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资源税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 [推广有奖]

田桐：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逐步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那么这三十年间，经济突飞猛进，带来的是国家的实力和社会面貌的巨大改变，那么居安思危，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伴随着国际商说我们中国速度，中国奇迹这样的赞誉，那么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不得不面对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趋势。
那么201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那么修改之后的资源税暂行条例能否真正对环境污染，以及合理利用开发（资源），有调节性的作用呢？那资源税的改革，对于中国的经济有着怎样的影响？就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容幸地请到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先生。
解说：贾康，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贾康先生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
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和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贾康：资源税是经济杠杆也有助构建地方税体系
田桐：贾老师不是大讲堂的新人了，已经是我们老朋友了，那这一次来大讲堂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关于现在资源税的这样一个改革，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的经济都在放缓，那么现在对于中国的资源税这样一个改革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现在这个时间点您觉得恰好吗？
贾康：您说到的这个全球经济放缓是讲的继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它这个复苏是比较缓慢和曲折的，伴随着这个情况其实还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全球都在谈论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都在关注比如说气候变化，人类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么这个速度的快慢和生活的质量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直接对应的指标，中国也是这样，我们很多的讨论都说，不能光看GDP的增长速度，还得看人们的幸福感，GDP很高，但是雾霾事件使大家都很不幸福。
田桐：对。
贾康：既是在中国有这样的问题，在世界上也有这样的问题。
田桐：那么现在这个资源税的重新的调整，您觉得在中国这个时间点上有什么样一个特殊的意义呢？
贾康：对，它就是在我前面所说到的，人类社会要追求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同时又要追求生活的质量，幸福感，那么在处理这个相关的，这里面的矛盾的时候，需要有一些长效机制、合理的手段。那么收税这样的一种经济杠杆它在某一个具体形态上我们称为资源税的这样一种杠杆，就在这里面可以起到它的这个必要的作用。资源税从它的原理上来说，就应该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那么就会有益于环境保护，节能降耗，追求可持续发展。
田桐：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分税制，那么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没有改变的条件之下，这些税收到底能承担多少公共政策目标，现在。
贾康：在这里面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很明显的，除了我前边讲到的，资源税改革它会在节能降耗，促进这个增长质量提高这方面起作用之外，它也无形中配合了在中国要完善分税制体制的一个构件地方税体系的这样一个任务。
资源税在可以认定是哪一个具体的，地方政府辖区之内，伴随着资源开采取得的情况下，它是按属地原则，它是地方政府的这个收入来源。所以它有可能为将来在分税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间呢，提供一个地方政府层面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宗的这个收入来源。当然最有它的这个来源，财源支撑力的这个区域呢是资源富集区域，而这个资源富集区域在中国恰恰是西部、中部这样一些比较欠发达的区域。本来我们讨论起地方税体系的时候，就总觉得发达地区可能相对容易去解决它的这个支柱财源的问题，而到欠发达地区靠什么呢？那么正好，它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资源富集，比如新疆，欠发达，但是它有丰富的原油、天然气、煤炭等等，矿产、非矿产的资源。
这就给您提到的分税制这概念之下，我们怎么样进一步地万省以下分税制，构建地方税体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配套。
煤炭300块一吨 资源税3块钱无关痛痒
田桐：好，感谢贾所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贾所长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演讲，他演讲题目是《资源税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有请。
解说：资源税改革对环境保护有促进作用，为什么资源环境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资源税又对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有怎样的影响？那么怎么看待资源税改革，资源税改革伴随着的经济杠杆的调节有哪些？《世纪大讲堂》《资源税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正在播出。

