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哲学] 我的人学 转 [推广有奖]

第二节　探索生老病死的深渊

--------------------------------------------------------------------------------


已为医学所证实的“永葆青春”
——老化和头脑的活性化
    战后我国的平均年龄，在短时间内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从昭和五十年①后半期起，
真正保持了世界最长寿国的地位。   
　　①昭和五十年——1975年。


    这一事实本身，虽然可庆可贺，但与此同时，对随着社会的高龄化而引起的，诸多
结构性的变化也不容忽视。这必将成为今后的一大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健康、医疗问
题”。
    正如“WHO（世界保健组织）”的宪章所竭力提倡的，要建立这样一个，即不只是
在肉体方面，还要在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如何使人获得健康的长寿的社会。诚然，我
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在医学领域中，正大力开展的“老人医学”的研究和医疗制度的
完善等事项，但我总以为作为它的前提，有必要对可称为“生存价值的哲学”、“老年
哲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加以整理、推广。
    最近报上连续发表这样一种见解——“在人脑的重要功能中，有人尽管年龄逐日增
长，但由于其积极的生活态度而变得日益活跃。”我感到：在动辄便消极地理解“老年”
这个概念的今天，这种见解，应引起社会的极大注意。
    在《朝日新闻》（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上，曾引用《纽约时报》的科学专刊，
介绍了以下的事例。从对二十一岁到八十三岁的男性头脑的断层摄影发现：按新陈代谢
的测定值计算，健康老人的头脑，与年轻人一样富有活力。另据丹麦大学霍恩教授说：
那种被称作影响判断事物和洞察力的“结晶型知能”的功能，与壮年、青年相比，有时
在老人身上发挥得更为充分。
    老人医学权威赛依博士也曾指出：“一部分人的精神功能，在六十多岁时开始衰退，
多数人是在八十多岁前明显衰退。但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们，有时不仅精神功能不见衰
退，反而有所增强。”据说，那些与外界隔绝，闭门不出的老人，确实变得日益衰老。
    即便从我国进行的有关年龄增长的，发达心理学的最近研究成果看，“智能性功能”
等不一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据说，还发现这样的情况——其间虽也有变化，然
而，毋宁说是属于增强方面的变化。而且，还证实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间的差
别”更加扩大。虽说这项研究刚刚起步，而那些被称为“长老”、“泰斗”的年长者在
此关键时刻，以重金作出如此高明的决策，不是没有道理的。
    众所周知，任何人也逃避不了生理上的老化现象。医学上认为：人身体的成长，于
二十五岁前后达到顶点；至于人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则过了四、五十岁后，便明显地
开始衰退。但事实证明，那些精力充沛的、开创性地不断参加社会活动的人的头脑，要
比自身的年龄年轻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永葆青春”一词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它将放出新的光芒。
    确实，经济的保障和环境的改善，是进入真正老龄化社会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社
会问题。但与这些环境方面的问题相比，更为重要的还是自身的社会存在感。再没有比
失去社会存在感，更使人寂寞、空虚的了。从下述的事实也可了然，即在曾被看作理想
的北欧型的福利社会里，也出现了：如老人自杀人数的增加、劳动积极性的低下和意志
消沉等诸多社会问题。因而，重要的是——高龄老人们，如何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充
实；满怀热情地从事于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觉得，这并非仅仅为了延长寿命，而且是创
造富有生活意义和充满生命力的人生。
    可以说，“老年”，是人生的完成，是人生向更高境界升华的一种表现吧。虽说其
中有着所谓各自不同的人生途径，但不容置疑地在他们的心中，蕴藏着努力为社会做出
某种贡献的热情和追求更高境界的意愿。
    我以前曾有机会，与许多著名人士进行过令人难忘的交谈。其中不少是高龄老人，
但几乎所有人都是怀有青年人般的热情，毫无遗憾地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强者。欧洲最著
名的美术家，也是法国优秀的哲学家鲁耐·由依库，也是我的挚友之一。在我们之间，
有着以深切的理解和尊敬所结成的友谊。他已年逾八旬，仍精力充沛地工作着。我不禁
为他那富有朝气的，真诚的人生而感动。
    应该说，对于满怀工作热情和具有强烈的进取心的人来讲，“老年”，应是“圆熟”
的别名吧。
    那些积累了无数人生经验和充满朝气的人，即程度不同地受到人们信赖和尊敬的人，
按照自我意愿完成了为人们所崇敬的一生。也许那些为开创使日后青年能充分发挥才智
的“后辈之路”的人；满怀创造热情的人，将比年轻人更具有“青春之心”。这种“青
春之心”，将永远不断地创造那光辉的人生。
    人生的价值于五十岁后才真正闪光生辉。因而，即便已是年迈高龄，也需有一种
“永葆青春”的气概，以连续的“建设”和“创造”的业绩，去谱写自己真正的一生。

