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张五常08年4月西安交大讲课笔记

楼主辛苦了

我要收下来慢慢看

   记录稿已转贴完，略有订正，错漏仍不少，仅供参考。希望能早日看到金禾的正式记录稿和视频版。

   发个第2－10讲的mp3链接给供有心人。老张的东西值得反复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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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局限的选择    第五讲
有学生问我，我的兴趣这么广泛，而每样都能做得这么好，应该怎样才能象我一样。我当时的答案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其次要知道自己在那方面有没有天分，第三是要去尝试。
在问题方面可以有奇才，可以高傲，但你要知道自己差在哪里，这是很重要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秦始皇认为有很多次，但我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在这一生中如果不去做，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如果有兴趣，而又有天赋的话，你就可以试一试，客观地衡量自己。
我喜欢的东西大多都是在手上可以操作的，写篇文章，或是写篇书法，或者是经济理论，我希望都是手可以摸得到的。假如手上拿不到的我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兴趣，有人对打麻将很有兴趣，但我不感兴趣，因为它不能够拿来自己欣赏，我是有点自恋狂的。自己做完一件东西，那种感觉是很好的。但是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步骤，一些作品可以有机会保留的，在关键的时候就要搏，拼搏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你知道自己是沧海一粟，另一方面你也知道自己难以再有来生，所以到了关键的时候就要杀气腾腾，要杀气腾腾。
好象几年前，我拿着相机到九寨沟的黄龙洞，三天时间里我就拼命干，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呢？刚下完雨，水很多，瀑布很好，当时招待我的官员给足我面子，一早就送我进公园，接着太阳出来，光线很好，树很好。我所以就连着几天拍。
当我第三次到黄龙洞的时候，下大雪，已经说明是封山了不能上去，但我们还是爬上去了。上到山顶已经是早上八九点，阳光普照，突然间天气转暖，在树上的雪开始融化，闪闪发光。我带的相机是最适合拍这种相的，因为我自己发明了一种拍照的方法，上帝帮我的忙，但是上边氧气不够，那我就拿个相机，一个小时拼命奔跑，照了十几二十张雪景，前无古人。这种事你们做得到吗？到了机会来临时，所有条件都齐备了，我有个助手在旁边，帮我打光和背着相机，当时的气氛我还记得，100分，哪里找到这么好的景色，雪水刚刚融化，象冰一样，整个山头闪闪发光，哪有这么好的机会？
这种机会每个人都会遇到，就象我写《佃农理论》，人人都说好，芝加哥出版社印的，我到芝大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然后就再拼一年（才出版），你怎么解释我那么拼命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所以想有成就是不难的，关键是要拼命，在适当的时机拼命，不适当时就不要拼。现在到我这个年纪，要拼就拼书法，因为我看到自己有机会写到自己最好的境界。有些自己知道不行的东西就不要勉强，有人自己知道不行还是勉强去拼，那是很蠢的。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究竟想不想有成就，就象要我一样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就会去多做尝试的。那种满足的情感，说不出来的。
我在1969年开始研究，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公司的问题。因为我在1968年时不明白科斯说的是什么，1969年我就下工厂研究，一直研究到1981年科斯退休时，他叫我为他退休写篇文章，我就写了那篇《公司的本质》，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能写的，1968年我开始搜集资料研究，1981年开始构思，1982年初，二、三月份，我开始坐下来写，用稿子，墨水笔。一直往下写，到底写了多久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我写完，还没有打字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篇文章可以传世，我就在那儿仰天大笑。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其实是很重要的，但为什么会有很多是错的呢，他是从1931年开始写的，当时他只是27岁，27岁的年轻人对世事了解不多，太年轻了。他说市场上边有价格的指导，有时花生价高，我就种花生；看到水果价高，我就改种水果，这是从斯密的传统过来的。但在公司里边，一个工厂里，那些员工是受老板或经理指导去生产的，他没有价格为准则的，老板和经理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为什么这些人要去做奴隶呢？科斯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他说得不清楚。他说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市价不是那么容易认识的，所以公司代替了市场。公司代替市场就是在那一个出现的概念。
我们再重新分析这个问题，我是一个员工，劳动力是我自己的，我可以自己去卖花生，也可以去开个小生意，但是我不这么做，我去打工，去接受你的指挥，甘愿做奴隶，我可以不做，但我心甘情愿去做。
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了，他心甘情愿去做，你说你不让他做，他也不接受。那他心甘情愿去做，第一个明显答案就是他替人打工收入要比卖花生高。科斯说没有价格的存在，与其到市场上做工，不如找个老板（打工）。
这个问题，我回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上班两个多星期，有个同事想申请做高级讲师，我是他的上司，要参加他的升级评定，在坐的还有其他教授和同事，而这个同事我不太熟悉，因为我只来了两个星期。
