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其它] 新疆王杨增新遇刺之迷-3（转） [推广有奖]

欢场骤然变屠场

1928年4月5日，国民革命军在徐州誓师，开始了对北洋军阀的“第二次北伐”。此次“北伐”实际是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政府时期的老军阀之间，争夺中国北方统治权的混战。国民革命军挺进华北，势如破竹。在山东战场，国民革命军第1、2集团军先后重创鲁军，张宗昌仓皇逃往德州，孙传芳也率残部向北撤退。5月1日北伐军进占济南。5月下旬，国民革命军主力各部开始向津京地区进军。6月初，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被迫发表“出关通电”，命令部队退出北京，撤回东北。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附近被日军预埋的地雷炸毁，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继任者张学良顶住日本侵华势力的威胁利诱，毅然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张学良又指派邢士廉、王树翰、徐祖治等人，到北平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等商谈东北易帜，归顺中央等问题。接着，双方便商定了东北易帜的大计。

此番波澜壮阔的关内混战声势浩大，也震撼了远在边隘的新疆省。面对“二次北伐”的大好形势，樊耀南异常兴奋。他一改过去谨小慎微的常态，决定采取孤注一掷和先发制人的策略，抓住时机，加快除杨行动。

不久，在新疆外交署的后花园，樊耀南与张纯熙、张馨、吕藻如等人密谋具体行动方案。经反复研究，他们认为，省政府人多眼杂，不易下手，事后不便逃脱。若在杨外出时行刺，又难对付杨周围众多的卫兵。

最终，大家认定在杨增新常去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动手比较稳妥。因为这里是樊耀南等人开展反杨活动的据点，部署和执行刺杨计划都很方便。

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24年由杨增新创办，主要课程有俄文、刑法、宪法、国际法、世界语等。该校由省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主管，张纯熙任教务主任。杨增新之所以在新疆办这个师范学校，是为了培养死心塌地忠于自己、留在新疆的对俄外交人才。在学校里，上上下下差不多都是杨增新派的人。杨增新把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看成自己培养人才的地方，虽然平时不轻易去，但在学生毕业时，一定会去参加毕业典礼，对自己培养的这一批人才亲自见面叮嘱一番。樊耀南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刺杨机会。

1928年7月初，杨增新重新拟定了新疆省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以上报南京政府批准。在这份名单中，原来的各厅道负责人的官职基本照旧，唯独勾掉了樊耀南的名字。

不久，樊耀南获悉这份名单的内容，心中异常不满。7月5日，樊耀南找到正在新疆的科学考察团团长徐炳祠，诉说愤恨之情：“这次的所谓新政府，只有委员会，没有委员，看来，杨还是保持他的个人专制局面。他以为他的办法行得通，我看，他不晓得各省的怪人在这边的多得很，一定要出事的！”

1928年7月7日上午，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在校园内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共44人，分别来自汉、回、维、满、锡伯等五个民族。作为新疆“最高学府”的首届毕业生典礼，是省内一件大事，自然安排得十分隆重，校园里一派欢庆的节日气氛。杨增新与各厅道军政要人、苏联领事等都应邀参加了典礼。

教务主任张纯熙是湖北人，从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后，借着樊耀南的关系从内地来到新疆。这是樊耀南在与杨增新的斗争中感到很满意的一着棋。杨增新从未料到张纯熙就是他的政敌为自己布下的一颗定时炸弹。

典礼之前，张纯熙受樊耀南的嘱托，专门负责迎接政府要员，他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时机指挥杀手刺杨。省府要员纷纷带着随从走进校门，却唯独不见杨增新露面，张纯熙不免有些焦急。

忽然，门外一片嘈杂，只见杨增新带着私人卫队，大摇大摆地走进校门。

张纯熙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急忙面带微笑地迎上前去恭敬地招待。随后，他一直站在杨增新的身边，殷勤地侍候着，同时暗中注意杨的一举一动。

按事先计划，樊耀南等准备在典礼仪式结束后的全体照相时刺杀杨增新。不料，随杨增新而来的旅长杜发荣非常警觉，他发现杨增新周围的杂人很多，张纯熙又始终不离杨的左右，便向张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如果没什么事的话，请你不要再待在大帅身旁！”

张纯熙不得不找个借口离开杨增新，急忙与樊耀南碰头商量对策。为防意外发生，他们临时决定，将刺杨行动改在典礼后的宴席上。

上午，典礼仪式开始后，由杨增新致辞。他对应届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大加赞赏，并鼓励他们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为建设新疆效劳。随后，他和各政要亲自给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并集体合影留念。