医务人员应具备的条件
——耆婆等名医的品性
    确实，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对人类的幸福和繁荣作出巨大的贡献，
如：因抗生物质的发现、公共卫生观的确立等使许多传染病得以防治；外科，随着输血
技术的发展，甚至可以进行心脏和人脑的手术。这些成绩应予以大书特书。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这种医学发展的本身，也提出若干新的问题。美国优秀新
闻工作者诺马·卡慈恩，尽管患有胶原病和严重的心脏病，但凭借其信念和意志，奇迹
般地终于从死亡的边缘得以生还。这位著名的记者，意味深长地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对微生物的战斗，虽大体取得胜利，但在为获得精神上的安宁而进行的战斗
中，却不断地遭到失败。”（《人的选择》，松田铣译，角川书店版）
    他还对今天的医学教育应有的现状，提出意见，说：需要培养“品性完美的人；不
仅对于人的疾病，而且还要关心人本身的人；不仅能发现疾病的征兆，而且还能理解病
人实际痛苦的人；不开那种失去人情味的处方的人……。”
    在诊断和治疗人体疾病方面，确实取得惊人的成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指出：
对那为病痛折磨的人的生命深处的问题；涉及病人家属和社会应持有的态度等问题，总
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医疗的现状被列为一大课题的理由。
    美国的路耐·底福斯博士是一位在细菌学上，留下许多业绩的著名学者。我曾在东
京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虽现已作古，但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底福斯和玛亚·柏英慈共著的《谈健康和疾病》一书中说：“（慢性的——引用
者）疾病的比例，正大幅度地增大，随着长寿者的增多更是有增无减。因此不由地联想
到，无论家庭，或医院，或疗养院里，那些康复无望的老人，肯定会日益增多。这是由
于——即便能勉强地延长病人的生命，也不能使其恢复健康的缘故吧。”（《国际·时
代·生活》，杉靖三郎日本语版监修）
    这席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医学的本质。确实，年轻人的死亡人数，虽在减少，但
正如人们称现代为“半健康人时代”似的，因某种疾病而感到苦恼的人，却日益增多。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的状况也在发生变化。
    据说，许多现代人动辄便失去身心的平衡。疾病的种类剧增，已多得几乎无法统计。
由于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尽管出现多种新的疾病，人们也不以为然。
    在人们看到疾病多样化的情况时，不禁感到：佛法对疾病的见解给予莫大的启示。
佛法上说，病的数目，为“四百四病”，或“八万四千”。“四百四病”，乃“身病”
之数；“八万四千”，系指“心病”。所谓“八万四千”，与其说是数值，毋宁说言其
数量之大吧。
    顺便说明一下，在《大智度论》等佛典中写道：“贪欲之病二万一千”，“瞋恚之
病二万一千”，“愚痴之病二万一千”，“持有（上述——译者）三毒的病二万一千”，
总计为“八万四千”。
    在日莲大圣人的《治病大小权实违目》一书中，进一步予以说明：“人有二病，一
为身病。所谓地大百一、水大百一、火大百一，风大百一，以上为四百四病也。”“二
为心病。所谓三毒乃至八万四千之病也。此病二天、三仙、六师等也难治，何况神农、
黄帝等之方药可及乎。又，心病因其轻重、深浅而种类繁多。”
    在佛法上，将这“地大”、“水大”、“火大”和“风大”等归为“四大”。若就
我等身体而言，可将其理解为：“地大”，指骨和肌肉、牙齿、头发、指甲、皮肤等；
“水大”，指血液和体液；“火大”，指维持生命的体温和消化作用；“风大”，指呼
吸和新陈代谢的作用。
    佛法上说：以此“四大”概括地解释人身体上的“病”，即身上的“四大”，一旦
产生不协调便得疾病。
    关于身体上的病，大圣人也曾教诲说：“此病即便不是佛也可医治。”
    但是，“三毒乃至八万四千”，即指来自“贪”、“瞋”、“痴”等人内在的烦恼
的疾病，并认为这种疾病就是所谓圣人、大医学家——“二天、三仙、六师等”、“神
农、黄帝等的方药”，也难医治。
    若心病不重，用对症的方药便可治愈。正如日莲大圣人的著作中所写：“人之烦恼
和罪业之病，若轻，则智者的医师们予以医治，并对病施药。”但，若严重的心病，则
任何方药也难以治愈。治这种心病，除服用使生命得以根本复苏，进一步体现新的生命
力的“大良药”外，别无他法。佛法将这种最灵验的大良药解释为“妙法”。
    现代社会面临着不仅是疾病的多样化，而且还有直接威胁“人生命尊严”本身的人
工授精、脑死问题等新问题。人们十分忧虑，唯恐略有失误，将会影响医务人员和病人
间的相互信任。可以说，现代医学开创一个维护生命尊严的，“为人的医学”的新时代，
才是当务之急吧。
    作为医师的著名始祖，在西方首推希腊的希波克拉底①和罗马的加莱诺斯，特别是
前者提出的医师“誓言”，已成为有志于医学者所遵奉的信条。   
　　①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被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编
有《希波克拉底集》等。

