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我永远的骄傲 [推广有奖]

在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纪念馆里，有一张放得很大的黑白照片：一位留短发的年轻而俏丽的妇女，蹲在地上，怀里紧搂着一个小男孩。
　　这位妇女就是王根英，中共早期党员、陈赓大将的第一位妻子。照片上的小男孩是陈赓大将的长子陈知非——陈赓大将与王根英烈士唯一的骨肉。
　　最近我采访了陈知非和钱如琴夫妇。提起生身母亲王根英，陈知非常常流下眼泪。他追忆了许多父亲陈赓和母亲王根英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叙述了母亲牺牲后自己的成长经历。在他心中，父母亲是他永远的骄傲。
　　
　　“母亲是地道的上海人。她在大革命的激流中成长为工人领袖。出生湖南的父亲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我的父母在黄浦江边相识相知相爱”
　　
　　陈知非和钱如琴夫妇住在位于长安街西侧的航空航天部的一个宿舍小区，交通便利，闹中取静。
　　陈知非中等身材，长着棱角分明的四方脸，皮肤白皙，大大的黑眼睛闪着纯真的光彩，与他童年照片上的几无两样。
　　钱如琴说：“知非长得主要像妈妈（指王根英），只有下颌角又方又宽，像他爸爸。”
　　钱如琴身材修长、容貌清秀。夫妻俩都在黄浦江边长大，虽在北方工作了多年，但一口北方话中还带有浓浓的上海口音。他们都热情、直率、博闻、善谈。
　　这真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北京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家。 惟一说明主人身份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张镶在镜框里的8寸黑白老照片，即毛主席和陈赓大将的合影。那张照片很有特色——毛泽东坐在椅子上，表情严肃；陈赓弯腰站在毛主席身后，调皮地笑着。这照片是传家宝，陈赓的5个子女，每个小家都有一张。陈知非介绍的时候，脸上堆满了孩子般的得意和骄傲。
　　“陈赓大将是湖南湘乡人，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职业军人。他是怎样和生长在黄浦江边、纱厂女工出身的王根英认识并相爱结婚的？”我首先对陈知非夫妇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上海中央特科情报科（二科）工作的一段经历，是我父亲革命生涯中最为重要和辉煌的部分之一，我的父母就相识相知相爱在这一阶段。父亲对上海很有感情，被调回苏区工作后，多次在战斗中负伤，都是回上海治伤。父亲生前常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1961年，积劳成疾的父亲就病故在上海。”陈知非详细地讲述了他父母的爱情故事。
　　1906年，王根英出生在上海市郊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贫寒的家境让王根英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8岁那年，幼小的王根英为生活所迫，顶替别人的名字，和嫂子、姐姐进纱厂当了童工。
　　当时纱厂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办的，对工人很苛刻，要求早6点上班，稍有延迟，轻者扣工牌，重者开除。为了保住工作，童年的王根英天不亮就起床，喝一碗稀粥就上路。下雨天踩着满街的泥泞，严寒的冬天穿着破旧的单衣。她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的活，还常常挨工头的打骂。在破旧、阴暗、棉絮灰尘不断升腾的车间里，她要累死累活地连续操作12小时。她在装满纱锭的机器前巡回移动，拿掉满的装上空的，若有纱线断头还要马上接好，不得片刻的休息。她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疲困，年复一年，在两头不见太阳的日子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1923年，是上海的党组织飞速发展的一年，在上海市的各区都建立了党支部。王根英所在的怡和纱厂，是沪东区党支部的活动重点。支部的同志们在杨树埔一带的工厂区和工人居住区办起了一批工人夜校，王根英和不少小姐妹都参加夜校的学习。很快，王根英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还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她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严重危害，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她心里点燃起反抗的怒火。