我就坐在那儿，他是做Input output分析的，Input是投入，Output是产出，也就是投入产出分析。因为我是系主任，是他的直接上司，不可以不问他一个问题，于是我就问：你在街边小孩替你擦皮鞋的时候，擦得很好，你给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究竟是买他擦鞋的生产要素呢，还是买他擦鞋的服务？这一块钱是买他的劳力，还是买他把皮鞋擦亮的光泽？
他怎么都回答不出来，等他离开以后，大家都在议论纷纷，怎么这个博士读了这么多年，这么蠢呀。我说他并不蠢，你去哈佛大学问那些教授，没有一个知道答案的。
正确的答案是，这一块钱，既是用来买擦皮鞋的鞋油，也是买小孩的劳力，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要有分别的话，是要有一个人来雇佣这个擦鞋的小孩，给他付时间工资，让他擦鞋，他擦了以后，公司再收你一块钱，这就有两个市场存在了。一方面，我给你五块钱一小时，另一方面，我收擦鞋的人一块钱，这就是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
但这两个市场不是那么容易分开的，在香港50年代中期，那些人在家里穿珠仔，一件件算，有人把小玻璃珠，线和图案交给他们，他们就去穿，逐件算，一件件看过满意后就付钱。那这些做好的珠子再交给英国的商人。
这不是以时间算工资，而是以产品逐件计。这个代理人或者经理人，或者叫监管人，他始终是个中间人，今天我给你珠子穿，一件件买回来，一件件算钱，然后又要销出去，作为中间商是有风险的。
什么是劳力市场，什么不是劳力市场？科斯说公司的形成是代替了市场，这也是对的，只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如果以时间工资算，然后再逐件卖出，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但是时间工资只是一个产出的代替，它本身不代表价值。
你请人做事，按小时来计算，如果他偷懒就做不出很多东西来，假如是逐件算，他就会做多些给你。如果以时间算，就要监管到时间，偷懒是常事，那为什么不逐件算呢？（因为）逐件算有时是算不到件数的，你去看看成衣工厂。全部都是逐件算，领子，袖子，扣子都是逐件算，然后把它们凑在一起。
有些有创造性的（工作），比如说设计，你说逐件算的话，那怎么算呢，有些垃圾设计。所以有些逐件算的工作代价太高，市场就开始发挥作用。任何市场都是有时间工资的，也有监工，监工的人会核算一小时能生产多少件，然后按时间付钱。在工厂接单的时候，我这里有个订单，一共多少件，你做不做，你做的话就自己去分发。假如你是件工的，不需要找人监管，但太琐碎的工作，就要按时间来算。因为怎么算件工呢？比如说泡杯咖啡，打一封信，或者接个电话，如果逐件订价的话，还不如用时间来算。但以时间来算的话，做得散漫是常见的。你如果按件数算，他又会变快，但可能质量就粗制滥造。
也就是说你把付钱的方式改变，他（做事）的变化就不一样，而监管的方法也很多。
你现在回到公司的情况，什么叫做“公司替代市场”？没有替代市场，只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以时间合约替代件工合约，或者是件工合约替代了市场中间人的合约，全部都是可以代替的，为什么会有替代呢，就是因为要减低交易费用。
所以最近我对新劳动法批评很厉害，就是因为新法限制了合约的选择，假如不改的话，经济是没有办法发展下去的。哪有这样的法律设计，完全都没有经过大脑的。就象是美国，美国早就说件工不合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最低工资够高，工人一看按件工做还赶不上最低工资收入，那就说件工不合法。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最低工资够高的话，件工也会变成不合法的。
来看中国的情况，在90年代后期，通缩得很厉害，但失业率很低，为什么很低呢？因为合约选择自由。美国30年代经历的经济大萧条，不是课本上所指的货币政策失误那么简单，而是因为那时最低工资很高，然后福利制度很多，件工又是非法的，结果搞得经济大萧条，失业率最高达到30%。
假如90年代后期，中国有这些制度存在，那么至少有15%到20%的失业率，但是当年只有4%，就是因为合约选择够多。不适应市场的（工资）合约，它会自动调低的。老板接个订单回来，我要做这种玩具，做多少件，把模板做出来，对工人说，公司就是要赚这么多，我的厂房、折旧等成本至少要多少，其他的你们怎么算就怎么算。那些工人不是不讲道理的，他知道你赚的就是这么多，自己的工资应该是多高。
所以这方面带出来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产品？什么叫做一件产品？有些你以件工来算，一个产品里要分几十个部份，三四十件，缝一件衣服要几十个步骤。如果以时工计算，可能做好一件衬衫就是一件产品。那么对一件产品，你首先要知道公司的形成，定价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你才知道产品市场。
所以象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很有名的，很多人都奉信的。但是我说，在瓦尔拉斯的理论里，产品的种类有N种那么多的话，那相对价格就是N-1，你们都知道这个理论。但是瓦尔拉斯又说，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如果交易费用是零的话，你怎么可能知道N是什么东西呢？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一开头就错，结果全盘皆错。书上的方程式再怎么好看都没有用。
你不知道交易费用，就决定不了N，决定不了N怎么推出后边的东西来呢？所以这是一个笑话。在课本里就有很多这种笑话。
课本里说的公司里论，就是所谓的产出理论形成的成本曲线，这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现在回到最基本的问题，课本里说有一个产品市场，有一个生产要素市场，任何书都是这么说的。我读本科的时候，就搞不清楚怎么分别它们，老师们都以为我发神经。等我到了研究生的时候，我更分不出来，假如你看过我那篇《公司的合约本质》，（就知道）怎么分哪？在件工上边的问题，我就是不用工资制来看，我说的那个擦鞋的例子，我重复说那个擦鞋的例子。
我做老板，给他（擦鞋小孩）五块钱，然后擦鞋的我每人收一块钱。这里并没有两种市场，而是同一个市场，只是两种合约而已。
所以我看科斯讲产品市场被公司替代，我看来看去都不明白，所以很多人以为科斯这个说法是没用的，其实是有用的。我到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答案的呢？是在1975年，我正好在那儿擦鞋。我坐在一只木箱上，跟小孩讲好价，两块钱擦一对鞋，这个小孩就开始擦我的右脚，但过了一会儿，又有个小孩来擦我的左脚，我说怎么给钱呀？那小孩说，一人给一块，那没问题。
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个小孩互不相识，合作得又这么默契，我当时就意识到，这就是科斯所说的产品市场。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交易费用够低。如果我不是穿一双鞋，而是穿一只鞋，一只靴子，这个市场就不能成立。可能那样中间人一想，还是付时间工资算了。
