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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两极分化 | |
| 作者：路漫漫 | |
| 关于两极分化的历史陈述 两极分化看起来只是个政治问题，但自从凯恩斯提出“收入越高者消费倾向越低”这一规律以来，两极分化在们们心中就逐渐就成了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人们注意到： 1、两极尖锐分化将导致社会消费急剧萎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 2、两极分化引发的政治危机（如动力），将破坏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 3、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自发产物，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强大干预，两极分化只会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巨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如果干预力量不够强大，两极分化也将缓慢腐蚀，直到整个经济饥体溃烂。 经济史反复证明，那些社会比较公平，收入比较均衡的国家经济发展往往比较快，而且健康；而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的经济在某个时期可能发展较快，但过了这个时期，就成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有关例子可信手拈来： 1、二战以后，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实施限制财阀的政策。出乎美国的预料，这刺激了日本小企业的遍地开花，日本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前行，到八十年代后期，甚至有将美国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拉下马的趋势。 2、国民党在大陆把经济搞了破烂不堪，到台湾后接受了教训，实施了类似于大陆的土地改革，农民得以分到田地（三民主义本就有“平均地权”的口号）。人民生活趋于安稳，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3、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土地改革，农民积极性普遍高涨，经济快速发展，很快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以此支撑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其他多次军事行动。在帝国主义的强大包围与压力之下，在与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博斗之后，中国用自己的实力捍卫了主权与和平，已经在1949年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依旧屹立于世界东方，巍然不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史乃是一首气势磅礴、可歌可泣的创业史，决非如河砀派所描述的那种阴暗历史。） 4、改革开放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拉开序幕，农民收入得以大踏步向城镇居民靠拢，这为以后的经济腾飞注入了强大后劲。没有这一改革的首先成功，在日益恶劣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5、看一看相反的例子。阿根廷在九十年代初，梅内姆政府实施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拍卖了大量国有企业。拍卖后，政府获得了大量收入，财政紧张状况得以缓解。同时实行私有化后，企业活力确实在短时期内得以增强，在拉美经济进入“复苏的九十年代”背景下，阿根廷经济颇有起色。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2001年，令人震惊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猝然爆发，人们疯狂提款挤兑，旧内阁倒台，新内阁几度难产，失业人数急剧上升，社会形势混乱不堪。直到现在，阿根廷经济仍在低谷中徘徊，看不到希望所在。 6、在“产权明晰”、“自动均衡”一类破坏性极强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我国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实施大规模的“股份化”（实际为私有化）、“国退民进”、“转机改制”（实质为转变所有制）运动，失业人数持续快速上升（壮观程度创造了吉尼斯记录），社会贫富分化急剧扩大，基尼系数达到0.45，已光荣跻身于世界极不平等国家行列，市场萧条日益严重（连年通货紧缩）。由于人口众多，在进行了一系列“思路清晰”、“雷厉风行”的“经济改革”之后，未来中国已呈现某种灾难性前景。何新痛心疾首地指出：由于这一系列“改革”，使中国走上了歧途，新一届政府及后继各届政府即使想挽回，也已经十分艰难甚至危险了。何新甚至这样说：我只希望在今后十年中国不出现动乱，就谢天谢地了。 两极分化有内在动力 之所以要如此严厉地指出问题所在，目的在于警醒人们，尤其警醒那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此一派经济学说在国内居主流地位）信奉者，如果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还有良知，那就请赶快悬崖勒马。 但新国家主义者不牢骚主义者，新国家主义者主张正视一切现实。对于当前的国内经济形势及其治理方案，何新经济理论自有其一套系统的看法和方案。 首先要认清当前的经济形势。何新之所以认为形势严峻，并不是说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一团糟，而主要是说未来的趋势不乐观。诚然，自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上都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却难掩两极分化扩大、就业形势严峻两大现实。