　　1924年，怡和纱厂成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坚强、勇敢、善于团结工人的王根英当选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因为厂里当时尚无党组织，作为团组织领导的王根英肩负起领导全厂工人与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的艰巨任务。
　　在中共沪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个月的准备，王根英组织工人举行了第一次全厂大罢工。这场罢工于1924年6月开始，共有六七千人参加并取得胜利，在老怡和纱厂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很快，王根英被推选为怡和纱厂的工会主席，1925年由团转党。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了。党中央号召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6月1日清晨，怡和纱厂老厂的7500多名工人在王根英等人的带领下，高呼口号冲出工厂，参加全市各界15万人的罢工示威游行。在南京路上，游行队伍与帝国主义派来镇压的骑兵遭遇，面对骑兵们骑马冲、高压水龙头喷，工人赤手空拳奋勇前进。王根英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高呼口号鼓舞大家。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推进，王根英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当时她已被党组织调离工厂，先在沪东区委负责妇女工作，后又调任上海总工会组织委员。她在武装起义中负责运送枪械等工作，尽管危险，从未出错。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成立，王根英当选为市政府委员。火热的斗争，把王根英锻炼成为一名年轻的工人领袖、党的中坚分子。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阶段，陈赓就与王根英有过接触。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工人夜校的“先生”。青春勃发、敢想敢做的陈赓对王根英这位上海小阿妹的革命热情十分欣赏，十分喜爱。再说，他也需要组织一个家庭掩护自己的工作。所以，他曾大胆地表示对王根英的好感，还几次到王家住的破旧的棚户区去看望王根英的父母、亲属。
　　聪明过人的陈赓，来到上海的时间不长，却学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与上海当地人说话时，一般人很难听出他是外地人，这对他结交朋友开展工作帮助极大。
　　陈赓用上海话拉家常，王根英的父母姐姐、妹妹都很喜欢陈赓，妹妹王旋梅曾羡慕地说：“这位先生（指陈赓）文武双全，彬彬有礼，人品又好，阿姐真有福气！”但王根英当时一心想的是革命工作，不愿考虑个人情感问题，所以没有回应陈赓的热情。
　　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当时已辗转来到武汉，任北伐军唐生智部总部警卫营营长，与王根英同为大会代表。24岁的陈赓与21岁的王根英开会、讨论整天在一起，陈赓再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
　　性格率真的陈赓，写了一张表达爱情的纸条，请人传给王根英。未曾想个性倔强的王根英不习惯这样的示爱方式，觉得陈赓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的事，让自己“有点下不来台”。她顺手就把纸条贴在会场的黑板上，立即成为各地代表休息时的笑谈。
　　陈赓毫不退缩，马上又写去第二张，王根英又将陈赓的第二张字条贴上了墙！陈赓马上又写去第三张……
　　连续三张情书都是同样遭遇！这件事轰动了大会。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陈赓，说他求爱不讲策略。最终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出面找王根英谈话，王根英终于答应了。
　　会议结束后，他们就在武汉结婚并甜甜蜜蜜地共同生活了几天，两人每天都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把从相识以来的感受，好好交流了一番，从此成为情深意重的好战友、好夫妻。
　　党的“五大”后，王根英又和邢仁娣一起，作为上海工人代表，转往长沙准备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此间，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在长沙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她们只得分别隐蔽起来。
　　“马日事变”发生后，陈赓专程派人到长沙接妻子王根英，去人回来说没有找到，陈赓焦急万分。后来在陈公庆的掩护下，王根英和邢仁娣才回到武汉。陈赓亲自到武昌火车站接她们3人，并请3人一起吃饭，以示对陈公庆的谢意。
　　