这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现实。我当时就意识到，这（种合作）就是科斯所说的市场，而其他的任何合约都叫做公司。
但科斯跟我又有不同的地方，我在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做蜜蜂的研究，我说现在一个果园的主人请养蜂的人在授粉，那到底是一间公司还是两间公司呢？他不能解释。现在他同意我的看法，公司是分不开的，你们说是一间公司还是两间公司？在债务方面当然可以分开，但是在产出方面怎么分呢？
我是问过果园的主人，也问过养蜂人，如果你把蜜蜂一箱箱租给我，租两个星期，你收租金。很多人认为这是两间公司。但如果我请你来，付你工资，很多人就认为是一间公司。有什么理由？为什么合约变一变就能改变公司的数量？假如我是跟你分帐，那又怎么算呢？
这种公司是没有办法分得开的，就象商场里边，每一个商场里边都有几十家公司，所有的收据都用一家商场的名字，那是不容易分的。
在中国的情况更不容易分，现在工业是物以类聚，供应都一起发生。我接个订单来做，然后打个电话分给另一家工厂做，这是很便捷的事。比如说一家鞋厂经营出问题的时候，一连串的支持工厂都会出问题的。那怎么算，你怎么计算一个公司的边界到哪儿中止？是界定不到的。
所以公司的问题，就是合约性质改变不同。可能用时间来计，可能是分账，可能是分红，总有各种办法，可能是承包，种种办法。
有兴趣而重要的问题，就是合约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安排。这才是重要的。
为什么会有不同合约？不同合约带来的效果会怎样，这是很重要而有趣的经济话题。至于公司是不是能够分开，并不重要。不同市场其实并不是市场不同，只是合约安排不同。
这么多年的经验，是有选择的问题。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而不同的交易费用，才会导致不同的合约选择。
以时间工资，或者不是以件来计的（合约），科斯认为不是市场，其实还是市场，只是换了一种合约。这种合约的选择，就是为了要减低交易费用。
所以北京的朋友们搞新劳动法，完全不理解，你要“劫富济贫”，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做，不要阻止合约的选择。你要找些人开刀，首先要让他们有钱再开刀，不要那么蠢。经济不发展怎么开刀呢？这就是对经济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以前的课本都搞不清楚，说这边是产品市场，那边是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同一个市场。
其他问题我想讲一讲，公司的理论讲几个小时都没问题，这里只是大概讲讲。下边我要讲我即将发表的文章。它是从公司理论开始，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这从本质上就是公司理论的一个变化，是科斯叫我写的。他对这篇文章很紧张，昨天才寄信给我，说要等我这篇文章出来再谈。
中国的制度是很神奇的。在新劳动法出台之前，中国的制度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制度，我认为是人类最好的制度。如果不是这么好，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这么快，发神经一样的快。你看看北京、上海、西安、洛阳、郑州，你们问问父母以前是怎么样的，真的好象发了神经一样。29年了，直线上升。很多人批评，说中国贪污，权力斗争，几十样。但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都对他们有批评，我说你们不要告诉我中国做错了什么，我自己就能写本书出来，哪需要你们来告诉我。
你们要做的题目，不是说中国做错了哪些事，（这些事）满街人都知道。你要问的，是中国做对了什么？
这个经济奇迹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那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很多地方是不对的，满街都是不对的，你不用告诉我，我跟踪中国发展几十年，我的头脑是清楚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难道是因为他们贪污了所以才发展这么快？还是因为没有法制所以发展这么快？你不能说他是乱来一气就能做得这么好。就好象说一个傻子去跳高，他什么都不会跳的，所有专家都说他不会跳，姿势又难看，跳法又不对，没有一样是做对的，但是他一下跳了八尺高，世界纪录，那你就要问，他什么地方做对了？这就是我们对中国要问的。
所以中国的问题，也就是我解释的中国问题，不是说有贪污这些东西，有贪污的现象，难道我不知道吗？但是我身为经济学家，个人归个人的事，科学归科学的事，我就是要问做对了什么地方。
美国有一帮笨蛋，说中国是因为贪污才变好的，那这么多国家贪污又没见经济发展好的？印度贪污那么厉害。你再看朱容基90年代开始大手削减贪污，正值经济高涨，那你的贪污理论从哪儿来的？
中国创造奇迹真正的问题所在，还有半个小时讲这个问题，我为这个问题搞了三四年，终于找到答案了。让我休息两分钟，后边的内容你们要仔细听，要然不你们听不明白的，那是“中国的秘密”！
我原来的这篇文章，就是叫《中国的“达芬奇密码”》，科斯说这个题目不好，那我现在就改成《中国的经济制度》。
我的老师阿尔钦，他一直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一定有竞争，这种竞争一定是在一定制度下的竞争，等于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产权制度。
而今天我再发展一句，也就是比他多走了一大步。我的见解，就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下，在大家竞争，资源缺乏的情况下，（竞争）行为是一定要受到约束的。
如果行为不受约束的话，就会有租值消散的问题。约束行为的，与其说是产权制度，不如说是合约制度，任何合约都是约束行为的。
大致来说，私有产权（制度下），说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大家互相遵重，这是约束；第二种，就是论资排辈，在旧中国有行政级别，卫技多少级，你们都不知道的，行政多少级，很多级别的，那也是一种约束竞争的机制。
中国的改革是很困难的改革，它的关键就在于要从过去以等级排列权利的制度，转变到以资产排列权利的制度，也就是现在的制度。
现在大致是以资产排列权利的制度，以前人人都是无产阶级，既然都是无产阶级，那就资产平等，但资产平等了，人的权利还是不平等，那怎么区别？所以当时是以等级特权来排列权利的。
所以中国的改革，是要从等级特权排列，转到资产权利排列。比如说一幢房子，你投资在里边，那（处置）房子的权利就是你的，这是约束机制，也是竞争行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一种按等级排列制度下的房子的话，（低等级的人）几乎是没有权利的，怎么转过去呢？
