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在全球各地的并发出现是一个渐变进化的过程,科学文明在古希腊的诞生则是一次突变。
几何测量知识的积累
古希腊文明是科学发展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她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数学和逻辑学,这集中体现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形而上学》等著作中。
这个科学文明产生前的积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古希腊文明的创造尽管需要很多的原始素材,但最为关键性的是原始几何测量知识。因此,这一知识的积累是原始科学的最主要部分。
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文明成功地延续和发展,而只是关注于任何原始文明诞生的话,那么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找到人类文明活力的证据。并且很难有理由说哪一个地方的原始文明创造的能力更加强大一些。甚至在著名的与其他人类活动地区几乎隔绝的太平洋复活节岛上,一个区区几十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竟然也能够创造出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的文明。这足以说明:原始的人类创造活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使在极其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也能够实现这种原始文明的创造。但是,成为现代科学的原始文明创造的几何测量知识却不是随意都能够实现的,它有两个特定的社会需求促动因素:
1.大规模的农业文明。只有大规模的农业文明才需要大量土地测量知识的积累和天文观测的需要。相比之下,游牧民族哪里有丰富的水草就迁居到哪里,即使他们有一些几何测量知识的积累,也是非常有限和粗糙的。
2.非常庞大的宗教和皇室建筑。一般的建筑虽然也会带来几何测量知识的积累,但只有宗教和皇室建筑对精度有极致的要求。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是有大规模农业文明和庞大宗教设施建设的地方,其几何测量知识的积累都会非常丰富。从印加文明极其精湛的石刻工艺和难以想象的纳斯卡庞大地画创造中我们就可以推测其几何测量知识的积累一定是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中国的黄河流域具有广大的产生农业文明的客观环境条件,因此在这里产生出丰富的几何测量知识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农业文明的产生并非是只要有河流就可以实现。例如,巴西亚马逊流域就没有产生原始农业文明的创造。农业是通过人工的种植获得食物的,这个过程如果实现,可以使人获得非常稳定和可以预计的食物来源,因此远比打猎和直接采择野生果实要优越。这个好处的获得是要以时间为代价的,农业种植需要数以月甚至年计算的生产周期,如果只是采择野生果实和通过打猎获得食物的话,长则几天,短则只要一天半日就可以了。因此,只要有丰富的野生果实和野生动物资源存在,人类何苦要去费事耕种呢?即使有也只是把种子简单地撒在居住地周围就可以了,这是原始形态的农业,它不能成为成熟的农业文明。
亚马逊虽然有庞大的河流,但因为它的整个流域被原始森林覆盖,即使在这里出现原始人类,他们也难以发展出大规模的农业文明。富饶的原始森林从两个方面阻碍了大规模农业文明的出现:一方面它提供的资源太丰富了,有什么必要费事去发展大规模的农业?另一方面,庞大的原始森林对农业的发展也是一种严重的阻碍。特别是亚马逊每年特殊的森林洪水,成为这一流域发展农业的根本性障碍。因此,印加文明产生于高海拔、从而森林资源稀少的库斯科地区,而不是产生于资源丰富的亚马逊流域。
在中国的黄河流域,之所以能够发展出大规模的农业文明是由于该流域森林稀少,因此可以随时采择和狩猎的自然生物资源也较匮乏。在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同样是由于4000年前地质变迁导致的干旱,使这里的森林资源消退和在很多地区形成沙漠,从而刺激了尼罗河农业文明的兴起。这是促使原始人类发展农业文明的强大环境推动力。
作者在《生态社会人口论》一书中,通过进化的数学判定式给出了农业文明出现的并发模型。在约12900年前的新仙女木事件(一颗彗星撞击了北美)后,地球经历了1100年左右的冰期。此后在约11500年到12000年,地球进入了暖期。另一方面,现代人类的祖先在六七万年前最后一次走出非洲后,到此时已经布满整个欧亚大陆上当时人类有能力迁徙到的所有地方。植物在暖期的繁盛和人口的增长,加上部分河流周围的干旱,就促发了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在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几乎同时进入农业文明的创造期。过去人们大多认为中国农业文明只是黄河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但从近年来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来看,长江流域的浙江(衢州龙游荷花山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甚至广东珠江流域(广东清远英德牛栏洞遗址)都在约一万年前产生了水稻种植活动。这些充分证明了作者在《生态社会人口论》中的观点:农业种植活动其实早在农业文明之前很早就开始,但大规模的农业文明是迁徙模式无法再适应人口增长之后并发出现的产物。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分析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
1.农业并不等于农业文明。单纯的农业仅仅只是种植而已,只要是将种子人工地播种到地上并且最终从中获得收获就是农业。但农业文明是具有成熟系统的种植管理技术的农业,诸如土地的翻整、播种、灌溉、锄草等等。
2.农业文明并不等于拥有足够产生出古希腊文明所需要的丰富测量知识。要达到可以产生出古希腊文明地步的丰富几何测量知识,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农业文明。
3.具有足够丰富的几何测量知识并不等于就一定可以产生出古希腊文明。它还需要将几何测量知识的地位提升到一切知识之首,至少是具有相当突出地位的地步。
文明间相互的影响
仅仅从原始测量知识的积累上看,中国、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都具有独立积累这些知识的充分可能。为什么古埃及文明的刺激成为古希腊文明诞生的直接源泉呢?