　　一番风险之后，王根英顺利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尔后，她又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出席了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并且被调回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革命何须怕断头。父母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坚守党的情报工作岗位。他们历经多次风险但义无反顾。为了党的事业父亲和母亲忍痛别离，天各一方”
　　
　　新婚后不久，陈赓就与新婚妻子王根英分别，跟随周恩来去了江西九江，筹划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中，陈赓在8月24日的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掸，胫骨腓骨全被打断，他历尽千难万险，经汕头、香港到上海时，已是10月中旬。
　　陈赓一到上海，即与王根英会面。见到了拖着重伤之躯的丈夫，王根英喜极而泣。
　　她将陈赓安排住在家里尽心照料，并马上帮助陈赓和党组织接上了头。党组织知道陈赓伤势严重，安排他住进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王根英当时担任党中央机关的交通员，常到医院探视、照料陈赓。组织的关怀，妻子的亲自照料，使陈赓的伤势迅速好转。数月后，陈赓多处骨折的腿治好了。
　　1928年4月，陈赓到上海特科报到，正式负责情报科（二科）的工作。为了掩护陈赓，王根英还带来年幼的妹妹王旋梅、弟弟王鑫昌，4人组成一个像样的家庭，以免敌人疑心。
　　1929年，王根英为陈赓生了一个儿子，陈赓初为人父，非常高兴。他为长子起名“知非”。
　　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王根英随陈赓多次搬家。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中，两人就搬家达5次之多，在霞飞路、纳裴德路、保定路等处住过。在此期间，自幼出生在上海滩、熟悉情况的王根英，竭尽全力帮助丈夫开展情报工作。她选择的住房，均有三四个出口，以便危急时脱身。
　　平时，王根英总是细致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随时都在紧张考虑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王根英对同住的弟弟妹妹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工作教育，弟弟王鑫昌经常为陈赓送信。
　　在这样的环境中，陈知非慢慢长大了。他能跑能说却还不谙世事。为了保密，王根英不让陈知非知道自家的门牌号码，从不对他谈陈赓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更不告诉他爸爸在外面的事情。
　　转眼陈知非3岁了。有一天他跑到街上去玩，见巡逻的红头阿三（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着枪很神气，一下想起了爸爸每晚压在枕下的枪，就不由上去说道：“我阿爸也有枪！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
　　印度巡捕一听，马上盯住了小知非，并紧跟到了陈赓的家门口。恰巧王根英出来找孩子，巡捕就问她：“你家有枪吗？”
　　聪明的王根英马上知道是小知非说漏了嘴，她稍做镇定后说；“是有支枪，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
　　看见她一身典型的上海生意人家的少妇打扮，讲话又从容自然，巡捕信以为真，放过了她。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因陈赓与顾顺章的工作关系密切，顾顺章不仅知道陈赓所有的工作同志和关系，连陈赓的亲属友人也都一清二楚。因此，周恩来让陈赓隐蔽起来。不久又让他去天津工作。
　　1931年6月16日，陈赓带王根英和儿子陈知非去天津。到津后他们在法租界交通旅社住下，对外称要在这里开酒店，陈赓是老板，王根英是老板娘。
　　陈赓和王根英在天津的工作是清查叛徒、营救被捕的同志，开展特科的工作。他们冒着酷暑，紧张地和叛徒密探周旋了3个月。因形势不利，密探遍布，营救工作极困难，又有新的同志被捕，在天津的工作一时难有成效。
　　1931年9月，陈赓装作一个病人，带全家从天津乘火车绕道青岛回到上海。不久，陈赓被派往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王根英带着孩子留在沪东区坚持工作。
　　
　　“母亲在白色恐怖中投入紧张的抗日斗争。此间因父亲回上海疗伤父母曾有短暂相聚。父母都曾入狱，周恩来伯伯亲自解救母亲。母亲在延安学习后去了太行抗日前线”
　　