正午时分，毕业典礼圆满结束，樊耀南以学堂监督的身份，在学校教室设宴席招待各位官员及嘉宾。这时，政务厅长金树仁借口自己“案牍山积，亟待处理”，带着秘书长屠文沛、科长王之佐等人提前离校，其他人都兴高采烈地纷纷入席。

酒席共摆了三桌，杨增新与建设厅长阎毓善、旅长杜发荣、迪化道尹李溶及钱桐居中一桌，由一个汉文教员作陪。樊耀南陪同苏联领事加乌尔夫妇坐在靠西边的一桌。杨增新的卫队长高连斗与杨的副官张子文、王祉、冒维新等人被安排在东厢房，杨的卫队人员则被安排在院外的一间屋里用餐。

此时，杨增新想到几十名首届毕业生将成为自己今后统治新疆的“人才”，心情十分愉快，在宴席上谈笑风生。他原定饭后去陆军学校训话，便一边催着快上菜，一边与身旁的人高声猜起拳来。

席间菜肴丰盛，宾客们不断碰杯相庆，现场气氛欢乐而轻松。上了几道菜，酒至数巡以后，张纯熙忽然从门外快步走进来，他微笑着拿起一把酒壶，又不经意地失手将酒壶摔在桌子上，发出一声脆响。

接着，樊耀南向张纯熙大声问道：“酒菜都备齐了吗？”

张立即回答：“备齐了！”这正是樊耀南与张纯熙事先约定的执行刺杀行动的暗语。

听到张纯熙的回答，樊耀南站起身向苏联领事举杯敬酒。

就在樊耀南与苏联领事两名酒杯相碰的一瞬间，走到中间桌上菜的一名穿着蓝布长衫、身材矮小的侍者，猛然甩掉手中的菜碟，迅速拔出手枪，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毫无防备的杨增新。

此人叫刘锦臣，原是从苏联归国的华侨团长刘连科的马弁，因刘连科被杨增新所杀，故一直伺机为故主复仇。

杨增新被意外状况惊呆了，两眼紧盯着刘锦臣，一时不知所措。

“砰！”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杨增新的胸部中弹，鲜血立即涌出。这枪并未致命，杨增新猛然明白自己遇刺了，他声嘶力竭地叫道：“干什么？”同时以手撑桌，颤颤悠悠地试图站起来。

不料，又有几个身穿蓝布长衫、侍者打扮的人冲进屋里，一齐举枪向杨射击。杨增新身上又连中数弹，终于倒在地上，素来喜欢在酒宴上杀人的杨增新，不料自己也栽在了酒席上。

与此同时，旅长杜发荣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杀手有预谋地打中要害，一头栽倒在餐桌旁。建设厅长阎毓善的胳膊也被击中一弹，他忍痛顺势倒地，趴在杨增新的身边装死。苏联领事加乌尔夫妇早已吓得魂飞胆战，慌忙逃到门外，躲进厕所，以免被误伤。

杨增新的副官和卫士听到枪声，立即赶来救杨。然而，他们的枪支早已被人暗中收缴，只好赤手空拳地闯进屋里。

副官张子文抢先以手去扶杨增新，被一枪打死。卫队营长高连斗扑在杨增新的尸体上试图挡子弹，也身中数弹，当即毙命。

樊耀南见大功告成，便指挥手下众人迅速撤离现场。临行前，樊耀南害怕杨增新不死，又从身边一名随从手中接过枪，咬牙切齿地朝杨增新的胸口补了两枪。

杨增新气绝身亡，时年64岁。这个统治新疆17年的“塞外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当樊耀南向杨增新补枪时，趴在地上装死的阎毓善禁不住挪动了一下，被人发现又朝他腿上打了一枪。阎毓善吓得不敢再动。约莫半个钟头之后，阎毓善隐约看到有人跑进屋，从杨增新身上搜出一串钥匙后匆匆离去。阎毓善又趴了一会儿，确定没有人后，慌忙跑到学生宿舍躲避。

新“新疆王”上台

刺杀杨增新以后，樊耀南率领随从30多人离开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赶往省府衙署。这时，大街上的人们听到学校内的枪声，早已四散逃避，谣言顿起。旅长杜发荣的儿子杜国治从别人口中得知父亲被人打死，怒火冲天，他以为是学生造反，立刻带领部队，杀气腾腾地冲进学校。