事实上,中国与临近的日本所形成的地理关系,同古埃及与古希腊形成的地理关系是非常类似的,并且中国的文明在远古时期也一直从海上对日本发生着影响,中国也具有古埃及所具有的足够丰富的几何测量知识。但是,中国对日本的文明影响为什么没有产生像古埃及对古希腊那样的数学和逻辑的辉煌创造过程呢?同样,印度半岛与斯里兰卡所形成的地理关系也与此有类似之处,为什么古印度文明没有在斯里兰卡催生出类似古希腊文明的创造呢?
一个文明对另外一个文明的影响,最合乎逻辑的情况应当是:前一个文明内部越是突出、并且对下一个文明输出越多的地方,对下一个文明的影响也越大,特别是在主动性吸收其他文明的内在动力并不稳定和充分的远古时期。虽然文明经过转移之后肯定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甚至很显著的变化。
中国文明是比古埃及更加符合原始完美形态的。中国文明尽管也有和古埃及一样丰富的几何测量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在中国的文化里并不是最突出表现出来的知识,中国人也几乎从来没有把它作为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展示给别人。中国最突出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人最自我欣赏的文化,是儒家经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等。因此,中国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的也无疑是这些东西。要让日本人从中国丰富的众多文化成果中,仅仅抽取出中国人自己都不怎么特别欣赏,甚至认为是下等人才掌握的几何测量知识,同时又没有任何现实需要刺激把它发展到像古希腊人那样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只能是一种完全脱离历史、并且是纯理论上的空洞可能性。
那么,在中国的文化里为什么没有把几何测量知识突出地表现出来呢?这是因为:虽然农业文明是积累几何测量知识的主要来源,但仅仅靠这个完全现实的社会需求远远不足以使它达到足够的地位。在古代,一切仅仅是为社会生产需求而产生的知识事实上都是属于地位低下的知识,他们在中国被称为“雕虫淫技”。要让这些知识在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必须有单纯农业文明需要以外的推动力。
古印度的情况与古代中国也是非常类似的,甚至在轻视实际测量知识上比中国更甚。因为种姓制度的影响,一切手工的劳动都被看作是下等人做的事情。
古埃及不仅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一样具有发展大规模农业文明的条件,而且她在发展农业文明过程中积累测量知识的需求也的确比其他文明古国更加强烈一些。在尼罗河中下游的农业主产地,尼罗河的泛滥是常年发生的事情。河水泛滥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将上游的肥沃水土送到中下游的土地上,使中下游土地肥沃,发展农业文明的条件非常优越;另一个方面是河水总是将土地的界标冲毁,从而需要精确的测量技术,尤其是以几何测量为基础的推理方法恢复土地的地界。显然,地界对于农民和地主来说是像命根子一样重要的利益要素,因此对测量的准确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推理判断是否准确的争论将会非常厉害,这种需求比采用测量技术开挖一些灌溉设施等的要求要强烈得多。这种非常强大的利益需求会极大刺激测量技术的丰富和通过一定的推理论证的完善。
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如果仅仅是服务于农业,几何测量知识无论多么发达都是地位低下的知识,只不过是需求更强烈一些,会使其在地位低下的知识里地位相对稍好一些而已。
在古巴比伦那里,除了农业文明的需要产生的几何测量知识外,由于宗教的原因而产生的对天文观测和宗教建筑的知识开始呈现出脱离现实需求的理想特点。古巴比伦著名的通天塔正是这种脱离现实生产需求的典型案例。
埃及金字塔是古巴比伦通天塔在走向理想道路上的延续。由于常年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的金字塔的需要,古埃及的几何测量知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这些知识在古埃及是直接服务于神的知识。服务于神的知识显然是马虎不得的,因此将会刺激测量知识向非常极致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只要在对神的崇敬难以有内在约束力的文明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宗教建筑向极致方向发展的无数历史证据,特别是在那些毁灭的文明中。
更重要的是,服务于神的知识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将是很自然的。这是单纯靠任何农业文明自身所难以实现的事情。
很难想象,如果古埃及人自己不把几何测量知识作为最值得炫耀和最崇高的学问,古希腊智者到达埃及以后会主要是被古埃及的几何测量知识所吸引。古希腊文明的产生是由于以泰勒斯为代表的古希腊人具有要在几何测量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完美知识体系的巨大冲动,而这种巨大的冲动不可能是突然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在古埃及人甚至古巴比伦人那里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古希腊文明很难完成从被视为下等人从事的活动中产生的形而下的几何测量知识,上升为形而上的无上崇高的智慧。
把实际应用的知识贬低为下等人掌握的知识的观念在几乎每一个古代文明中都具有,古希腊人其实也是如此。甚至于,古希腊人对知识的实际应用是持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加蔑视和强烈反对的态度,而且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加以充分地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