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理论视域的美国次贷危机生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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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马克思理论视域来解读美国次贷危机，这毫无疑问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通过不断扩大信用规模来掩盖生产过剩的现实，使虚拟经济严重偏离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逐渐金融化、虚拟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内部的“失衡”问题也使得国民经济的真正复苏尚需时日。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信用扩张，经济失衡
　　2007年春，美国次贷问题开始引起世人关注，年中演变成席卷欧美影响多国的危机。2008年9月以后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房利美被接管，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被迫部分国有化，雷曼破产，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变身银行控股公司，众多世界重量级金融机构面临危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经济均遭受程度不同的打击。经过世界各国的诸多努力，尽管世界经济现呈复苏势头，但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如何形成、爆发以致扩散全球，进而探讨中国未来的金融、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研究状况述评
　　针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问题，国内外学者们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国外学者的研究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五种观点。第一种“中国责任论”，兰德勒(Landler)和塞特瑟(Setser)等人认为中国的巨额储蓄，助涨了全球信贷泡沫，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祸根[1-2]。第二种“美国的过度消费论”，认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导致全球的经济失衡进而引发危机[3-4]。第三种“流动性过剩”，该观点将危机归因于低利率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认为格林斯潘掌控的美联储“降息的幅度过大，而且维持过低利率的时间太长”应该为危机负责[5]。第四种“道德风险论”，该观点强调了危机发生中的道德风险因素[6]。第五种“金融过度衍生论”，认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发展，进而导致的“委托代理链条过长”[7]。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8)用“错误的激励”和“失败的投资模型”来解释危机的形成。他指出高管薪酬、过度证券化以及评价机构的运作都是错误激励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失败的投资模型：包括对“证券化经济学的分析错误，系统风险的估算错误，以及对小概率事件的预测失误等等”[8]。
　　国内学者关于危机成因的研究大体与国外接近，一般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流动性过剩、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交易、有效监管的缺位以及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等因素，其中郑联盛(2009)将危机的成因归结为金融体系、经营模式以及监管制度等制度性层面的原因[9]，而华民、刘佳(2008)则强调了导致危机的流动性泛滥的法定货币制度基础[10]。
　　上述关于危机生成的研究各有侧重，比如流动性泛滥、不当监管、金融工具过度衍生以及道德风险等方面都有其现实的解释力，但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展开分析的，忽视危机背后的制度性根源。虽然也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手段，指出了危机发生的制度性因素，即资本主义基本规律：资本逐利的本性导致了危机的爆发，但是没能考察现代金融危机的新特征以及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化的内在机制，同时忽略了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全球化背景这一因素。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逐利的动机与竞争压力的存在，使资产阶级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扩张社会生产能力，整个社会的商品总量惊人地膨胀起来。但是，商品价值进而剩余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的消费能力”，而“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11]。在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决定下，资本积累日益扩大，进而生产的扩张与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向外部扩展市场成了消解内部矛盾的途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11]。这种冲突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所强化。
　　信用作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不断打破和扩展生产和消费的界限，使“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被强化到了极限”[11]。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通过扩张生产和消费的界限，加快了资本的流动和形成，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内在矛盾累积起来，并不断自我强化，最终以危机的形式使矛盾得到暂时的解决。“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而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11]。
　　马克思指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1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由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决定的相对生产过剩，而这种分配关系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历史来看，这种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的金融信用关系在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信用膨胀的过程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一旦环环相扣的交易链条中断，货币信用危机发生，潜在的生产过剩或贸易过剩问题就会表面化、严重化，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只要做为危机根源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就在起作用，危机就必然周期性发生。
