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鲁恂(Lucian W. Pye)曾有句名言:“中国是一个文化,却假装是个国家,”而且是个“古怪的国家(Erratic State)”。关於“中国”的过去外交囿於“中央王国”朝贡体系心态的想法,在学界也早非新闻。或许诚如白氏所论,「民族国家」是西方历史的产物,「中国」对自己这个新地位认识模糊,在西人眼中难免有些古怪。然而,今天人们谈到「中国」,将其「国」等同於美国、法国、英国之「国」,而为现代国际秩序里的主权国家,似乎不再有疑义。不惟如此,近代以来人们大谈「中国」上古史、「中国」外交史、「中国」美术史、「中国」青铜时代等等,似乎现代的「中国」概念已理所当然地和纵贯古今的「道统」脉脉相承,凝固为千篇一律、永恒静态的对象。这种以新概念强加於历史的做法,固然便於日常沟通,但牺牲辞意的流变与丰富性的结果,却大大地局限了人们的眼光境界。於是爱之者颂赞其一贯光荣,恶之者鄙其为冥顽不灵,最後使言说的各方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 二、周代与春秋战国:周王都城或受封诸侯国总称
「国」原本指土石版筑的「城郭」,在商周时期为贵族的封邑与武装屯驻所在,延伸指涉整个受封的疆域,和诸侯征讨所占的土地。孟子曾回忆周朝礼制,说「大国地方百里」,「次国地方七十里」。【大学】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当时皆是此意。而「中国」一词,在当时已广泛使用。【诗经】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及孟子所说舜获天下拥戴,「然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其「中国」都是指周王都城。但【孟子】记载「陈良生於楚,在中国之南,故北游而学於中国也」,「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左传】称「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遣俘」;【公羊传】载「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史记】载「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战国策】中秦国宰相范睢说「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这些文本的「中国」已不限於王畿,不是指「一个国家」,而是总括封邑体系的各诸侯,以区别於四方不隶属这个封邑体系的「夷」。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并起,但今日人们所熟知的「群雄」在当时并没有都被归於「中国」的指涉范围。所谓「中国之处」范围模糊,有时仅限於指周室和韩、魏附近,有时则指周朝封邑体系的诸侯国。【史记】里秦「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吴国祖先「亡如荆蛮」、「自号句吴」,通常不列「中国」之属。秦称「公」乃是自封。出自江淮徐戎的徐国,起於百越之间的越国,北狄後裔中山国都是春秋时代驰骋一时的重要国家,但显然不是「中国」成员。三苗後裔的楚,【史记】曾说她「或在中国,或在蛮夷」,但楚君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号諡」,「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尤其是有意识地自外於「中国」一词指涉的政治与文化范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与「楚河汉界」的历史,是此种观念的延续。至於三星堆墓主—蜀国曾是周室灭商的盟友,兴起於商朝中期之前,後为秦所并,与「中国」更为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