　　陈赓离开上海后不久，党组织就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帅孟奇在沪东区找到了王根英，向她传达了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指定王根英负责沪东区反帝大同盟的部分工作。从此王根英日夜不停地在群众中宣传、组织，热情万分地工作着。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支持十九路军。王根英组织了沪东工人救护队（担架队、护士队），直接开到前线服务。她日夜奔波，每晚都在沪西鸡鸣寺一个亭子间里和同志们碰头，向帅孟奇汇报情况。这时候大家都饿了，往往是王根英设法借钱买上几碗阳春面给大家充饥。
　　 “一·二八事变”后，王根英回到工厂做工，她先后在香烟厂、套鞋厂当工人，其间继续领导组织和工人的斗争。
　　 此时全国总工会成立女工部，党调王根英担任女工部长。担任女工部长期间，王根英组织领导了上海丝厂工人的罢工，参加了全总举办的工会干部训练班。
　　1932年秋天，陈赓在新集——胡山寨会战中右腿膝盖处负重伤，同年10月离开部队到上海治伤。
　　陈赓、王根英夫妇相见，百感交集。王根英立即帮助陈赓找到上海党组织，陈赓再次住进牛惠霖骨科医院疗伤。伤愈后，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一同回中央苏区。王根英非常兴奋，做好了动身的一切准备。
　　不料，陈赓在动身之前被叛徒出卖，于1933年3月24日突然被捕！当时王根英正在闸北的一家酒楼上开会，听说丈夫被捕并马上要押解到南京去，她一时急火攻心，头晕眼黑，怀抱陈知非从楼梯上跌了下来！
　　年幼的陈知非额头被楼梯碰破，鲜血直流。直到现在，陈知非头上还有明显的伤疤。
　　陈赓因救过蒋介石的命，在国民党上层又有广泛的关系，蒋介石不敢轻易加害于他，把他软禁起来。这使得陈赓有机会逃脱。他逃离南京后，去苏区前专程先到王根英的娘家找妻子，岳母说王根英正躲避在杨家滨亲属家。他来不及再找，便对岳母说：“这次走后，短时间不会再回来。根英有病，孩子只好留在外婆这里，委托外婆抚养。”
　　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王根英在家里被捕，被关进上海提蓝桥监狱。出卖王根英的是“五卅运动”时期和王根英一起闹罢工的恒丰纱厂女工张小妹夫妇。
　　王根英被判有期徒刑8年，后被转送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当时这里关押的还有帅孟奇、夏之栩、何宝珍等“女政治犯”共20余人。当时帅孟奇、夏之栩、钱英等为狱中我党的核心领导人，王根英是骨干。他们在狱中组织了数次绝食斗争，王根英表现得坚决勇敢。她还向文化高的同志学文化，并学会了刺绣、挑花等手艺，曾给陈知非绣了一对老虎枕头，托人带出监狱给孩子做纪念。
　　 在生活上，由于陈赓远在苏区，母亲家又极端贫困，所以别人家时有人送钱送物，王根英却从来没有，她不以为苦，反而很乐观。
　　1936年秋，王根英等人又被移送到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
　　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得知王根英还被关押着，周恩来便于8月19日与叶剑英、童小鹏到了反省院，点着王根英、夏之栩、张琴秋3人的名字说：“今天我要见见她们！”
　　王根英她们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时，都惊呆了！她们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打算活着出去，更没有想到周恩来和叶剑英能亲自到监狱来营救她们！
　　叶剑英先开口说：“怎么，不认识我们了？”3人才都如梦初醒，围上来叙谈。她们先将所有关押在此的同志的真实姓名一一汇报。
　　

　　周恩来向她们亲切问好后，就转向这里的院长说：“今天先把她们3人带走。”院长立即表示同意。站在一旁的一个特务说：其他两人都可以走，但张琴秋是俘虏，要走须得顾祝同同意。另外，就是这两人要走，也得有“保人”才行。
　　周恩来说：“那么我和剑英同志担保，可以吗？”院长不敢怠慢，连说：“行！行！周先生要保，还能不行？” 于是立即填了保单。
　　随后，周恩来会见了关押的全体政治犯，并做了形势报告，讲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一致抗日。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南方游击队也将改编，即日将奔赴抗日前线；中共将在南京、武汉、西安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等。周恩来还告诉大家：不久你们就可出狱，奔赴抗日前线！这令政治犯们欢欣鼓舞。
　　报告会结束后，王根英等3人就收拾东西，周恩来派车将她们接到南京傅厚岗一号（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就这样，经周恩来的亲自营救，王根英结束了3年的牢狱生活。不久周恩来亲自带她到了西安，8月26日，她又由西安转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和陈赓团聚。
　　患难夫妻见面令陈赓喜出望外。他在1937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做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几天之后，王根英去延安学习，陈赓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夫妻两人再度分手了！