在佛典等东方典籍中，也可找到不亚于希克拉底的“名医”，如印度的耆婆①、中
国的扁鹊、华陀等，可谓其最著名的代表。其中的耆婆生于释尊的时代，以释尊为师建
立了佛教医学的基础。他的名字，长期来为东方民族所传颂。   
　　①耆婆——古代印度名医，生于佛祖释迦牟尼时代。后归依佛祖，与中国名医扁鹊并称。


    据说，这位耆婆在幸遇释尊的当时，已是掌握一流医术的名闻遐迩的印度名医了。
尤其他的外科技术，更是无与伦比。如为医治被认为是世界首例的脑肿瘤而进行开颅手
术；对被认为患肠梗阻的孩子进行剖腹手术，并将其治愈等，在佛典上均有记载。
    但，耆婆也由于幸遇释尊，得其教诲后才发现：即便能借助医术治愈人的疾病，而
要去掉内心深处的烦恼、业；解除潜藏在“生老病死”这个人生根源中的苦恼，也只有
祈求佛教，别无他法。
    这是由于他那清晰、明智的头脑，立即领悟到——任凭你如何精于医术，若不深切
地理解病人之心，对病人无丝毫慈悲之心，那就失去作为“名医”的资格了。可以说，
他的这番领悟，远远超越时代，显示出医务人员应持有的姿态。
    以《医学概论》一书而闻名的泽泻久敬博士，关于人和医疗的关系，提出①人的身
体由物质构成；②人是生物；③人是身心结合体；④人是独立的存在；⑤人是社会的存
在等人所具有的六个方面后说：“作为医师必须全面观察人的六个方面。”（《何谓医
学概论》，诚信书房版）。
    近代的医学，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常常忽视人生来“就是身心结合体，
是独立的、社会的、自觉的存在”的倾向，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为了完成“给病
人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一医学的根本使命，要求医务人员自身更为深刻地理解“人
学”。从这个意义上也可看出：建立一种“不以医学为中心来看人，而是如何以人为中
心来看医学”的观点。在今后社会中，这一观点将日益显示其重要意义。

