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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包括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自70年代崛起的亚太国家、地区，特别是“四小龙”独创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途径，引起世界各方的瞩目，人们纷纷研究它们的经验，即东亚模式问题开始出现[1]。所谓“东亚模式”简单可以概括为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在内经过战后近半世纪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范式。根据这一不够成熟的定义，对于模式的分析应当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广泛内容。亚太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形成于亚太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之中，亚太地区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是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典型表现，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大量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资源及其他要素，采用出口导向战略[2]，即利用出口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实现经济的持续高增长。
1.影响亚太经济的经济因素
1.1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联系性自主型发展战略显然不同。其内容是按照国际比较优势的原则，在政府产业政策的具体支持下，通过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面向国际市场组织生产，并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缓和国际收支压力。这种战略被看作是东亚模式的本质特征。
1.2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或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美国的政府干预主要涉及造就和维持市场的经济竞争，只是在战后才重视计划、宏观调节。而亚太国家则在现代化的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将所谓“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得的手”紧密有机地相结合，形成软硬适度、富于弹性的经济发展体制，并使之成为亚太发展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1.3分配收入相对均等。亚太与西方在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分配相对照，刚好成相反的状况：亚太增长速度比西方高得多，而收入分配却相对均等。
1.4高经济增长率。这是东亚模式的最终结果表现，同时也是其模式的最主要标志之一。西方工业化国家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其增长仅在英国出现，人均国民总值年均增长１％已是历史创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一些先进工业化国家也才达到1%～2％。战后某些西方国家增长率达到3%～5％，被看作是“经济奇迹”。但真正的奇迹却应是亚太。这里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7%-8％，甚至更高，一般均要高出西方国家年均增长率一倍至几倍. 东亚地区经济的上升正在改变亚洲，而且亚洲的上升正在改变世界[1]。
2．影响亚太经济的政治因素
2.1实行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政治体制。所谓权威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2]这种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统治、军人干政），但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特征（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制、反对腐败等）。因此，亚太权威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时代的传统的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权威主义体制可以分为贤明型和个人家族型两种类型。前者基本上是出于国家、民族和民主利益，依据社会条件的需要，为了有效地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迫切任务而建立起来的权力集中的政府。它能建立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局面、克服种种危机、创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有助于国家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新加坡则是这种类型的代表。后者如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印尼苏哈托后期政权。这种政权是一种适合亚太地区特点的过渡型的政权，在一定时期是积极的、进步的，因而是必要的。
2.2对政权采取强制型稳定。政局稳定有两种型态，一种是自然型稳定（主要在西方），一种是强制型稳定，是亚太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为稳定政局所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亚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军人集权政府也好（如韩国朴正熙时期和全斗焕时期的军人专政），半军事集权政府也好（如台湾国民党政权），还是文人集权政府，（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权），基本上属于强制稳定政权[3]。正是这种强制稳定才保持了亚太的政局相对稳定。当然其稳定情况不完全一样，稳定最佳者是新加坡和香港，其次是台湾，再次是韩国。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和对抗的消除，只要对抗和矛盾没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围，或者政府对对抗和矛盾采取果断措施，转危为安，使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够有秩序地进行，均可称为政局稳定。这种强制性稳定，“具有一定的暂时性、不可靠性，甚至极大的危险性 ”，但却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必要做法。
2.3由一党（或军事）集权政权向民主政体转型。这一转型自80年代中后期已初见端倪，多元民主宪政体制已开始确立。这是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向政治现代化迈向的重要标志。但它的最后定型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巩固、完善过程。定型后是何种模式（与西方民主制有何区别）有待观察和研究。从目前亚太转型过程看，其特点有：一是基本上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实现转型，即按正常的选举渠道逐步实现的；二是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最先来自民间与社会力量的推动，而后领导人由被动转为主动，采取缓和矛盾的变革措施，因而形成具有“ 渐变性和自然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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