贾康：我想借这个机会就资源税改革和中国经济转型谈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基本看法。我们现在在中国经济转型方面应该讲是一个事关全局，事关中国要实现邓小平所勾画的“三步走”，这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中间的，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是在当下中国整个发展全局而言呢，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带有挑战性的全局性的事项，这里面特别突出的是一个资源环境能不能随着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GDP的不断增长而真正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呢，大家根据现实生活中间切身感受越来越认同于，就是要追求可持续的发展状态，要追求人民群众在GDP增长同时，幸福感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也要追求我们十八大明确所说的生态文明。习总书记在十八之后，以“中国梦”来呼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我们的这个远大的现代化目标，我认为呢，这是和邓小平所提出的“三步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战略性任务一脉相承的，再一次勾画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感觉像这样接近的伟大民族复兴的这样的光辉前景。

但回到现实，要实现这种中国梦，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在实际的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间，GDP的增长相当可观，前面三十多年，如果说以指标上面的这个量化的数据来说，是年均9.8%左右的GDP增长速度，面对这样一个增长速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中国钓鱼台的高层发展论坛上曾经说，我以一个经济学家的全部知识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大的一个国度，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实现了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把它说到了一个叹为观止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也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后来广为人们所使用一个术语叫做中国奇迹。但是这个三十多年年均（百分之）九点八的增长速度，它表现中国奇迹这样的发展态势同时，困扰我们的却是什么呢？我们过去所说希望避免重走原来的一些发达经济体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样一个愿景没有出现，我们现在走上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随着GDP的提升，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环境污染在某些方面来说呢，以一些对于全社会有极大伤害的这种极端事件来危害着我们社会的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雾霾事件，这种对于实际生活质量的伤害呢，简直是无可逃避的。
像钟南山院士他很直率地讲了，我们注意到的比如食品安全的问题，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警惕性以后，你可以有意去挑选你认为比较安全的食品，但在雾霾面前你无可挑选，你必须呼吸，你呼吸进来的这样一些带有不良的，这个极小微粒的空气在你的身体里边会造成损害，但你无处可逃，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深刻的，如果按“以人为本”来定位，我们发展远景来说，必须充分重视的关系到整个发展全局和我们这个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不容忽视的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如果回到十八大的生态文明的表述来说，就要把这样一个生态文明和其他的方方面面，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这些文明合在一起，构建一个符合人本主义立场，符合我们伟大民族复兴实质性的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提升的和谐社会。
针对这样的问题，你必须积极的考虑能采取什么样的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去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优化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就要引出我今天想谈的一个关键词，资源税，资源税它是我们在经济学的分析里面可以论证说清楚的，依法的、可预期的、带有规范性的，通过一个税种的社会和相关的税收策的优化，来促使社会上千千万万的企业，这种市场主体，也包括促使我们社会成员、社会公众，亿万计的这个居民，大家从经济利益的考虑出发，来所谓内生的，在行为上趋向于节能降耗，趋向于通过自己的行为的低碳化来构建两型社会，来促进生态文明的这个提升。
这个基本道理在哪儿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我们过去资源税的这个设计上，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有一个从量的具体的方案，在中国不同的矿产，要分别设定每一吨矿产要附加多少这个资源税，比如说煤炭，有不同区域的不同的设定，但是大体的这个税负区间是每吨煤两块多钱到三块多钱，一种特定的叫做焦煤的这个品种它是每吨八块钱，一开始我们的煤炭如果说每吨市场价位大概是三四十块钱的时候，那么其中的十分之一左右，那三块钱左右是税收的形成因子，它的影响的这个力度呢，如果说是可以使人们感觉有关痛痒的话，那我们必须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煤炭的市场价格已经翻了十倍或者更多，一吨煤三百多块钱，甚至更高的价位上。