　　在延安，王根英先在边区党校学习。在党校，她首先对近4年的监狱斗争做了回顾总结，也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她将这些写成了总结，保留下来的有《王根英自传》、《狱中斗争》等数篇文稿。
　　3个多月后，学习结业。总结会上，王根英深情地说：“毛主席说得好，学校好像洗澡室、磨刀石，同志们身上有脏的来洗洗，有锈的来磨磨。这正是我要切实地洗，切实地磨。”
　　王根英向往着战火纷飞的华北抗日前线，向往着八路军的战斗生活，一再要求到前方去。1938年秋，党组织批准她到一二九师去工作，她终于奔向晋冀鲁豫抗日根椐地。
　　陈赓率领的三八六旅，当时正在太行区活动。王根英路过时，前去小住了几日。其后她就到师部报到，被分配到供给部办的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
　　
　　“母亲壮烈牺牲在日寇的刺刀下。无限悲痛压抑着父亲，一度中断记日记的习惯达一月之久。父亲说，为了纪念根英，我将三年不娶”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王根英投入了全部心血和热情。她对学员热情关切，工作深入细致，得到同志们的赞扬。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更加残酷。1938年12月下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越过平汉线，开进冀南地区，王根英所在的财经学校也随部队东进。1939年3月，财经学校又随主力部队西进，转往太行山区。
　　3月8日，王根英随师供给部驻在南宫县的“前后王家村”。这天敌人进攻冀南军区驻地，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王根英把自己的马给伤员骑，自己徒步随警卫部队突出重围。
　　她冲到村外刚喘了口气，突然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她着急地说：“不好！还有一笔公款没有带出来！”说完便毅然独自向村中奔去。大家想拦也没有拦住，她的身影已没入村里。当她在住地将挎包取出，不幸却在出村时与敌人遭遇。同志们清楚地看见她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中倒下了！等大家组织好队伍冲到村边来接应她时，她已经壮烈牺牲！她的身上，有弹洞也有多处敌人的刺刀洞痕！汨汩的鲜血，染红了身下的泥土……
　　这时，陈赓正率三八六旅越平汉线西进。他在当天知道了这个消息。手捏报告妻亡的电报，泪水滚滚而落……良久，他站起身来，大喊道：“全体集合！背诵抗日誓词！”
　　怀着无法抑制的悲痛，一贯有记日记习惯的陈赓，当天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此后一个多月，他中断了日记的写作。
　　直到1939年4月17日，陈赓才重新开始写日记。他写道：“月余来没有写日记，主要是懒。根英之丧，也有一些关系。”
　　王根英牺牲后，陈赓对战友同志们说：“我要为她守节3年！”果然，陈赓在王根英牺牲3年后才重新考虑再组家庭。
　　
　　“见不到妈妈的惊恐与饥饿是我最深的童年记忆。1946年爸爸派人把我接到身边。我上了大学，娶妻生子，努力工作。我无愧于我的革命家庭”
　　
　　1933年底，王根英被捕入狱时，陈知非才是个4岁的小孩子。当时他眼睁睁看见特务将母亲带走了，吓得哇哇大哭。当天晚上，习惯与妈妈同睡的陈知非，等待妈妈直到深夜，也一直哭到深夜。但，母亲此后再也没在他的生活中出现！
　　陈知非最深刻的童年记忆，就是无法依赖母亲的心理上的惊恐和想吃一顿饱饭的渴望。那时他和外婆与大舅舅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家人都很疼爱他。可是家里一天三顿都是喝稀饭，当时肚子撑得很大，一会就饿得咕咕叫了。
　　陈知非7岁时，舅舅送他上了小学。但不久舅舅失业，陈知非不得不辍学。为了生活，他最先当过小报童。每天清晨4点，外婆就将正睡得香甜的他唤醒，他迷迷糊糊地走上街头，走到报纸的批发点。一般他每天都批50份报纸，然后跑上街头叫卖。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他都穿着褴缕的衣衫，跟在正上班的大人后面叫卖。每天得来的几角钱，很多时候就成为全家人的生活费。那时，年迈的外婆经常搂着他掉泪:“可怜的孩子，正在读书的年龄却要挣钱养家！真难为了你！……什么时候你爸爸妈妈回来就好啦！”后来，陈知非又当过鞋童整天在街头擦皮鞋。
　　陈知非最悲惨的记忆，就是日军轰炸上海的日子。他们住的棚户区被炸成一片废墟，在上海郊区的几间祖屋也被炸了！那可是他们一家惟一的财产！外公急得得了大病，很快就去世了。外婆和大舅也病得不轻……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大舅带一家人住进一所租来的旧房子里，租种了几亩地，勉强维持。那时候，陈知非最想念父母，外婆多次为睡梦中的他擦去眼泪……
　　陈知非慢慢长大了，他们一家又回到市区，大舅和舅妈找到一些临时的工作，他也进了一家工厂，在办公室里跑腿。