很多细节，现在我先不说，大致上是经过承包合约转过去的。我当年曾经建议，在1985年的时候，我建议把所有权跟使用权分离，所有权可以是国家的，使用权交给个人，而这种承包合约，就是将使用权交给个人。
我有能力，你将公司的使用权交给我，承包给我，就是承包责任制。这个承包责任制是从公司转变出来的，所谓的大包干。我在香港大学的时候，有个同事叫蔡进华（音），在做这方面的资料研究，分析得很细致的，从人民公社开始搜集资料，一直搜集到1998年，承包合约转变是怎么转变的。
我当时要他把资料给我看看，他很阔气的，把所有资料全部给我，我一个星期之内写篇论文，叫做《从大锅饭到大包干》，一直跟下来。所以我对承包责任制是很清楚的，从人民公社一直跟下来，层层转下去。
农业开始出现（承包合约），而工业有了进步。我是1985年开始研究工业问题，那时深圳派了三个人给我。所以我说中国是没有秘密的，你说中国有什么秘密，我不相信，起码对我没有秘密，我要所有的承包资料，要什么给我什么，那是在1985年。
但我那时做不出来，因为转变得太快。其中在工业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产会贬值，它不象农业那么简单，工业资产会贬值。政府跟承包工厂方面，经常吵架，怎么样再投资，怎么样承包，都是一步一步走，那时候就吵得很厉害。
到了1986年的时候，北京首钢请我去研究他们的承包合约，我也算满伟大的，就住在工厂宿舍里边，厕所和洗手间全是黑的，我是卧薪尝胆，在参加讨论的时候，我发言，就叫他们两权分离。我说不要管其他的，就两权分离吧。
讲了以后，到2002年，十六年后我去中央党校演讲，当时的商学院院长来接机，他说你当年（在首钢）做报告的时候，我也在下边听，你讲完之后，就有领导上来讲，说你们根本不要相信张五常说的东西。
那位院长说，十六年前你讲话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十六年后中国会有今天的发展。那些老一辈的，对中国改革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工业的承包基本上是失败的，到了后来，到90年代后期，那些亏钱的工业（企业），基本都卖给民营了，然后因为地价上升有了钱，就有钱付给工人。其他那些赚钱的工业，政府说我要保护的，但是从1983年开始，83、84年左右，工业上就出现了层层承包的现象。也就是香港所说的“判上判”。你接了单不做，交给另外一个人，他又把它分包出去，可以派很多层。
神奇的开手是在80年代后期，北京将工业上的层层承包合约，层层责任制，在工业上用是失败的；农业用成功了，但农业没有层层承包。
（北京将这种承包制度）用到地区制度上去了，就变成地区的层层承包合约。那么这种合约一共有多少层呢？第一层是整个国家，北京话事；第二层是省；第三层是市；第四层是县；第五层是镇；第六层是村；第七层是户。总共七层，层层承包制就搬到地区去使用。
（这种制度）你到地区去问是问不到的，如果他告诉你这是国家机密的话，那是糊弄你。因为我中国有很多朋友，我的朋友说中国是没有秘密的。
如果你看那些政府文件，你是不会知道这是从以前的层层承包制变出来的。（这种承包制度）上下相连，一层层承包；左右不连，所以左右就产生了竞争的情况。哪一个层面是竞争得最厉害的呢？县与县之间。
中国经济的权力，最高权力在北京。但发展最快的、最具经济实权的，不是北京，也不是省、市、镇、村、户，就是在县里。中国大概有2800多个县，都处于不同水平。
为什么县有这么大的权力呢？因为土地使用的决定权是在县里，土地怎么使用是由县来话事的。既不是省、市，也不是北京话事的。北京只是偶尔给些指导，颁布一些法令管制。
在我的那篇文章里就提到，北京完全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他们做对了，却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搞的其实是一种企业制度。
他们搞的地区承包制度，是由县来决定土地使用权的。那在政治层面上，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制度呢？80年代开始推广的承包制度，不是指农业，实际上是指地区承包下去。全国有334个市，2860个县，这些县大部份叫县，有的不叫县，但也是县的性质。谁有土地使用的决定权，经济决定权就在谁的手里。
这些县跟市之间是联系起来的，但县跟县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于是就形成了地区竞争，大家都去抢生意。我是1997年去参观昆山的时候，就感到竞争的激烈了。我是怎么感受到竞争的激烈呢？你们不知道中国地区之间的竞争激烈是很少见的，苏州抢到一个大客户，福州马上就派美女去了。你们看过有的县举行选美比赛，选出来的美女就负责去招商和公关，还被全国骂，其实他是很委屈的。
有的县30万人的规模，有600到800个人在外边招商拉投资，他给你一块地，让你到他那儿去开工厂，去投资。都是很清楚的，做生意要牌照，他派人帮你去办，你不喜欢市区肮脏，他帮你建个池塘在那里。他们都拼命去找生意，权利界定清楚，他们就去竞争。
这种竞争的利益是什么呢？他们的增值税是全国划一的，但是增值税不是资产增值，而是生产成本增值，大概全国都是17%。
工厂产出的17%是增值税，而县收了这17%以后，要上缴75%，自己收25%。县在增值税上有4.5%的收入，这是县的。
而在土地收入上，这就不是固定的了，在一些地方卖土地给工厂后，县里占（卖地收入）的75%，而在拉投资客的时候，又会再分。长沙的客多，我这里客少，许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假如增值税多的时候，你看很多坐飞机招商的客户消费，很坦白的。而如果环境不够好的，北京就会多帮一点。县里会派很多人四处去招商，发展竞争很激烈的。
县在这种招商开发的过程中，先要从农民那里把地征上来，然后招商开发工业，然后就抽税。这种开发的成本不低的，有很多地方很难做，因为他收地的补偿相当高。我算过大概补偿费用，是农地所值的三至五倍，所以农民也愿意跟政府达成协议。但是政府中的人有些在其中抽钱（贪污）是有的，还有的欠钱不发的。
县里把土地收回来，他要把土地改进，要水、电、气、电话、马路、街灯等等，政府的成本大概每亩要投入6万元，这算是便宜的。现在国内一个普通的工业园区，厂区里铺的水泥比美国的工业园区的水泥（品质）还要高。街灯、绿化也比美国要高。而其中高级的，象苏州工业园，那是全世界最好的。
因为县是要做生意的，他要算这笔账，如果他投资亏了钱，那什么都没得做，相当于白投资，所以他们一定要研究怎样发展工业。
其中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挠了我很长时间。他抽的是税，抽17%的增值税，那这究竟是算税还是算租呢？
我认为应该是算作租的。在中国古时候，跟欧洲古时候是一样的。但是中国抽这17%是租而不是税，它主要就是不管你工厂赚不赚钱都要给我17%，只要你开工就得给我，这其实是租金的概念。
所以实际情形是，你生产投资的钱就相当于地价，然后你生产租金要付，但这个定义困挠了我很长时间。因为如果这17%是生产租金，那不就相当于分成，那（整个制度）不就相当于佃农制度？
