事求是的片面的评价和宣传，只能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歪曲，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更加丧失广大民众已经所余不多的信任。
以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为例，且不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国民经济建设的“存量”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基本事实。即便是“改革”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增量”中至少有相当大的部分也不是由“改革”所带来的。因为，如果没有“改革”，二十多年的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停顿，同样会继续发展。即便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国依然保持了每年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一个例子。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当时外有禁运和内搞“运动”的困难条件下尚且可以达到如此速度，如果在“文革”之后，只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将会如何？中国的社会面貌又将是如何？那种认为批评“改革”的人就是想回到什么“计划经济”的“票证”时代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其实，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按国际上对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段经济发展成就进行评估的最基本的方法，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四类因素：
一是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基本条件。也就是国家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结构，国家原有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国家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中的各种大型基础设施，原有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条件，国家的资金积累和储备，以及国家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包括社会的稳定、国防能力、对外交流与合作那榭龅龋Ｕ庑┒际且桓龉揖媒徊椒⒄沟幕√跫Ｆ渲杏行┨跫⒒拥淖饔檬侵秃蟮模行┦腔嵊跋斓揭桓龉业某ぴ斗⒄拐铰院徒窈蟮目沙中⒄沟摹?/SPAN>
二是新增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就是在某一特定的时段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增生产要素投入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资金的增加（包括新增货币发行、外资的投入、国家发行的外债和内债等），以及资源开发的增加（包括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的开发，水资源、各种矿产资源、以及旅游资源等）。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新增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国家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也可能带来资源的紧缺；国家大量发行债券虽然有助于减轻对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但长期的“赤字财政”也会造成经济安全的风险。同时，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也就是那种只顾眼前发展的“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做法，也必然会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是教育和科技进步的因素。例如，在特定时段中，一个国家教育水平和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劳动力的智力和体力水平和平均寿命等）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各种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发展情况，以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和新设备的应用、普及和推广等。这些都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的是，水利、农机、化肥、农药和良种技术对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近年来通讯和信息技术、交通和能源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等就十分明显。所以，有专家称，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从过去的20%左右上升到40%左右。
四是国家体制和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里才能体现出“改革”所起的作用。比如“改革”对体制调整所产生的作用，“改革”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改革”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改革”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改革”对经济秩序的影响，“改革”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改革”对税收和投资环境的影响，“改革”对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的影响，等等。而这些影响有些是必须通过以上三类因素才能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任何国家在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上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即使不是以“改革”的名义，同样也是可以对政策进行调整的。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里根时期与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也是明显不同的——尽管美国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提出什么“改革”的口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政策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将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完全归功为“坚持改革”的结果，这种“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说法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且，国际上也早已存在对以上几类因素分别计算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的具体的科学方法。难道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此毫无所知？
更为重要的是，与前三类因素不同，国家体制和政策性因素（或者是“改革因素”）对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并非一定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的是形式上的，有的是实质上的。凡是有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是积极的和实质性的。有的仅仅属于统计口径的变化或者收费方式和提高价格的变化而造成的，往往就是形式上的甚至是消极的。也有的“改革”政策实施的结果可能挫伤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改变生产关系，放纵少数人侵害多数人利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社会和谐，造成全社会诚信缺失和道德沦丧，从而大大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实际上是影响了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以，在评估某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时，还必须考虑其对国家和社会所实际带来的负面后果，只有综合比较其利弊得失，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对“改革”的功过得失进行反思和评估也理应如此。
比如说，从改革前的工农业总产值的统计方式改变为按GDP来统计就是形式上的变化，因为前者并没有包括第三产业的发展数据。如果将二者简单进行对比，显然是不科学的。尽管这种改变有助于“与国际接轨”进行横向比较，但是，后来出现的所谓“GDP崇拜”则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后果。 又如，在医改、教改、房改政策上一些收费方式和提高价格上的变化，尽管可能增加了GDP的数据，但实际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消极的，不仅实际上造成了对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侵害，而且大大加重了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负担，有的所谓的房贷政策则甚至还透支了一代人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 在旅游业和其它一些服务业的发展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将原来可以免费开放的景点和免费的服务改为收费的，将原来廉价的改为高价的，尽管用了所谓“市场化”的名义，似乎也带来了GDP的快速增长，但这种单纯改变收费方式和依靠涨价来刺激的GDP增长，其实际效果是消极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人群毕竟只是少数，其持续消费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而一旦价格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由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增长迟缓，各种消费品价格和服务收费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反而造成了社会上内需不足的困境。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所进行的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初衷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而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对“改革”的质疑和反思，并非是对“改革”的全部否定，而主要是针对三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相悖的“改革”而言的。这就是指那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式的“泛市场化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名的“以资为本”的“股份制改革”，以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人们对医改、教改和房改的质疑和批评，也并不是对这三个领域改革的全部否定，而主要是针对上述三类“改革”在三个领域中所造成的直接负面后果进行的批评。如果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反思改革，就必须将对这三类“改革”的批评与对总体上的“改革”评价区别开来。而一些主流精英们却力图将他们所主张的三类“改革”与总体上的“改革”混淆起来。所以，在反思改革过程中有必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实际的案例和具体的数据对上述三类改革的“功过得失”进行反思和评估，从而对这三类“改革”的“功过得失”分别得出科学的结论。各位主流精英们，你们能够做到吗？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你们敢这样做吗？
坦率地说，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执政党长期以来所一直奉行的。在中央党校的门口就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宣示。笔者本来也以为这一点已无须多说。然而，从近来在“改革论争”中一些主流精英们的言论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似乎早已被“实用主义”所取代。不得已，以抱憾之心撰写此文，欢迎网友们批评。但愿此文不要被人以有“反改革”之“嫌疑”而遭到删帖之命运。
2006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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