　　1946年，陈知非的命运有了转折——抗战已经胜利了，当时陈赓担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在他的多次委托下，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员找到了陈知非大舅一家，详述了陈赓和王根英的情况，并提出要接陈知非到他父亲身边。
　　陈知非记得那几天全家都沉浸在幸福及悲痛中。高兴的是父亲终于有消息了，悲痛的是母亲永远回不来了！几天以后，陈知非和小姨王旋梅跟着交通员上了路。
　　他们出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后来又是坐船又是坐车，一路风尘，前后有十几个地下交通站接应。
　　入冬以后，陈知非和小姨王旋梅终于进入山西云阳境内，来到太岳军区司令部。那天凑巧陈赓不在家，同志们就把陈知非亲手交给陈赓的继任妻子傅涯。
　　陈知非至今对那天的一幕情景记得很清楚：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留短发，穿军装，怀抱一个小男孩，从一所普通的民房中走出来，热情地迎接他。
　　 陈知非知道，这位女同志是继母傅涯，她怀中的男孩子是自己的大弟弟小建（陈知建）。傅涯当天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接风。
　　

　　几天后，陈赓开会回来了。傅涯说：“快看看谁来了？”
　　 陈赓进屋一看是长子陈知非！多年不见，儿子已17岁，长得很高了！父子二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陈赓紧紧搂着陈知非，仔仔细细上上下下地打量他。晚上和他睡一个屋里，在一条炕上，通宵达旦地说话。那时陈知非听不懂北方话，父亲就用上海话与他交谈。周围的同志都很惊奇：司令员说的是什么语言？
　　陈赓对儿子详述了王根英牺牲的经过，并说，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她死得很英勇，我们都要向她学习！在延安开党的七大时，会场还悬挂了你妈妈的照片。
　　 几天后，陈赓问儿子：想干哪一行？陈知非说：我要参军！陈赓却说，你上大学去，建设新中国需要学习！
　　陈赓亲自给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校长成仿吾写了信，送陈知非和王旋梅去华北大学学习。
　　在华北大学理工学院，大家知道陈知非苦难的童年，知道他的妈妈为革命牺牲了，知道他没有条件按部就班地学习，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帮他补课。一年之后，陈知非的学业就赶上了大家。
　　1952年，陈知非从华北大学理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技术员。
　　转眼陈知非已成了20多岁的大小伙子，家长亲属们开始考虑他的婚姻问题。
　　1958年，钱如琴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后，立即引起有关领导同志的注意：“小钱是上海姑娘，人又秀丽能干，与知非正好一对！”于是车间主任找她谈，工会主席找她谈，团支部书记也找她谈……核心意思，都是给她介绍对象，而且介绍的都是同一人——陈知非。
　　钱如琴记得和知非回北京结婚时，来开大门的是个身穿便服，头戴瓜皮小帽的朴实的老人。她以为来人是家里的管家，谁知竟是自己的公公陈赓大将！
　　婚后不久，陈知非夫妇调回北京，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
　　回北京后，与家人住一起，陈知非更加享受到家庭的温暖。陈赓和傅涯共生有4个子女，分别是陈知建、陈知进（女）、陈知庶、陈知涯。陈知非很爱他的弟妹们，充满了当大哥的慈爱和喜悦。
　　因为家里的女孩子少，陈赓很喜欢女孩。陈知非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做了爷爷的陈赓看到襁褓中的婴儿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声说：“我当爷爷了！”
　　1961年春，陈赓出差上海时，心肌梗塞再次复发，不幸病故于上海。当时，陈知非与弟妹们一起从北京飞往上海和父亲告别。病床上的父亲，身穿整洁的大将军服，面容安祥。他流着泪喊着:“爸爸！……”但父亲再也不能像平时那样，从床上坐起来，亲热地搂着他的肩，和他开上几句玩笑……
　　提到父亲的去世，陈知非无限惋惜地说：“那时的医学还不发达，连硝酸甘油这样的扩冠药都没有。要是搁到现在，可以在心脏冠脉里放支架，还可以做搭桥手术，爸爸根本不会离开人世！”
　　父亲去世后，陈知非夫妇都调入部队工作。现在他们已分别离、退休，都是高级工程师，陈知非还是教授级高工，他的许多科研成果，都是行业内一流的水平。
　　陈知非的人生主要处在和平建设年代，他一生努力工作，平凡做人，为他父母奋斗的事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无愧于他的革命家庭

王根英与陈知非1931年在上海

陈赓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