佃农理论我是专家，写过很多理论，但是我知道，有效率的佃农制度，它的分成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块土地，不同地点的分成是不一样的。以前我做佃农理论时，就知道他们是允许分成不同的。因为不同土地的收入效果不同，分成也不会一样。
但这个问题，中国的增值税是全国划一的17%，没有改变，这就有问题了。如果这是租而不是税的话，为什么不能改变呢？如果不能改变（效率就不可能提高），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个月，突然间我想到昔日研究台湾佃农经济时一个注脚曾经说过，如果是租值不变，那效率就低很多，但是如果地主可以自由提供资金，也能产生有效率的效果。我想到这个注脚，马上把它翻出来，我也曾经分析个这个注脚，指出过它的分析有不对的地方。
然后我就找县里边的朋友，问他们对来投资的工厂会给什么好处，当时的回答是很明显的，地价本来是3万元一亩，可以跌到零，甚至是负值，每个地方不一样。他说如果你的投资大，发展有前途，我不但不收地价，还可以把收了的增值税退回给你。
那你的地价如果跌到负值的话，虽然增值税17%还是全国不变，而各个地区给的回扣都不一样（相当于可变分成），我突然之间就看清楚了整个中国租值的问题。
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超市，在中国的大商场和购物中心，全世界差不多都是如此，是一个老板，把摊位租出去，每个人的租金都不一样，有的便宜，有的很贵。生意好的就收得便宜些，有的甚至商场还替你装修，收了租金以后，商场老板再加一个百分比（的分成）上去，有这种情况。
固定租金加一个分成收入，这种购物商场的形式，跟县的形式就差不多。中国2860个县，就等于有2860个这种商场。都是卖同样的东西，竞争是很多的，县是要交钱给上边，交钱给市，市交给省，省交给中央，于是这种竞争压力就比商场跟商场之间的竞争更大。因为上边收了75%的部份，如果下边不竞争的话，他们怎么收得到钱？所以下边的竞争越激烈，上边的收入越多，所以上边不仅是允许竞争，而且要强逼你竞争，监管你要竞争。
所以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是有点难以置信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他是全民所有，但把使用权下放，使用权给你之后，承包合约上说得很清楚的，使用权给你，但你要达到我的要求。
你卖一幅地，就要做到让地价上升，你拿了地的使用权，就要用好这块地。在90年代后期，物价跌得很厉害，地价也跌得很厉害，很多人投资就是买了块地，什么也不做，以为可以得益，其实都是没用的。
从2000年开始通胀上升，地价也上升，那些县就纷纷收回那些地，很多投资者叫救命。到2003年开始，竞争白热化，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快得不得了，大家都要斗快，因为它有竞争。
这种承包跟外界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外面的世界，只要做生意，就要界定产权，这个产权是你的，做不做都是你的了。你成立一个公司，再签合约也是如此。中国不是这样的，你签了承包合约后，我给一块地你，你做这些工业，如果你不做或者做不好，他就再请人，再签合约，中国就是这一招。承包合约上说得很清楚你要做什么，你如果不做，我地就不给你，整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上下相连，左右不连，经济就搞起来了，这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的原因。
这种发展模式让我学到一样东西，那就是私有产权无疑是有利于发展，但有了私有产权，有了钱，有了地，你的合约安排怎样，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今天到此为止。

      (续)

      局限的选择   第四讲
（经济学的重大事件大都发生在带8的年头），1848年发生两件大事，一是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二是密尔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密尔在历史上公认是最聪明的，但那时我还没生出来。
他在书里提到一个例子，后来变成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那就是灯塔的例子。
第一个问题，灯塔是私人出资造的，帮助海上船只不会触礁。但是怎么收费呢？密尔的结论是，灯塔不应该由私人投资建造，因为它对社会有贡献，协助航海，而又收不到钱，所以应该由政府来建造；
第二个问题，就是后来萨缪尔森讲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他说既然灯塔存在，服务多一条船的边际成本是零，所以收费应该是零，因为边际成本是零。那就多了一个问题，灯塔有收费的困难。但萨缪尔森说，即使能够收费也不应该收，因为灯塔服务的边际成本是零。
后来吵到今天，我们来说他这个问题。说到这个部份，对社会的贡献，社会的利益与私人利益是有分歧的。我收不到钱，你们受益，就变成了以后社会成本跟私人成本的分歧，是个大话题。
到了1920年，剑桥经济学家庇古，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福利经济学》，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最简明的，我认为他一生最大贡献就是这个例子。他说两条路都是从城市A到城市B，一条路很好，但很窄；另一条路很宽，但是没有铺好，很难走。
两条路让人选，人人都会选好路，但那条路（因此而）塞车，走不动。走不动的时候政府要立法让别人走另外一条路，效果怎样呢？首先走坏路的人没有损失，因为好路塞得走不通了，比如原来好路半小时走到，坏路1小时走到，现在好路塞车，走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那人们就选择走坏路了。
政府说，那就抽税吧，对走好路的车抽税，使其中一部份改走坏路。因为用好路的人赚了，没那么塞车的时候，他就相当于赚了钱。而走坏路的人也没亏，因为在好路塞车也要一个小时，所以他们也没有损失。
庇古于是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有分歧，这个例子证明应该由政府来抽税。这是1921年的事，到了1924年，四年之后，芝加哥大学的奈特教授写了篇很重要的文章，那是非常重要的。
但奈特这篇文章的代价是很大的，因为他的思想正确，但是文字难明，结果很少人理解。奈特说这两个例子里，庇古是对的，完全对的。但这并不表示市场的做法行不通，因此需要政府干预。而是因为这两条路是没有业主，因此也没有人收钱。
如果好路有业主，他就会收钱，收的钱也相当于政府抽税，使有些人因此改走坏路。所以他说这个社会成本跟私人成本有分离，只是因为公路没有私有产权而带来的问题。
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科斯定律”，但是奈特的分析不够清楚，我看了好几次才明白，所以就变得（没人知道了）。说起来奈特不拿诺贝尔奖是没有道理的，他的五个学生都拿了诺贝尔奖，他自己怎么拿不到呢？