而这两大现实问题（当然还有三农问题等许多问题）都是极不易解决的。之所以说这两大问题不易解决，乃是因为它们有一种自发的推动力量，趋势一旦形成，就会一直发展下去，越来越难扭转。八九十年代各国的私有化浪潮已经为此写下了鲜明的注脚，在最初的时候，这种浪潮似乎“大获成功”，蒙住了人们的双眼。但不过寥寥十数年甚至不到十年，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其中印尼、阿根廷的例子最为突出，最值得人们研究和深思。何新曾多次使用“利近害远”这一成语，就是指这类政策和现象。它的影响甚至比“近亦害、远亦害”还要恶劣，因为如果有“近害”的话，纠正也肯定会快一些。而“利近害远”的政策则和抽鸦片、吃摇头丸差不多，刚开始很痛快，对身体似乎也无大碍，时间一长，一切玩完。 为什么说两极分化和失业上升有其内在动力？让我们回头来研究一下马克思。以下是何新与日本S教授1990谈话的部分内容： 马克思思曾提出一个规律，即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而日趋绝对贫困化。许多人现在不信这个规律。理由是发达国家中的蓝领工人愈来愈少，而白领工人已走向中产阶级化了，富裕了。 但人们却没有问一下，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会愈来愈少？ 这是由于发达国家自70年代后，将其劳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原因，是由于借助工会力量和政府干预，发达国家工人工资被抬高。政府干预工人工资，则是为了保持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 但这种工业转移运动，却同时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也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瑞这个规律主要不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在非发达世界顺相当巨大的规模上惊人地发生。这一规律之所以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发生作用，显然也是世界经济日益深刻地走向一体化的结果。 资料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美一些地区），现在陷于非常贫困、悲惨的处境。（路漫漫按：十余年过去了，这一情况并未改变，表明形势一旦成局，要扭转是多么困难！） 如果这个世界上，每年有1亿儿童处于饥饿状态，每天有上万儿童因饥饿而死去，那么这与科技和财富取得空前成就的20世纪，色彩是多么的不协调？（《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P114） 马克思认为，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即使经济秩序是公正的，是法制的，充分体现“自由、民主”的原则，其结果也必然是不公正的。马克思并不认为富有者财富的形成都来源于欺诈。问题在于，正是在绝对遵守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的前提下，也必然会产生资阶级。为什么？ 马克思说，这是由于市场出现了一种特殊商品，即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劳动力。这种活劳动力具有创生新价值的无限能力。但资本家在购买这种劳动力时，所付出的市场价格，是社会平均工资（即劳力自然生产与再生产的生理消耗补偿物）的价格。资本家在购买有创新功能的劳动力时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用低谦的工资购买了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活劳动能力。这就是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利润--剩余价值的来源。 只有强力才能扭转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大 根据马克思的以上论断，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 在当前国民经济体系非国有企业比例明显占优的情况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明显减弱，财富的两极分化将自发地不断进行下去，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所谓马太效应）。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失业率反复上升，最终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以至引发政治危机乃和社会动乱。如果今天不是这样的局面，而是象90年代中期一样，国有企业居国家经济主体地位，即使其“效率不高”、“冗员过多”、“增长速度缓慢”，但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保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地位，逐步探索各种有效的经验，将纵横自如，大有可为。（必须说明，大规模拍卖国有企业之所以取得“成功”，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恰恰有赖于我国当时较易控制的经济局面，决不是什么“英雄救世”所致。）可是今天在棋局几乎已定的情况下，转圜余地变得很小，而且随着时间不断流逝，形势还将进一步恶化，政府越来越难有所作为。 我们切不能为当前仍存在的局部繁荣所迷惑。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即使真的实现了社会的“制度化”、“公开、公正、公平”、“彻底铲除”了腐败、严厉打击了经济犯罪……以及诸如此类一系列社会目标，最终也并不能防止严重经济社会危机的爆发。因为这一系列社会目标的实现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的扩大，以及相应的下层民众生活逐渐陷于绝对贫困化。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利用当前尚存的时机，制定一整套持续的战略方针，在保持经济繁荣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帕雷托改善，缩小两极分化。