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于通过作秀来捞取个人资本——克林顿访问北大时,就有一个名叫马楠的中文系女生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是担负著从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负重“敌营十八年”的伟大使命,那么以我的智力简直就无法解释马楠女士何以打出这种“翻天印”来。
.................
紧接着,另一位女发言人发言了。这是中文系学生马楠。她反驳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互相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这同样是阐发政治书本上的教条。
这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女学生,她背下来那么多条条框框。后来,马楠与第一个提问的梁山鹰一样,也透露说,这不是她所想问的问题,她与克林顿一家一样,是素食主义者,她想与总统交流一下对“健康、绿色的食品”的看法。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她不问自己内心深处想问的问题呢?连自己的心灵也不自由的人,连心口都不能保持同一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洛克说过:“最低级的自由是大声说出自己心理话的自由。”
马楠当然是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长大的,所以她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发展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嘛!这名清秀的短发的中文系女生,应该在学习之余到学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们的生活,看看失业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区农民的生活。那时,再来谈论“自由”两个字,才不会如此轻率。
这次对话,显示出北大学生似乎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似乎很坚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们统统露出了“原形”。《华声》杂志披露说,7名北大学生在谈到对美国的看法时,都一致“叫好”。他们喜欢美国的理由五花八门,艺术系的学生说,“美国人自由奔放的民族个性非常吸引人。”经济系的学生则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环境,有利于个人成就的诞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别致:“因为美国吸引走了我的一个亲密朋友。”
学生们对美国其实早有了共识:美国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处美国,也就身处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将近40%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赴美留学成功的人数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近20%。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问的7名学生中,有5人明确表示,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美国。
那么,他们在会场上的言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表演了。他们把提问当作体现自己“勇敢”的好机会。这是对“辩论”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们的表演却给世界一个错误的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成了民族主义的重灾区。
据了解,北大学生与克林顿“交锋”的一幕,在美国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经产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于当天给出的反应信息是:在中国这一代年青人身上,有一种正在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反映出一种真实的趋势,未来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处理。而中国学者大部分对北大学生的表现给予喝彩。美国人的误解和中国学者的不理智,在同一个层面上相会了。他们都不了解这最年轻的一代精英分子。这些年轻人与他们所想象的相差很远很远。
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
这是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
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这样的时刻,还能够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