在学生宿舍附近，杜国治遇到死里逃生的阎毓善。杜国治大呼，要杀尽学堂里的学生，为父亲报仇。阎毓善知道他误会了，急忙结结巴巴地说明了刺杀的真相，杜国治随即指挥部队掉头杀向省公署。

督军公署是前清新疆巡抚的衙门，平时，杨增新在三堂上房办公。为防不测，杨增新下令在三堂门前修筑了3尺多高的两扇木栅门。即使白天，木栅门也紧闭上锁，并有几名卫兵在外持枪巡逻放哨。自从杨增新因国内政局不稳，将内眷送进关内后，他还专门指派可靠人员，每日到上房值班，看管印信，不得怠慢。

当樊耀南率人闯进督军公署，赶到三堂时，守卫栅门的卫兵并不知道杨增新被刺，还以为军务厅长樊耀南来此办公事，便恭恭敬敬地打开了木栅门，请其进入。

三堂内的值班科员是湖南人杨庆南，因他与樊耀南有同乡关系，平日常有来往，所以马上按樊耀南的要求拱手交出关防印信。随后，樊耀南令杨庆南马上召集各厅负责人来三堂谈话。

杨庆南奉命先到省署西大厅去找政务厅长金树仁。当日中午，金树仁提前离开俄文政法专门学校返回省署批阅积压公文，忽听得学校方面枪声大作，并很久不见杨增新返回，感到情况有些异常。当杨庆南手持樊耀南的条子，来找他去三堂谈话时，金树仁心生疑虑，拒不见樊耀南。这时，有从学校逃回的人向金树仁报告了杨增新被刺的消息，金树仁始知有变。

金树仁知危难当前，急忙逃出督军公署，召集军务科长张培元、讲武堂教官冯梁以及赶来报仇的杜国治等人商议对策。他们打出“替杨复仇”的旗号，纠集众多官兵，迅速将樊耀南等人团团包围在督署中。

起初，围攻樊耀南等人的士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听金树仁的指挥，金树仁便“悬以重赏”，并亲临火线指挥督战。被团团包围的樊耀南无法联系救兵，自己的人又不多，知道大势已去，但仍誓死抵抗，双方展开殊死拼杀，枪弹声和厮打声响作一团。

激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樊耀南等人寡不敌众，弹药耗尽，死伤惨重。晚7点左右，攻打省府三堂的士兵攻占上房，将樊耀南等21人活捉。

事后，金树仁马上组织特别法庭，负责审理刺杨案。经军法会议草草议决，先后将樊耀南、何光兴、张纯熙、吕藻如、杨庆南等人判处死刑。

金树仁令士兵将樊耀南绑在拴马桩上，以拔胡须、挖眼睛等极其残忍的手段，将樊耀南折磨得奄奄一息，然后再把他杀死。金树仁还让人将樊耀南的尸体从督署东花园的墙头上抛出。

樊耀南的妻子早逝，樊家中只有一名女仆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樊耀南被杀两天后，女仆才获准将他的尸体埋葬。樊耀南一派的骨干分子张纯熙、吕藻如被捕后也受到酷刑的折磨，于7月13日被枪杀。

新疆“七七政变”以杨增新与樊耀南争权、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而结束。杨增新的死，使新疆一批有赖于他的人感到失望，也给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学生一个打击，使得他们在将来的出路上不如杨增新在世时那么如意。

杨增新的死讯传到国民党南京政府后引起一阵骚动。有人提议派马福祥去新疆，因为他是甘肃回族，了解新疆；有人说白崇禧去比较合适，因为他是伊斯兰教徒，又是军事家；又有人提议冯玉祥去比较合适，因为他在西北时间久，比较了解西北。

那时候凡是关心西北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也有人想借机到新疆去博得一官半职。可是，最后上任的是一个不如杨增新的既软弱无能又给新疆人民带来更大灾难的金树仁。

刺杨事件三天后，金树仁召集各厅道要员在督署开会，商讨善后问题。

会上，有人提议让曾任镇守使的杨飞霞主政。追随金树仁的张培元则站起来反驳称：“金厅长临危授命，实际上已担负了省长的职责，省长和督办的关防印信也已启用，当然应由金厅长继任省长。其他人继任省长一职，不要说全省人不服，我张培元就首先不服！”

最终，金树仁以“指挥靖乱，筹谋善后，功劳最大”的理由登上省主席的宝座。从此，新疆开始了金树仁主政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