所以他这篇文章就应该拿诺贝尔奖，他的分析是很精辟的，牵涉到很广泛的问题，但是很难读。我在1967、68年的时候见过他本人几次，亲自感谢他的文章。但是他在诺贝尔奖颁发5年后就去世了，所以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奈特写了这篇文章批评庇古的例子，但是庇古没有回应，只是在他的《福利经济学》再版的时候，从书里删掉了这个例子。如果他当年回应，双方争辩起来的话，经济学的发展会好很多。但是他（庇古）逃避现实，所以社会成本问题也因此一直推延下去。
在庇古的书里边，还有其他例子，只是没有两条路的这样含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工厂污染的例子，一家工厂烟夕排出的煤烟污染了邻居，这家工厂不理邻居的损失，只考虑自己生产的成本。那么在当时的看法，因为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这个例子虽然在书里只有一句话，却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当年他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比如种田，铁路经过的稻田，因为火车煤烟对两边农作物有损害，也是私人成本跟社会成本分离，因为火车的成本并不止运营成本，还要加上对农田的损害。
1969年我的老师阿尔钦和斯蒂格勒去日本玩，在火车上看到两旁的农田，就问列车员火车两旁的农地卖得是不是便宜一些？因为受到火车损害。
但列车员回答说不是的，他说在火车两边的农地值钱一些，因为火车吓走了田里的飞鸟，因此农田更贵一些。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笑话，是斯蒂格勒亲口告诉我的，后来到科斯退休的时候，斯蒂格勒去致辞，他讲笑话在经济学家中是很有名的。他上去正要讲时，突然大叫一声张五常，原来他看到我，然后走到我的坐位边上问我，几年前我跟你说的那个火车例子是什么例子？因为他自己也不记得了，我跟他说飞鸟飞鸟，他一下想起来，回去继续演讲，说感谢张五常提醒我这个故事。
到了50年代，经济发展理论盛行，你们现在去翻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经济学报，几乎都是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理论的一大流派，就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话题。也就是外部效应的话题，英文叫externality，就是讲一家公司怎么可以增加外部利益，减少外部损害的投资。所谓外部，就是收不到钱，或者不需要赔偿的那些。
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大概在1952、53年左右，讲蜜蜂在果园里采蜜，而养蜂的人是不需要付钱给果园主人的，这就是外部效应的问题。而蜜蜂去采花蜜的时候，也传播了花粉，对果园是有利的，而果园主人也没有付钱给养蜂者，又是一个外部效应的问题。
很出名的例子，我在1973年发表《蜜蜂的神话》，有的人译作《蜜蜂的寓言》，那篇文章里就说，都是收钱的。你的蜜蜂去果园采蜜要收钱，而蜜蜂帮助传播花粉，人家也要给你钱。所以市场存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没有发现。
所以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个外部效应的问题，所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争论得很厉害，是个大话题。
科斯对这些争论并不熟悉，因为他没读过这些文章。他是1911年出生，18、9岁大学毕业，毕业得太早，要等时间，拿了奖学金就到芝加哥大学偷听奈特的课，听了两三堂课，他觉得奈特讲得不对，就写了篇文章，《公司的本质》。1930、31年写的，后来到1937年才发表。这篇文章没有引起注意，后来到我1966年的文章（《佃农理论》）里，说我的思想是从科斯第一篇文章来的，所以他的那篇文章又比较出名了。
关于公司的问题，我在下一堂课会讲。科斯后来到了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早年他的研究方向是专利问题，我认为他在那方面做得很好。他是研究传播的专利，比如邮政局送信的专利，还有英国广播电台（BBC）的专利，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这个，都很好。
科斯这个人很怪的，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但对于他知道的东西，他就知道得很多。研究得很深入，调查很仔细。慢腾腾的英国绅士。他想去美国做工，在50年代不行，想在美国工作没有博士学位不行。于是他拿了几篇文章去申请名誉博士学位，他有些文章已经很有名了，当然没有问题。
他先在美国的水牛城大学当助教，后来转到维吉尼亚大学。1958年芝加哥大学，弗里德曼的太太的哥哥，也就是他的大舅子戴维德，他有个学士头衔，是哲学的，没有念过经济学。但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学院里教经济，他不写文章，但是教书，一辈子可能就写过两三张纸。但他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重要元老，人人都知道他厉害，但他却没有发表文章。校长也知道他厉害，就跟他说，你没事做不如搞个学报吧，他不好意思推辞就做了学报编辑。
那个学报叫《法律经济学报》，一年出一本，很薄，只印4、500本，由他做编辑。他也无所谓，因为戴维德深信，大学学报如果没有饱学之士就不应该存在。所以他无关痛痒，有好文章就登，没有好的就不登。但是他1958年第一期学报出版的时候，篇篇都好，一条方程式都没有，篇篇都好！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是1962年注意到这个学报，几乎是要抢购。那时候一块钱一本，一直抢到几十块钱一本。
当时科斯在维吉尼亚教书，看到了这份学报，惊为天才之作，就在1958年寄了一篇文章给戴维德，戴维德一看，也惊为天文，但给他芝加哥的同事看，个个都说错，要作者修改。
但科斯死也不肯改，戴维德说不改不行，但科斯还是死都不改。结果戴维德就说发表可以，但你要来芝加哥大学做一次报告，解释这篇文章。科斯说演讲就算了，你可以找几个行内的朋友，大家一起谈谈。
这就是后来在1960年，经济学历史上最震憾人心的辩论。科斯1959年发表这篇文章，人人都说错，但戴维德就把文章排在学报的第一位。这就是那篇著名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是过去100年以来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而在1960年那一年，人人都说它是错的。