原来这个价格形成因子从量征收，它的影响变成什么样一个份额？也就变成了百分之一，无关痛痒的状态。那我们原来设计这个税收时候想发挥的这个作用还能很好地发挥呢？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事实表明，这个作用现在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谁也不会太在乎几百块钱一吨的煤里边所含的这两块多钱的资源税了，而如果我们现在按照资源税改革，这是在新疆原油、天然气这两个品类上首先起动的从量变从价那它带来的新的变化是什么？从价比如说，按照每吨煤价格的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七，那我们可以人为设计地考虑是不是还可以适当地在以后提得更高一些。我们姑且按百分之五来说，那么这个几百块钱一吨的煤里的百分之五，它就会表现为，要有比原来的税负高十几倍，二十倍，按这样的影响效力。它再次使我们在这个生产者和使用者，这个税负传导的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改变了比较关系情况下，使大家更注意这种资源它使用过程中间的节约，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经济杠杆，通过这种经济利益的，在税收调节这样的一个机制下面的，它的凸现，促使着我们使用资源产品的生产厂家和最后受到资源产品影响，使用包含资源产品要素的消费品的这些居民，他会以一种内在的动力，以一种内生的机制，大家会考虑在这方面呢，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
那我们首先看看这个生产行为会怎么样受到影响。煤炭在使用的过程中间，如果说它的比价关系显得煤炭更金贵，那么使用煤炭的，从产业链上游到中游到下游，这些生产厂家，它会更注意怎么样尽可能地节约使用它，尽可能地节能降耗，这是符合它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呢，它也会有一种内在的激励，千方百计地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这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观，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长效机制。因为我们设计好这样的一个资源税，从价改革以后，在市场经济过程中间，价位不论怎么波动，它的一个相对的份额是跟着水涨船高，水落船低，它这个影响的实际的系数呢，是可以指望它长期地发生作用的，而不像原来的那个从良，在事过情迁之后它变得无关痛痒，以后这样的一个长效机制它是始终有关痛痒的，在调节这些相关的主体的行为，促使大家节能降耗，促使大家发挥聪明才智，来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
那么这个改革过程中间实话实说，它会带来竞争中间的一种优胜劣汰，我们现在全中国企业的数目如果说到中小微这个概念，一直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四千多万家以上，面对四千多万家市场主体，大家都承认一个概念，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间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什么叫落后产能？粗放的，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面不合格的就叫落后产能，那种粗放的造成资源品低效使用的这些生产主体本来是应该通过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竞争，让它们被兼并重组，甚至被淘汰出局的，我们如果设想另外一个途径，ZF如果有把握具体甄别哪一家企业是落后产能，过能产能的代表，哪个企业的技术路线是代表着粗放、低效，代表着制造过多的污染。那最便捷的方式不是市场竞争，直接把它关停，但是市场竞争发展到现在，面对几千万家市场主体，我们没有这个本事，ZF的官员你就是再聪明，你就是再有什么所谓的这种全局眼光，社会责任感，你也没有本事去具体一一甄别哪家企业是这个落后产能代表应该关停，我们依靠的机制是什么？本来依靠的就应该是市场机制，要靠市场公平竞争条件下优胜劣汰，来实现这种节能消耗上面的升级换代。
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年我们却恰恰缺少这种依托于市场的，有效的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的机制。我们在实际生活里边呢，老百姓大家在原则上都会认同，要保护环境，减少消耗，大家都认为应该从粗放走向集约。但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消费行为，实际上没有在这方面，比如说节电，节水方面的那种内在的这样的驱动力。我前面说到了企业，企业在没有这样的经济方面的杠杆驱动力情况下，它不会可持续地去千方百计节能降耗，消费者呢同样道理。
资源税改革对煤炭作用突出

解说：企业的优胜劣汰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那么煤炭的资源税改革有哪些正面效应？为什么能促进电力行业配套改革？资源税的改革又如何会推进地方税体系的构建？《世纪大讲堂》《资源税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正在播出。
贾康：我们今天所谈的资源税，它的从量变从价的改革，就是通过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的这种合理化，这种优化，来促进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和亿万的消费者，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走，这个机制是显然符合于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追求，符合生态文明导向的非常重要的机制。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中国如果是对于煤炭，我认为这是最突出的一个，它要发挥正面效应的具体案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如果说从原油、天然气排列下来，过去曾经想，在原油和天然气的作用方面，把它的比重往上升。

比如我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以为中国的这个原油它的储藏量相当可观，曾经提出甚至说建设十个大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不得不调整，很多的烧煤的锅炉改成烧油的锅炉以后，又改回去，这是不得以的。到了现在我们终于面对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的原油现在要在百分之五十七，甚至更高的比重上要依靠进口，在这个意义上讲，其实中国现在是在发展过程中间处于一个贫油国的地位。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冲击以后，我们注意到要减少外贸依存度，包括不能再提升进口原油的这个比重了。那么我们就必须更多地考虑利用其他的，我们国内自己的不可再生资源，那么就是煤炭了。