　　货币信用危机常常做为经济危机的特定阶段出现。但也存在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在《资本论》第1卷第3版的注释中，马克思写道：“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12]恩格斯也曾指出：“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因为“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13]。也就是说金融或虚拟经济活动由实体经济决定，但在一定范围内有自己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指出虚拟经济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信用无限扩大的结果，当价格与价值相分离、当资本收入的索取权可以资本化，对股票、债券的购买活动，以股票、债券为抵押的信用操作以及与此相关的投机活动就盛行起来，由此形成了一个独立于适应商品流通的货币流通体系之外的“虚拟资本”市场。在这个市场里，虚拟资本和信用货币相互交易转化，与实体经济要素距离越来越远，这种分离本身进一步促成了投机的盛行，信用和信用货币加速膨胀。“在这里，一切都颠倒地表现着，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11]。在虚拟资本过度膨胀、与其“现实要素”过度背离的情况下，当发生内部变化(投机失败、信贷收缩等)或外部冲击(国家的货币政策等)时，货币信用体系的危机就会爆发。也就是说，独立的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是由于货币信用体系内部发生紊乱造成的。这种危机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信用的收缩，虚拟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迫切转化，也会造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障碍或中断。马克思还指出，危机通过国际贸易、信用扩张和虚拟经济扩展到世界范围内，各国金融、贸易和生产密切关联，金融危机频发且注定具有全球性特征。
　　三、美国次贷危机的解读
　　尽管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美国金融危机具有很多新内容和新特征，但毫无疑问，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全球化的科学论断仍然是我们探究当前金融危机的有效工具。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是以房屋次级贷款为基础的一系列衍生性金融工具所形成的债务链条断裂引发的危机，并由于信用资产证券化产品等虚拟经济形式的过度膨胀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几乎“瘫痪”，进而引发了经济衰退。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ZF推行了一系列自由放任政策，大幅度减税、削减社会保障支出，削弱对工人群体的保护，工会力量弱化，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下降。接下来的历任ZF保持这一基本政策取向。ZF政策的转向直接影响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人们收入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克鲁格曼(2008)认为，美国当今的生产效率高于一代人之前，但社会的生产成果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普通美国人几乎没有从中获得好处。他给出了一组数据显示：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在1973-2005年间只有轻微的增长，35-44岁男性收入经通货膨胀调整后，1973年比2005年还高出12%；他还另外给出数据来说明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收入的分化：70年代以后只有最富的1%的群体比二战后一代人过得好；美国0.1%的富人阶层收入增长了4倍，而0.01%的最富阶层收入则增加了7倍。也就是说，在富人的收入迅速积累的同时，普通人的实际收入甚至在下降。这直接限制了人们基于收入的消费能力，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当网络泡沫最终破灭出现经济衰退时，美联储凭借法定货币发行权无限制地扩张信贷规模，不过是以新的泡沫来替代旧的泡沫，其时实体经济已“病入膏肓”。 2001-2003年，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复苏进行了大幅降息，但实体经济并没有因此迅速复苏，从2001年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一季度，商业固定投资额连续9个季度都在下降[14]；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持续减少，至2007年5月，相比2001年底几乎减少一半，而计算机系统设计及相关服务业甚至接近80%[15]。大量的信用货币无法促进基础部门的增长，被导向容易滋生泡沫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美联储更把推动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于家庭消费。2000-2005年，扣除通胀因素后人们的平均工资甚至出现了下降，但是股票和房产的增值，使人们开始相信“财富增长”是发展的更好方式，并把“增长的财富”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通过大规模的资产抵押贷款来实现消费。
另外，美国的储蓄率长期处于低位，2000年以后储蓄率更是逐年下降，2005-2007年储蓄率甚至降为负值。为扩大居民的有限消费能力，消费信贷被发挥到极致，金融机构不但开发出次级贷款，向信用程度差、收入低的人群放贷，还开发了诸如房屋增值贷款、房地产净值贷款以及可浮动利率贷款等信用工具，来维持眼前的繁荣。以房屋增值抵押贷款为例，2001年第四季度该贷款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3.14%，到2004年第三季度该比例上升到9.5%，成为消费的重要资金来源。信用做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杠杆的作用被强化到了极限。根据美联储的说法，美国家庭把从房地产中获得的每一美元的50美分用于补贴消费支出。而在2000-2004年间，家庭房地产价值的增幅超过了50%。与房地产相关的开支成为推动GDP增长的重要力量[16]。
　　但是，负债总是有成本的。人们的负债规模不断膨胀，利息支出是未来收入和未来消费的净减少，当人们的负担能力达到极限或者无法“借新债偿旧债”，危机就爆发了。目前，由于危机发生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下降，使很多人的房产变成了负资产，据估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房屋所有者的财富损失达到7万亿美元，而金融体系的损失(1万亿美元)也通过ZF救助由社会来承担。虽然通过消费者负债使人们获得了现时的消费，但无法改变收入急剧分化的事实，无法现实地增加人们的收入。因此，一系列促进消费需求的信贷政策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生产过剩的本质、推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那么也正是这些措施使得危机以更猛烈的形式更深重地爆发。
　　如果说罗斯福新政使得资本主义本质受到抑制，那么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得到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断分化，一端是不断追逐收益增长的精英阶层，一端是逐渐陷于相对贫困化的普通大众。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11]。“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消费”的矛盾足以解释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实质，并说明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化的内在机制。