有的时候人是有运气的，因为科斯是做专利研究，他是研究传播专利的。所以他到美国继续研究这个传播专利，而传播在英国是受政府管制的，而在美国则不受政府管制。所以他就追溯历史，美国传播行业这么庞大的一个管制机构，它的权力是从哪儿来的。
所以科斯就去追查传播委员会的权力是怎么来的，结果他发现，原来是当年波士顿附近的渔船出海，每只渔船都用无线电跟岸上联系。但是海上有很多船，音波频率是一样的时候，大家就会互相干扰，有时小孩乱发天气预告（所以才出现了委员会管制）。
科斯就说，为什么要管制频率呢，你把音波频率拿来买卖多好？只要权利界定得清楚，谁要买谁要租，产权属于谁清楚（就不用管制）。而现在这种混乱的情况，就是因为权利界定不清楚。
接着他又举了个例子，说这块地是我的，我在地里种玉米，你把汽车停在地里，当然损害了我。如果这块土地是我的，我有权种玉米，你可以停车，但要给我钱。
但科斯反过来又问，这块地是我的，我有权不让你停车，那就损害了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有在这块地上的停车权，你有权停车，那我就要付给你钱，请你不要在这里停车。科斯就说，权利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界定清楚。
如果你没有停车权（而又想停车），那你可以给我钱；而如果你有停车权（我又不想让你停），那我就给你钱让你不要停。他在文章里就说到这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科斯定律。
这句话没有人注意到，直到我后来写英文论文时指出来。但是这么浅的问题，芝加哥大学的大师们不同意，他说我开家工厂污染邻居，不是我要补偿邻居，而是邻居要补偿给我（让我不要排污）。你把车停在我的地里，不用给我钱，我反而要付钱给你，这一点他们怎样都不同意。
但是停车的例子，科斯知道联邦传播委员会那个音频的互相干扰的代价，只要权利界定清楚，就可以通过市场成交。他认为这跟玉米地的例子没什么不同，不一定是停车的要补偿种地的，有可能是种地的要补偿停车的。
科斯是很幸运的，你说工厂污染邻居，工厂是坏人，邻居是无辜；在种地与停车例子里，停车的是坏人，种玉米的人无辜。所以不管怎样都无法理解无辜者为什么要补偿坏人。
而在科斯的例子里是没有好人坏人的，我干扰你，你也干扰我，你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正因为如此，他在做这个案例分析的时候，就无需做任何价值判断。然后再把这个例子延伸到停车和工厂污染的例子里，顺理成章。
后来在1960年的春天，这是最有名的了，科斯到了芝加哥，在弗里德曼家吃晚饭。戴维德请了当时最厉害的经济学家到家里跟科斯辩论。连科斯在内总共11个人。科斯先说，他说假如工厂污染环境，你们认为邻居应不应该向工厂索赔？大家都说应该，科斯说我不这样认为，大家就吵起来了。
吵了两个小时，在参加的十个人里，我问了八个人，那天晚上的辩论轰动了整个芝加哥经济学界。科斯说他死都不认错，辩了一段后弗里德曼站了起来，把每个人都批评了一顿，每个人都错了，只有科斯还站在那里。
我记得其中有人告诉我，当晚离开时已经是深夜，但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刚刚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庄逊当时在英国，他是芝加哥很有名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拍了一封电报给芝加哥大学，说恭喜一位英国人再次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科斯的经济学观点相当于再次发现了新大陆。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中所有的外部效应，所有的社会成本问题，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而这个发现）对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重要，当时我写文章，1979年写的，向北京的朋友解释市场的运作的时候，你只要提到私有产权，北京当年不能接受“私”字的，（在中国文化里）私相授受，谋取私利，夹带私货，没有一样是好的。
但是当我拿出科斯的观点时，说（市场运作的前提是）权利界定要清楚，北京的朋友接受了。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完全接受这个“私”字的。私营还叫民营。但是他们接受权利界定。
我带弗里德曼1988年的时候见赵总书记，他讲解给弗里德曼听，为什么权利界定那么重要，其实是从我这里学过去的，我又是从科斯那里搬过来的。
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产品，包装不同。所以中国有今天。权利界定清楚，其实就是私有产权。当年我从阿尔钦那里学的，学产权问题，谁不知道私有产权重要？但讲不出来什么样才叫私有产权。
你可以说这所房子是我的，你不能进来，但为什么我不能进来，讲来讲去讲不清楚。而科斯用音波的例子，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们并不是那么蠢的，之前也研究过很多，把英国的产权法例看了无数，但就差那么一点，没得说了。
在听过那晚辩论的很多人说，因为弗里德曼驳倒了在场的所有人，因此以为科斯定律是弗里德曼想出来的。但是我亲自问科斯，其实弗里德曼有多大贡献？他说，弗里德曼讲得那么清楚，他一讲完，我就知道自己肯定对了。
这是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自己那时候居然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所以我就对科斯说，你1960年春天才参加辩论，但你在1959年的文章里，已经清楚写明了，权利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你自己早就写明了。
所以科斯就很感激我，到1991年科斯拿诺贝尔奖。瑞典邀请我一起去参加，我还花了8000块钱做了套礼服，很贵的。我对瑞典当局说得很清楚，我说我花了8000块买礼服，我可不打算只穿一次的。
科斯在读他的演讲辞的时候，弗里德曼当时就坐我旁边，他把我当成小弟弟。后来典礼官来说，科斯要进来了，你去迎接一下他吧。那时会场里灯都不亮的，很厉害的。我们就去迎接科斯，大家当然都很开心，弗里德曼走出来说，你们快回去坐，有人要坐你的位置，因为很多人喜欢坐在他的旁边。
那我就回到位置去坐，科斯慢慢走上讲台，我指着他问弗里德曼，说Jewson，你真心的说一句，这个人值不值得拿诺贝尔奖？他说他呀，好多年前就应该拿了。
所以在这些经历之中，我知道科斯定律是科斯的，不是弗里德曼的。但是我认为有点遗憾的，我没有跟科斯说这件事，我个人觉得他1960年的那篇文章，应该提到奈特，提到1924年两条公路的问题。在那个例子里，奈特说得很清楚，如果有私产的存在，就不会出现（管制）问题，自然会有人收钱。