中国的煤炭的储量相当的可观，但是煤炭它从开采到使用整个链条上面，它的所谓负的外部性，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是吧，是带来了很多外在的负面影响的这个特征相当明显。煤炭开采的过程中间，带来的有很多的隐含的环境成本，是到整个这个矿山衰竭，开采完了以后，才一下子社会面前造成了这个明显的压力的，还不如说在中国煤炭的开采过程中间，矿难事故率，它带来的这样一些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煤炭的使用过程中间，它造成的水流，特别是空气的污染是相当明显的，这些污染日积月累，是和其他因素一起综合而成了这种雾霾，这种震动全局的恶劣事件。煤炭它的具体的这样的一种碳的排放，又在世界上现在直接说到是跟，威胁整个人类生活的这个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碳排放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现在国际商有一浪高一浪的讨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呢，正是我们消耗的大量的煤，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而受到很多的国际竞争约束，同时呢，又必须考虑的怎么样回应其他经济体，它们的关切和诉求，这样一个非常带有这个矛盾会合点特征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通盘考虑里边呢，煤炭使用它相关的这种机制的优化，就是要在现实生活里边讨论，煤炭从量变从价的资源税改革，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值得重视的正面效应和影响。
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到的经济杠杆的运用和这种经济杠杆的长效机制。如果我们设想，把这个煤炭它价格的形成因子里加入一个有份量的，关乎痛痒的这个税收因子，促使着我们产业整个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全链条上边的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一起来节能降耗，那么它往下的发展，当然就是形成了一个淘汰落后产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促进升级换代的一个畅销的发展过程，这里面大家要关心的事情就是，企业的负担可能不降反升，原来大家用媒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现在税负上来了，价位上来了，压力上来了，那么有些企业界的朋友就说，这个资源税改革，道理上我们接受，但实际上对我们行业，对我们企业的冲击，我们受不了。这种呼声有的时候还相当的强烈。
怎么样认识这个问题？那么我认为在宏观的政策设计上，其实道理也比较清楚，ZF要掌握在这个改革它所能够实施的力度上，要八九不离十的是，大多数企业经过努力可以继续发展。少数企业应该被优胜劣汰的市场力量淘汰出局，只要是这样一种少数企业被淘汰出局，就是一个社会可承受的，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ZF要做的是掌握好这个力度，同时要通过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这些被兼并重组，被破产清算的企业，它们的员工得到生活安排，得到再就业培训，能够继续，在生活生产方面的出路上边衔接好。这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看起来可能造成具体的企业上面反感的一个改革任务，当然这里边呢，你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讨论，比如说煤炭的行业，它们反复测算，说如果真正按照百分之五的这个，从量变从价的改革，我们这个行业要进入非常严重的，几乎全行业亏损的状态。
这样一个测算没有考虑的是什么？是配套改革，如果推动中国在产业领域里边煤炭资源税的这个从量变从价的改革，势必要推出从煤到电整个再生产这个命脉层面的，它整个流程里的，推到电力部门的配套改革。因为在去年中国经济有一些偏快下滑的这个迹象之后，煤炭行业的市场上的力量已经使它的合同煤和非合同煤自然并轨，现在这是一个很好的有利的时间窗口，如果能启动这种煤炭的资源税改革，那么它往下的传导是什么？
中国由煤发电的这个再生产过程，乘时理顺它这里面的整个的流程，理顺煤电的比价关系，促进煤到电的改革，形成整个电力行业配套改革里面，落实十年以前“五号文件”里所说的那些关键的改革要领。简要地勾画一下，电力改革的这个要领当时提到的，有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还有非常关键的竞价入网和输配分开，这四个要点相对容易做的两个做了，关键的前端和后端的竞争的这个改革事项寸步未动，而这样的一个从煤到电的再生产命脉侧面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过程，拖延了多年，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实质性的节能降耗，这个机制不能形成，我们很多行业里面，它所理解的资源税的改革，从它自己的有限眼界来看，就是造成了它简直无法容忍的这个负担。你如果现在想把煤炭资源税的改革和整个电力部门行业的配套改革，一起来做通盘的顶层设计和合理化的方案方面的设计的话，煤炭行业绝对不会像它们现在感受的这样，简单地落入什么，全行业亏村的状态。它是要把这个税负，一定要在上游、中游、下游的传导过程中间，把它分散出去，传导出去就是这个机制发生正面效应的一个必须的条件。
有的评论者曾经几年前在《中国青年报》上写过一个文章，他说资源税改革非常有必要，但是这个改革绝对不能增加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很多的媒体转载，一片叫好之声。那么我要不客气地说，这个评价实际上说的是外行话，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一个税负它在整个产业链上的传导，以及这个传导正是它是追求我们所说的，促使大家节能降耗的一个必要机制。

我前面说到的ZF要做的事情，在企业这个领域里边呢，就是ZF要掌握好力度，要配好社会保障条件。那么到了消费者呢，如果传导到最终消费品无非是电更贵了，水更贵了，ZF要做什么？其实也相当简单，ZF应该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城乡低保全覆盖。提高低保标准，按我们收入水平最低的这样的社会成员，他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人，要面对这样一个比价关系的变化，消化这样一种经济负担，那么他就是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消费方式，倾向于低碳化生活。大家都一起将这个取向上来做出自己的行为的改变，那就是在贯彻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推进中国低碳发展，这样的一种优化过程。