对此，有以下建议： 1、就业问题、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必须作为今后长期列于前三位的经济工作，毫不动摇、常抓不懈。 2、保持国家对经济命脉部门强有力的控制，绝不再轻信某些策士肢解、消融国有企业的方案。当然，也要注重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但改革必须在国家控制企业的前提下进行。尤其要注意的是，所谓效益不佳，最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容量不足，因此绝不宜不断引进强大的外来竞争者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如果说一定要引进竞争机制，那也应该尽量在国内企业之间进行。 3、继续搞好西部大开发。 …… 可以采取的措施非常多。关键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思路，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在面临如此众多的矛盾之时（尤其是面对尖锐的利益矛盾），是不可能达到最终目标的。 最大的困难其实不在于执行，而来自于思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僵化，以及资金的缺乏，国家保护甚至宽容某些既得利益（先富）者，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星移斗转，我们今天的经济情况是资本过剩，既得利益阶层队伍日益膨胀，两极分化急剧扩大，情况已发生重大改变。如果不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改变某些对策，那么可以想象，不久的未来，很可能出现某种难以控制的局面。 当前，维护新贵阶层利益的口号有：“按要素分配”、“资本无罪”、“赦免原罪”、“保护私产”、“松绑”等等。 新国家主义者并不否认上述口号的某种合理性，但是真理再向前半步，就变成了谬误。如果一味只强调这些口号，则滑到了真理的对面。 什么叫“按要素分配”？其潜在含义，实际就是按资分配。这在法理上是完全错误的。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第一要素是什么？是科技！如果真的完全按要素分配，那么科学家及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应该分配得到90%以上的社会财富。但事实上他们的所得往往是其贡献的零头。既然科技工作者“放弃”了应该得到的份额，那么这个份额理应由全民共享，而不是被有产者独吞。 因此，所谓纳税，实质是有产者将自己多得的部分返还社会，这是一种天然义务。而履行了这种义务，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多权利。那种“多纳税、多享受权利”的看法并不正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财大气粗者往往可以“违法不究”、“以功折过”。这就是“松绑”的真正含义。然而它也完全违背了法理精神。 发达国家并不给有产者“松绑”，反而压得很死。比尔·盖茨被反垄断案搞得焦头烂额，格拉芙的父亲因逃税被抓进监狱。许多人更因某些侵权、假冒等经济行为被罚得倾家荡产。而我国呢？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屡禁不绝，已呈泛滥成灾之势。最近的“婴儿奶粉”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直到几名婴儿死亡、相当数量的婴儿身体遭受损害才引起重视，其它产品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其他更严重的经济犯罪，那并不难想象。难道赖昌星、刘涌这样的“大企业家”已经绝迹了吗？那些高呼“赦免原罪”的人真不知居心何在！ 至于说“打击面太广，影响稳定”更是无稽之谈。康熙后期，政力衰驰，糜象日盛。雍正登基，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纲纪复肃，为康雍朝气盛世做了一个极好的中继。有人评说雍正之功不亚于康熙，此论深刻至极！当然，雍正也曾犯下许多错误，最为不当者就是施行“文字狱”，得罪文人，名声大损，但这无法掩盖雍正的丰功伟绩。 观今日中国，已极类似康熙朝末，雍正朝初。 邓小平同志曾讲：政治上有问题有时可能难拿得准，但经济上有问题，一抓一个准。 对于那些违法犯罪的新贵，每年应当抓一些出头之鸟，杀鸡儆猴，方能重振纲纪。要知道，某个全国知名的昔日第一女名星、今日大富姐被抓之后，震动了多少人，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一时间，全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高速增长。这也可算作巨星“立”了一次“大功”吧。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国企与民企效率有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企能够偷税，而国企老总不敢也不愿偷税。如果谈“同等待遇”的话，恰恰是国企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严肃法纪，才能为国企争得公平的竞争地位，才能重振国企雄风，才能使国家重掌经济命脉。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围堵民企，逐渐回复到公有制计划（统制）经济下，而是说有必要对当前过度放纵民企，对国企悲观失望的思想行为进行反省。所谓“整肃纲纪”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搞运动。但是方向一定要定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根据当前形势，甚至应该执行一种“越富者法律越严”的政策，专门盯住那引起巨富与暴富者。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5 0:20:1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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