“延长寿命的医学”和人的幸福
——应有深邃的生死观、寿命观
    在《每日新闻》的“余录”（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四日）上，提及京都召开的一次小
型集会。在这个以“思考寿命的含义”为题的集会上，提出了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两种
不同的“死”。我不禁感到：这一报导，尖锐地点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生死”问题。
    据“余录”上说，死去的两个老人，均为八十六的高龄妇女，死因也都是衰老；而
且在家属们发现病人异常时，两人都已处于意识昏迷状态。但是，医生的态度和家属的
要求截然不同：“据医生方面的判断，即便采用一切维持生命的治疗手段，也只能延长
一个月，已无恢复意识的希望。还是让她安静地死去为好。家属们竭力克制内心的极度
悲痛，接受了医生的劝告。病人果然于一周后死去。”
    “另一家属方面要求采取近代医学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后因堵痰，切开喉管。又因
手术出血而予以输血；还为增进营养进行点滴。就在日夜守护着的儿女们疲乏不堪的时
候，悄然死去。此时，一阵空寞之感顿时涌上心头。”
    在这次集会上，宗教人士和医学家等，联系将来的延长、保护生命技术的发展，对
“寿命的局限”交换了意见。当时主张采取延长寿命对策的儿子，在会上作了以下的发
言：
    “在最后的一、二天深夜，我确实看到那在痛苦中挣扎着的母亲脸上的肌肉，一下
子放松了，露出真正的微笑。此时，想必那美好的回忆正闪过她的脑际吧。就在母亲脸
上显露出微笑的一刹那，我终于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他的这一席话，不禁使整个“会
场变得鸦雀无声”，沉浸在深思之中。
    这一报导，鲜明地反映出现代人所持的有关“死”的心态。对此，肯定有各种不同
的意见，如持这种意见——“不必勉强地延长寿命，让她安静地死去为好”的，不乏其
人；与此相反，对要求“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应采取最佳治疗手段”的人的心情，
也应予以充分理解。由于各自的立场、情况以及生命观、寿命观、孝道观的不同，意见
自然分歧，切不可一概而论。
    但，至少这一想法是共同的吧。即作为子女来讲，让生育自己的父母“长寿”和
“安祥的临终”，是最大的愿望；也是应尽的孝亲之道。这从上述的报导中，也能深切
地感受到这种真诚的祈求般的心情。确实，现代的医疗技术，在吸收其他各种科学成果
的基础上取得飞速的发展。但，即便如何竭尽现代医学之精华，也未必能真正令人信服。
若仅仅依靠科学，则作为儿女的，作为人的真切的愿望是实现不了的。其中确实存在着
严峻的现实。
    因而，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现实——即便怎么使用精密的器械进行对症治疗，“人的
温暖”，也会逐渐从病人周围的家属、亲友的心中消失。所以，医务人员必须牢记：医
疗的机械化程度越高，越需要更多人的援助和护理。
    有人指出：在科学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人类虽然在时间上使寿命得以延长，但对
最重要的“人”本身，却未给予充分的关心。我以为：在这种意见中，包含着有识之士
对现代医学的反思和对生命的万端感触。
    也许是基于这种反思吧，现在更加热烈地展开有关“生命伦理”的讨论。据说，
“生命伦理”一词，最初用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美国，但它似乎在最近医疗事业
中，即在技术上延长寿命已成为可能；诊断、治疗已达到操作遗传基因水平的今天，再
次受到社会的重视。它将有助于人们如何克服以往“医学伦理”难以应对的，现实中的
诸多问题。但，专家们认为，要得到关于“死”的一般性的共同意见是极其困难的。有
人指出：因为“死”本身，可谓千差万别，而且研究死的问题，必须与医务人员、病人
双方的生死观和宗教观联系起来。
    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反而使医学难以完全解决的“死”的问题，进一步引起人们
的注意。医学为治疗人的“病”，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研究这“千差万别”的
死的问题上，需更进一步从主观方面积极地对待生命的本身。
    医学是以探究和治疗所谓生命表面的近因为目的，而佛法与此相反，也可以说是探
讨、研究其渊源的原因、结果；创建富有价值的生命。我想是因为：在对医学发展，寄
于无限希望的同时，其中还需要有比支持、指导其发展，更重要、更深刻的“生命观”
和“宗教观”了。
    今天，医学虽然已经达到使人的寿命得以延长的水平，但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
迫切需要——使医学、医疗更有利于人真正的“幸福”和“安静”的哲学和宗教的了。
    唯有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才能开辟一条广阔的，人们所向往的“孝亲之道”。
我认为：我等以佛法为基础，积极开展运动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永恒的生命观”才是创建文明之路
——日莲大圣人的“本有之生死”

你弄成个文档也好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