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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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凯迪社区 核心提示: 两组数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不仅是现阶段高发性犯罪群体，亦是未来具有确定性的最危险、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
个人为体，众人为群。社会学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由若干个社会群体组合起来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各阶层中，哪一个群体是最大的犯罪群体？问出这么一个夺人眼球但绝非哗众取宠的问题，源自笔者最近读到的几组数据。
其一，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 /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其二，根据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 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
前者是群体犯罪率的统计比较，后者是犯罪率的增幅统计，显示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不仅犯罪率高，以倍数远高于普通民众犯罪率；并且增幅迅猛，分别高出普通民众群体8.3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两组数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不仅是现阶段高发性犯罪群体，亦是未来具有确定性的最危险、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
遗憾的是，遍查近几年“两高”通报数据，找不到这两个犯罪群体侵吞国家财产的具体数目的统计，找到的却是另一组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数据。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各级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已经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到了2005年的82.83％。
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犯罪率在逐年增多、增幅逐年扩大，另一方面，法律对这两个犯罪群体的惩治力度实际上却越来越弱，因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越来越少、处罚越来越轻；前者四年中递减了15个百分点，后者大幅递减了近30个百分点。
如此巨大的反差，既背逆法治精神也背逆公平正义。极具讽刺意味的还有，这些年来也正是当政者“反腐败”调子越唱越响、越唱越高的几年。门面上，反腐倡廉、惩治腐败几乎当作了“国策”与“党策”。国家统计局数次发布所谓“民意调查资料”均说，近年来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国际社会也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给予积极评价。主流媒体更是不厌其烦宣称：“十六大后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的确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无奈事实的演变，并没有给当政者一丝一毫的脸面，失去约束与监督的权力，就象一个精神亢奋、欲望强烈的嫖客，将各种反腐口号、文件宣传的遮羞布撕得粉碎。腐败现象不仅呈大面积、全方位扩散趋势，且涉贪人数之众、犯罪层级之高、贪污数额之巨，以及窝案之深、牵连之广、手段之劣等等，年年都在“创纪录”。
仅以普通百姓能看到的公开信息为例，1月4日人民网披露的一组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纪检机关查处违纪人员2421人，涉及违纪资金3.82亿元；有 27343名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共计1.99亿元。27343名领导干部，上交1。99亿元。粗略估算：平均每人上交7000千多元；2421名违纪人员，平均每人“违纪”15万元以上。
1月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去年已有17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再创历年副部以上高官犯罪新记录。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2009 年1月至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结案101893件，处分106626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44.4亿元。
具有“反腐律师”之称的王荣利先生，继发布长达50万言《中国反腐败报告》后，最近又发布了他依据官方媒体公开报导撰写的《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报告列举了2009年近百例涉嫌刑事犯罪，或与刑事犯罪有关企业家相关资料，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余人，共贪污、受贿9亿3000多万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近13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亿4376万元。涉案人数与金额，无不令人触目惊心。
而这些涉案的国企企业家，绝大多数均为政府任命的处、厅以上中高层领导干部，大都拥有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其中，官至副部级以上的有曾任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同海、曾任中纪委委员的康日新、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春江。除原中移动副总经理的张春江案件仍在审理外，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受贿1.9 亿余元，并与盟友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4万元。而原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仅从他家的别墅三楼上就搜出7000万欧元现金，相当于7亿多元人民币。
去年重庆市举办了宣传该市打黑成果的展览，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用收缴来的2000万现金堆出来的一座“金山”，如果按照人民币与欧元币值换算，重庆市得抓35个黑老大，才赶得上一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手笔”。老实不客气地讲，我国国民几十年千辛万苦所创造的国民财富，早已沦为了一场供权力角逐掠夺的饕餮盛宴，宴席主角和成员便是披著“公务员”外衣的宠大官僚群体。
我们无从知道国家工作人员、公检法、国企官员以及军队贪腐的所有数据，实质上也无须知道便足以观察到腐败现象已至临界点了。中国式腐败愈演愈烈、中国式反腐败愈反愈腐的结果，也足以印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尴尬结果的原因。而这种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对反腐败抱有期待的民众失望，最终也将使得“反腐败” 连同提出反腐败主张的执政者们，统统沦为滑稽的字眼和历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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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犯罪率 反腐败斗争 国家统计局 最高检察院 中国企业家 民众 司法 惩治 犯罪率