　　(二)美国金融危机是一场结构性危机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大量美国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将一些制造业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同时，美国制造业面临欧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激烈竞争，美国经济发展重心逐渐向金融业转移，金融业日益成为美国经济的创新源泉，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进入90年代，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日益庞大；而与此同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却在弱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长期缺乏有效监管；这反过来促进了金融衍生品的创制和交易规模的扩大，2006年金融衍生品规模达到370万亿，是当年全球GDP的8倍多。丰厚的收益导致金融机构更加放松风险控制，高杠杆交易成了普遍选择，这进一步扩张了金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规模，也为日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金融工具与金融体系的不断扩张导致经济逐渐金融化，金融资产规模迅速膨胀，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界限。在2000-2003年间，金融部门的利润总计占到了所有公司利润的50%左右。与此同时，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大幅下降，2001年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了21.3%，比它在1997年利润率达到顶峰时的水平下降了1/3还要多；其中，高科技最密集的耐用品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了30%，比1997年高点相比，利润率的下降幅度竟达到了46%[16]。这种经济发展的失衡从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也能得到一些反映，2006年华尔街的金融业有35万人，平均每个人分红30万美元，是美国人平均工资的7倍。
　　金融部门相对非金融部门的快速膨胀给危机的爆发留下了隐患。金融部门的高收益吸引了大量资源，导致大规模的资本错配：减少了社会的有效投资，进而人们的收入水平下降，消费能力弱化；为刺激经济增长，鼓励消费，鼓励负债，导致储蓄减少，投资、收入进一步减少的恶性循环。不断扩大的负债规模使居民的利息负担加重，使金融部门的收益进一步增加，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外部资金的流入本来可以打破这一循环，但是，其他国家也将美元储备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于是，上述过程不断循环，直到居民的负债规模超过了其偿还能力，危机爆发。
　　美国的宏观政策导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联储不断放松对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的监管，并且认为保持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是可取的。因为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上扬，一方面保证了外部资金(其他国家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持续供给，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由于财富效应导致消费的持续增长，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扩张，虽然制造业部门的相对萎缩已经使经济扩张失去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借贷消费、金融创新、外部输血”的发展模式，成为拉动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伴随美国经济增长的是美国的各类债务(双赤字、国债和个人债务)的急剧攀升，以及各外国美元储备的增长。从2003年初到2005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国际总储备——衡量全球货币供给的最佳尺度增长了1.2万亿美元，急剧上升了50%。这恰与上面所述循环过程相适应。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发展战略的错误，即大量资本进入经济中“软”的部门(指金融部门)，而金融领域的主要问题在于设计出了可以合法获得与社会利益不相称的“私人收益”的获利机制[17]。斯蒂格利茨透过造成金融危机的流动性过剩、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等表面因素，提出了美国错误的发展方向。但是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更“聪明”地工作，赚尽可能多的钱，而不是“辛勤”工作来赚取利益，正是资本的特性，是资本主义“基因”决定的。
　　总之，美国金融危机是在新自由主义兴起后美国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世界经济失衡、美元过量发行、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矛盾的集中爆发。依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手段，只能是延续过去的老路，无法解决经济的深层问题，危机以来的拯救措施也折射出传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困境。因此，要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对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以及社会财富分配等领域进行深刻调整，世界经济格局也必然因此发生深刻变动。
　　四、结语
　　美国金融危机是信用作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杠杆的作用被发挥到极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所导致的危机，而虚拟经济领域的崩溃使得实体经济的紊乱表面化，导致了金融危机向经济衰退的转化。毫无疑问，由于历史的发展，美国金融危机具有很多新内容，呈现很多新特征和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与金融理论的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信用扩张集中于生产和流通领域，资本主义体系主要通过商品贸易的方式输出其“文明”，扩展世界市场。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信用体系的扩张早已超出生产和流通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不仅有国际贸易的大发展，国际投资增长迅猛，同时金融产品的“输出”成为重要形式，并在危机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之一。同时，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的教训足以提供中国未来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启示。在市场调节和ZF宏观调控的界限、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平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等方面，人们应该会更加理性和谨慎，选择真正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保证协调稳定发展的途径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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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中景 周玲玲 来源：《商业研究》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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