所以从煤到电的这个考察，说明了资源税的改革它后面跟着的一定是要有配套的改革，不能就资源税谈资源税。从煤到电还只说到了资源税改革它的配套里面的一个视角，它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一开始在和主持人讨论的时候，说到了分税制，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分税制在1994年，建立框架之后，运行到现在，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中国省以下的分税制，其实没有贯彻到位。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从全局的角度来谈配套改革，就要正面地讨论十八大提出的，怎么样构建地方税体系，使中国省以下的分税制，从原来的停止无解，变为实质性的进展。里边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地方税体系的支柱怎么打造。我们前面已经讨论到了，中国的资源富集地区恰恰是欠发达地区，而欠发达地区怎么样形成它们手上的大宗稳定的支柱性的收入来源，资源税是首选。新疆起动的这个资源税改革，一开始中央是有特定的，给它政策倾斜的这样一个意图。现实生活里边证明，静态地算账，起点上，这一年新疆增加的收入是几十个亿，对于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来说呢，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力，而以后我们的品种覆盖面如果能够扩大的话，比如扩大到煤，扩大到其他的金属矿，非金属矿，这种以新疆作为案例观察的，欠发达地区的，它自己地方的税源会更充实，更有支撑力。那么这就是跟整个配套改革，跟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跟我们所追求的，1994年分税制，它的正面效应，以后要充分发挥，配套我们整个的结构升级换代，科学发展过程，它所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改革中间的组成部分，当然不能只就某一点说某一点，我们资源富集地区如果说，可以以资源税作为地方ZF的支柱财源的话。
那么另外一边，发达地区作何考虑，中国的发达地区，恰恰是资源不富集的地区，但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税源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上海和重庆试点，但仍然充满争议的不动产保有环节，包括住房，应该说在中国以后是高端住房，应该受这个税来覆盖的，这个保有环境上的房产税，或者更规范的说法呢，就是类似于美国财产税所称的这种不动产税，它要覆盖消费住房。当然我始终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税，在可以预见的历史阶段里面只能覆盖高端，而不能做普遍征收。而它的这个税基的丰厚程度在发达地区呢又是相当可观的，这样一来中国地方税体系构建里边，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可以看得清楚。在远景上有这种有支撑力的，大宗的稳定的，和地方ZF它的职能发挥有内恰干系的这种税种，支柱财源。
这就已经把我们从科学发展，追求生态文明，追求节能降耗和资源保护的事情就说到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我们的这个制度安排，这种综合配套改革事项上来了。当然这个改革的难度是非常明显的，资源税的改革触动了我们所有的企业和社会成员其实的所谓既得利益。你要到每一个人自己的考量上来，自然而然的他是希望自己以更低的价位，来享受电能，享受这些资源产品和资源产品有关的这些消费品。但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呢？共同利益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合理化的机制的话，虽然我们感受到这些东西价位上升，但是更符合大家长远和整体来看的。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整个我们经济社会上升过程的可持续。在改革这个方面，如果说到和市场经济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那么这里边还有很多攻坚克难的事项。
说到从煤到电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再生产流程里边的配套改革，有很多要冲破既得利益阻碍，习总书记所说的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这种啃硬骨头的改革事项，这样的一些改革在中国现在应该讲，它的迫切性越来越明显，但是真正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来推进这种实质性的改革，却谈何容易。电力部门的改革，我前面说已经拖了十年以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做不出来。十八大以后，有新的非常明确的要求，攻坚克难的改革既要有更大的决心勇气，还要有更高的智慧，还要有合理设计的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顶层规划和允许地方基层先行先试，允许继续摸着石头涡河，应该形成互动的关系。那么这就是我在结束我前面这样一些基本看法的汇报之前要说到的。我们现在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全局的角度，看待怎么样实质性地推进节能降耗，两型社会建设长效机制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要把握好，从资源税观察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联系的是资源税和其他的改革，应该在一起合理设计的一个通盘配套改革，攻坚克难的历史人物，这需要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努力。
既需要我们决策层有关部门体现出应该有的历史担当，政治家层面首先要有这种计利当计天下利，谋功应谋万世功的这种高的品位。同时又要我们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个人意识到大局的需要，克服我们实际上很难避免的，只看局部利益时候的集体无理性，而通过合理的博弈走向集体的理性。大家一起来顺应节能降耗、减排治污，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处理好资源税改革和其他的相关的配套改革的事项。谢谢。