中国犯罪率大幅增长       2010年04月07日 工人日报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2009年中国犯罪数量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态势，出现大幅增长。其中，暴力犯罪等案件大量增加。从2009年1月～10月，刑事案件数增幅在10%以上，全年刑事立案数达到530万件。
这份报告特别指出，经济环境转差使得犯罪分子性情更为暴烈。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家庭成员间的恶性伦理杀人案件、报复社会的重大恶性杀人案件、精神病患者实施的恶性杀人案件比较突出，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犯罪团伙或矿工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实施敲诈的案件。

　　从2009年11月～2010年元月，北京大兴区连续发生三起灭门案，共有16人被害，杀人者年龄在30岁左右，杀人原因为长期家庭积怨、“好像中了邪” 和酒后争执导致“一不做二不休”满门杀光，其中被害者还有母腹中的胎儿！

　　2009年7月12日，22岁的黎立劫持人质抢劫中国银行10万元，被警方抓获。黎立是北京科技大学2003级本科学生，因未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习任务，2009年6月被学校以肄业处理。黎立家境贫寒，患有严重口吃，性格内向，案发前与女友分手。黎立称，他被“学业、生活和感情所困”，决定抢劫巨额钱款寄给老家父母，而后自杀。

　　北京市公安局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心对黎立出具的鉴定结论，证实他患有抑郁症、强迫症和口吃，评定为限制责任能力。

　　2010年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犯罪嫌疑人郑民生手持砍刀连续砍杀13名小学生。郑明生是有近20年行医经历的42岁的未婚医生，作案动机为去年辞职后一直处于待业状况，婚姻、工作不顺，导致心理扭曲，故意杀人，报复社会。

　　日前，一中年妇女向前往慰问受伤孩童的南平市委书记雷春美下跪喊冤，要求严处强暴其8岁女儿的犯罪嫌疑人，该妇女高喊：“如果你们不管，我也会去杀人！” 法律界人士表示，不能排除惊天凶案后，会引发效仿效应的隐患。

　　社科院的蓝皮书指出，由于社会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一些群体就业困难，贫富差距加大，相对贫困人口增加，加上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事件多发，是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从以上案例分析，多伴有贫困、受歧视、社会不公带来的心理问题，由于缺乏积极的社会支持和帮助，导致犯罪嫌疑人走上了反社会的极端之路。

　　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新近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我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中亚健康人群的比例超过了60%。该报告指出，就职业而言，城市无业人员的心理亚健康问题严重。

　　中科院心理所副所长张建新博士说：“人的内心不稳定、不平衡就会造成个人的躯体负荷，并累及社会适应能力，无形中拖累了社会发展的步伐。”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问题，有关部门应该开展积极的社会引导与帮助，尤其是对于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村贫困人群，提高他们的积极情感、帮助其消解负面情绪，对于缓解社会冲突、减少人际间的矛盾与仇视，促进家庭和睦、加强社会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徐乃娟)

未成年人犯罪升幅惊人 我国酝酿建少年法庭
2010年04月07日   工人日报
去年一年，各级法院依法判处未成年人罪犯70086人，上升19.1%，在各类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升幅最高。

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报告中的这一数字，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的共同关注。据了解，我国正在研究酝酿在条件成熟的部分大中城市试点设立少年法院，以便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介绍，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且出现了手段成人化、年龄低龄化、犯罪暴力程度加剧等特点。

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少年法庭。到目前为止，在全国法院共建立了2400余个少年法庭，共有少年法庭法官7200余名，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少年法庭审理。

去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通过社区功能，使更多未成年罪犯在社区中矫正。

沈德咏分析认为，由于立法上的不足，一些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条款缺乏实际操作性。当前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上，各相关部门尚未形成科学、配套的工作制度。

“推进来成年人保护司法机制，应尽快制定出科学、完备的法律，并依托法律，建立起政府、司法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学校、家庭之间协调、高效联动的工作制度。”沈德咏说。

目前，我国部分少年法庭已开始尝试受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行政案件，把专业审判触角延伸到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

据了解，1991年制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已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由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有关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的司法解释，可望今年出台。

（本刊综合新华社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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