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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委这种军民融合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于促进我国国防事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实践没有上升为正式的制度安排。我们国家在军民融合工业发展过程中，是不是还存在其他形式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有你知道的，或者你有什么思考，欢迎讨论分享。反思过去，才能更好地做好现在，并开启将来。
中央专委：“两弹一艇”研制的统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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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核集团新闻宣传中心 日期：2008-03-05
今年３月５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１１０周年纪念日。本文介绍了由周总理直接领导的中央专委的诞生、发展历史，以缅怀周总理为我国核事业发展做出的丰功伟绩，并寄托核工业人对周总理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
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１９８２年以前，在我国，具体组织领导这个工程的是第二机械工业部。从国家全局来说，二机部是个执行机构，如同军队体制中的作战部；负责全面领导指挥的，则是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１５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核工业的“两弹一艇”和七机部的导弹与卫星科研攻关和研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由这个委员会或经请示毛主席和党中央作出的。这个委员会可谓“两弹一艇”研制的总指挥部或统帅部。
“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我国原子弹研制即将进入决战阶段的关键时刻，二机部党组提出，争取１９６４年内、最迟１９６５年上半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汇报中，当讲到原子弹技术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需要全国各方面配合时，刘少奇同志立即表示：“各方面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和协调。现在就搞，不然１９６４年没有希望。你们提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少奇同志接着又指出：“看来这件事要请总理出面才行。”
随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总抓，贺龙、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邓小平总书记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日阅批：“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核阅。” １１月３日，毛主席在罗瑞卿的报告上赫然批了１５个字：“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主席的批示无疑是一道总动员令，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实现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而努力奋斗。
同年１１月１７日，中央专委正式宣布成立。从此，我国“两弹一艇”事业（１９６５年后还包括导弹、卫星事业），就在毛主席的号令下，在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
“你们既是首长又是‘脚长’”
中央专委成立后，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９日召开第二次会议，在审定专委办公室职责条例时，周总理指出：专委“是权力机构，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机构，负责行政组织、检查工作”，“具体工作还是要靠你们（指当时二机部刘杰等领导）来做，专委主要帮助解决你们解决不了的困难”。这就把专委机构的性质和任务讲得很清楚。那天会上，总理还把当时刚调到专委工作的原冶金部钢铁司司长刘柏罗，原一机部局长李光、赖坚和原化工部局长宋良甫等工作人员，介绍给各专委委员，并对工作人员说：“你们都是从高级岗位上调来的首长，现在要动手动脚，是首长又是‘脚长’，权力最小也最大。你们个人没有任何权力，但问题一经专委决定，你们检查执行权力又最大。要善于和各方面协商，要口勤（电话、交谈、报告）、手勤（动手、动脑写东西）、腿勤（深入、调查、拜访）。”这也就成了专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和工作作风。
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中央专委和专委全体工作人员，围绕“实现１９６４ 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和全面推进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帮助二机部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尤其是组织和协调全国各方面力量，支援原子能事业，使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呈现出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的局面。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４日，五○四厂开始取得合格的高浓铀产品，５月１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生产出第一套核武器铀部件，１０月１６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４日，第一颗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第一次核弹与导弹结合飞行空投爆炸试验成功；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在研制核武器的同时，我国也加快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制，１９７０年７月建成核动力陆上模式堆，１９７１年９月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从此，我国形成了从科研开发、工程设计到工厂建设，从铀地质勘查、铀矿采冶、铀转化、铀同位素分离、核元件制造、军用钚生产到核武器和核动力研制等门类齐全、完整配套的核科技工业体系和专业人才队伍。我国核武器研制发展速度之快、资金投入之少、试验成功率之高，在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们惊呼：“中国创造了世界的奇迹！” 而这些“奇迹”的创造都是和中央专委的作用分不开的。
“二机部领导要做到 ‘三个高度’”
１９６３年３月２１日，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上，总理在听取国防工办和国防科委联合工作组汇报时说：“检查二机部的工作，应该指出：第一，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完全靠自力更生，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因为工作需要，任穷同志调走了，增加了困难；第三，正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二机部大部分单位又处在最困难的地方，客观上也增加了困难。在这些情况下，经过两年的工作，二机部提出了一个规划，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总理又语重心长地告诫二机部领导：“实现两年规划，中央专委负有很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领导身上。”“二机部的工作要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计划科学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总理对二机部工作的评价和要求，以及对实现两年规划的坚定信心，使大家统一了认识，增强了信心，并义无反顾地把工作推向前进。
尤其令大家感动的是，总理在要求二机部领导对工作做到“三个高度”的同时，自己也在专委工作中高度认真负责。如每次专委开会，事先他都要仔细审阅办公室提供的《议题要点》和相关报告材料。总理看得特别认真，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都不含糊，问清情况和问题，还要办公室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然后才同意开会。会议中如有涉及科学技术问题，就一定要相关科技人员参加（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彭士禄等专家都参加过），细心询问和听取专家的意见。总理对保密问题更是高度重视。一次核试验前的特密小会上，总理说：“今天会后，除了参加会的，对谁都不能讲。我的老伴（指邓颖超）是老党员，又是中央委员，我保证不对她讲。如此天大的事，各国都在摸我们，我们要绝对保密。” 对核试验，他要求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对重大试验更是慎之又慎。文革期间，专委开会听取陆上模式堆启动运行试验前的汇报，听到有的同志说“各项准备工作都做了，没有必要再检查了”，总理立即严肃地指出：“你们总爱说满足的话，我不爱听。”“你们要注意，不要说百分之百都有把握了，不在乎了。要想到各种可能，哪个环节不注意，都会出问题。要有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但在具体工作上，一定要积极稳妥，考虑周到，决不能马虎。”
核工业人永远怀念周总理
周总理共主持召开了４０多次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讨论解决了几百个问题。从方针政策、基本原则的提出到专门机构的组建，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的配备，以及全面的思想政治建设，从规划计划的酝酿和审定，重大关键项目的攻关和协调到每次大型试验的部署、检查和指导，周总理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为我国“两弹一艇”事业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在核潜艇动力堆建成后，周总理多次提出要搞核电建设。１９７０年２月８日，他在听取上海市关于上海缺电的汇报时指出：“从长远看，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随后又指出：“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还要搞原子能发电。”１９７４年３月３１日、４月１２日，在周总理生前亲自主持召开的最后两次专委会议上，讨论了“７２８”核电工程（即后来的秦山一期核电工程）建设方案和三线工厂建设方案。当时总理已身患重病，但他仍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以惊人的毅力，主持召开了这两次会议。总理详细询问了“７２８” 工程的设计技术和安全保障等情况，强调核电建设一定要坚持“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原则，保证安全可靠。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总理特别强调必须从长远考虑，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总理亲自批准了《上海７２８ 核电工程建设方案》和《７２８核电站设计任务书》，并进一步指出：“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
作为一名核工业人，现在可以告慰周总理英灵的是：他亲自审批的秦山一期核电工程，已经安全运行了１６年多；电站的运行水平不断提高，一个燃料循环周期内的连续安全运行天数，从１９９３年的５５．５天增加到２００１年的３３１天、２００３年的４４３天，２００７年又创造了４６９天的新纪录。核电的优越性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本文作者系原中核总办公厅主任 李鹰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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