解说：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但追求生态文明需要完善整个制度安排，资源税改革触动了每个人的既得利益，而我们更要为共同利益考虑。日本、韩国的经验是否对中国经济转型有其实形成？怎么看待资源税改革对土地财政的影响？《世纪大讲堂》《资源税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正在播出。
田桐：感谢贾所长的精彩演讲，那我们现场的同学们也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
现场观众：谢谢贾老师您的精彩演讲，就您刚才提到了关于中国经济转型问题，还有提到关于资源运用，大家知道我们的近邻日本，它也是一个资源很贫乏的国家，但是它也克服了种种因素，包括成功转型为一个发达国家，包括韩国。就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发展的经验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启示和借鉴意义？好，谢谢。
贾康：这些经验肯定对我们是有重要的启示和可借鉴之处的，如果从资源来说，日本、韩国的资源，如果从人均标准来说比中国更差。我接触到一些这方面的它们的研究者，他们非常强调在资源的条件用得上严峻这个术语来表述的时候，激发了他们另外一种力量，在如此明显的这个瓶颈制约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瓶颈约束把它缓解，那么他们更强调的是创新，升级换代，民间智慧的释放。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这样的一个，比它们这个腾挪空间要大得多的经济体，那么我们更应该有一种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之下的，我们自己的活力的激发机制，那这种激发机制我前面是这样强调的就是，要和我们优化制度安排的这种攻坚克难的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变成现实。
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比较起来真的还是非常的聪明，有一些个体方面的，他的这样的这种创新的意识，创新的这种冲动，过去有，现在也不是说简单地就都给压抑住了，但是这个民间的这种智慧和民间的创新活力，应该讲是一个非常丰厚的资源，我们现在要寻找的恰恰就是怎么样更有利于这种创新活力释放，而冲破资源环境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制度优化过程。有了这个制度安排方面的，实质意义的改革，我相信已经壮大起来的民间资本，已经雄厚到一定程度的社会资金，会和我们千千万万分散个体的，它的创造冲动和创造合力互动，而形成往往是在宏观层面怎么设计都意想不到的那种创新点和创新趋势。
现场观众：听了您的精彩演讲，我们似乎看到了在资源税改革的推动下，我们会多一些蓝天和白云。然后您在演讲中也提到了，就是说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然后发达地区资源比较的贫乏。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资源，在各个地方都有。
资源税改可弱化土地批租

在这个资源税改革的情况下，会对地方的土地财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对房价有一些，其他的负面的影响呢？好，谢谢。
贾康：如果从地方的这个收入来源来说，资源税除了土地批租之外，另外一个带有支柱性的更有规范性的，称为“税”的收入来源，它应该能产生对于土地批租这样一个土地财政收入来源的一种替代效应，当然不能只靠资源税这么一个改革措施就解决了校正土地财政偏颇的这个作用。我前面还提到了就是土地开发在以后，交易环节到保有环节，这个保有环节的房产税，是跟较之土地财政短期行为关系更密切的一个税制改革事项，这个房产税的改革，资源税的改革应该共同来形成，中国地方层面，以后所谓地方税体系里头的支柱财源，当然它就弱化了原来所称的土地批租，这个收入来源，它的那个重要性。

同时呢，它会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他改善自己的预期。原来是别无选择，哪怕是短期行为，这个色彩非常明显，坐在一个地方政府决策位置上的领导者，他一定会明着暗着，来更多地考虑，通过土地批租，把自己任期内要做的事情的那个筹资任务，一下子把它解决，把尽可能多的财力拿到手以后，去体现自己的政绩，而带来的是短期行为，带来的是很多的副作用。

地方的收入体系，如果地方税比较成型了，它是更规范的，而且年复一年的，有这种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形成它的支柱财源，它也会同时改变在土地批租这个环节上，所有参与者他的预期，不会动不动地就批出一个新的地王来。所有的这些事情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某一项。比如说我们推出资源税，或者房产税以后，其实并不能否定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间，土地的这样的开发环节上面的竞争性的这种招拍挂，但是它的方式应该更合理地用多种指标的这个招标来替代单一指标的拍卖等等。同时呢，综合的这个制度环境会使这种竞争性的，土地批租的那个价位不是像原来那样大家一起来疯炒，肆无忌惮地抬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地王状态。总体来说一句话，它会使我们这样所有的财源更多样化的同时呢，在财源的这个运行，这个具体的形态上更健康。
田桐：早在2010年12月2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成果应用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研究谁污染谁付费的机制，加快推进资源税费的改革，健全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环保建设和污染治理，从而形成环境保护有利气氛和强大的动力。那么今天贾所长的演讲也为我们阐述了资源税的改革在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方面的重要意义。同时呢也剖析了资源税改革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关系。我们再一次感谢贾所长，也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次的《世纪大讲堂》，我们下一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