当然科斯的解释清楚很多，但是私有产权的功能，在奈特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点应该提一下。如果是我的话会提一下，但科斯没有提，在1959年的文章里没有提，1960年的文章里也没有提，我觉得这是有些瑕疵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社会成本问题上来，在1960年科斯参加辩论后回到弗吉尼亚大学，回去后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是20世纪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你们可以在英文推荐读物里看到。我建议你们把英文原文好好读一遍。
很多人讲科斯定律都引用这篇文章，但他们只不过是引前边的五页，所以大家都以为科斯定律就是文章前边的五、六页。但真功夫其实在后边，因为他作为英国绅士，真的是博学多才。看了很多的企业，在写文章的时候，因为担心赶不上戴维德的学报发表，所以就一节节的寄去，写一节寄一节。所以看起来好象很多篇文章接起来，没有一气呵成的感受。
科斯后来才知道，他说他以为戴维德在等他的文章，所以一节节的寄去。但对于戴维德来说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戴维德后来说，如果科斯的文章十年才能写完，学报就等十年再出。因为当时是有稿费的，现在没有稿费了。我问戴维德你给科斯多少稿费？他说因为公司有规定，如果没有规定我就把全部的钱都给他了。
60年的那篇文章，你们看到前边六、七页后，就有一句话，科斯定律就在里边了。他就开始分析原因，博大湛深，我当年花了三年时间读它，三年时间，翻得纸都没了。后来写佃农理论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受他影响，结果文章一发表，有人看了就说哎呀，如果没有科斯的理论你哪能想到这里呀。我说是的，你是对的，因为我受他影响太深了而不觉得。
当年第一次见科斯的时候，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说我是张五常，他嗯了一声，我说我花了三年时间看你的这篇文章。他说你觉得文章是讲什么的？我说文章里主要讲的就是合约的局限条件，他马上跳了起来，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
这篇文章是要看的，当然不是说里边没有错。你们要学好英文，里边没有数学，没有经济理论，需求曲线也没有一条，就是讲。我当年看了三年，应该读的读物，读一百次也不算多。不应该读的东西，看一眼都算多了，读书就是这样子。
科斯在这篇文章里，提到养牛和种麦的例子。说一根栏杆，一边养牛一边种麦，如果不看好牛就会来吃麦子，怎么办？他说很简单，如果麦地是由种地的人所有，那牛过来吃麦子，牛的利益增加够多的话，那吃就吃了，牛主给钱（种麦子的）补偿就好了，一直吃到牛的增值与麦子的成本在边际上相等为止；
只要这些土地是由私人拥有的，那么栏杆就会移到牛吃麦子的边际利益，等于麦子的边际成本的线上，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这块麦地是麦主所有，牛来吃牛主要补偿，直至增值与损害边际相等；但如果牛是有权过来吃的，那麦主就要给钱养牛的，让牛不过来吃，也要给到麦子的边际损害跟牛的增值收益相等为止。
这个答案是很神奇的，科斯说不管吃麦子的权利属于谁，只要界定清楚，栏杆就一定会移到那个位置。所以说不管产权属于谁，只要权利界定清楚，资源的使用（效率）都会是一样的。这是科斯定律的第二个版本，也叫做“不变定律”。
科斯定律的第一个版本，之前已经说了，就是权力的清楚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第二定律），因为不管权利属于谁，达到的效果都是不变的。如果没有不变定律，就会有很多傻瓜去争论（资源利用的效率）。
当然，随着财富的变化，这些栏杆也会移动一点点，因为钱多的人来说，钱就不值钱了。因此并不是完全不变的，很多人就抓住这一点说科斯定律是错的。实际上科斯在写文章时，就已经假设了财富分配不同，不会再带来其他的效应。这是很简单，不言自明的假设，是很常用的。这种吹毛求疵的无聊事也是很多的。
但科斯定律是错的，他知道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他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这是错的。
很重要的思想，很重要的思维，但是错的。我知道它是错的也知道很久了，但是我没有写出来。1981年我写“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这篇文章时，我在里边就暗示科斯是错的。
错并不重要，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是错的，后来到我当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时才写出来，1997年我写了“交易的范畴”，就说明了科斯是错的。他没有回答我这点，他知道自己错了。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你对我的影响这么大，错了对我影响还是那么大，那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都说了很多次了，我说我有七八篇文章是可以传世三十年以上的，假如是可以交换的话，拿我这么多篇来交换科斯一篇我都愿意。用我这么多篇对的传世之作，换他一篇错的，我也愿意。
你要明白它是错在什么地方，就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在科斯1937年发表的文章，叫作“公司的本质”，或者公司的性质，它的要点我们一定要再强调一下，它的要点就是提出了交易费用的重要性。这在经济学上不是科斯第一个提出来的，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过去的经济学）他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但是他又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假设，就会造成困挠。那些方程式都乱了，你问他们方程式的假设是什么，他们也说不出来。
但是有人知道，只是它的重要性没有人理会，科斯在1937年那篇文章里，就指出交易费用很重要。而在1960年的这篇文章里，他在开头六、七页纸举种麦子的例子，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这是很清楚的。
而到了后边，他举的很多案子里，每一件都是讲交易费用。所以如果你只看开头几页，就不知道科斯其实很重视交易费用的。
那什么是交易费用呢？这是一大问题。在高速公路上，你请个女孩去收费，这就是交易费用。因为有了收费站，车速就会慢一些，所以这是交易费用；但因为有人收钱，所以没有人可以白闯（造成塞车），所以这个女孩的作用不止是交易，她同时也在保护价格，维护公路主人的利益。所以在收费行为里，一方面有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又有对价格的保护费用。
那交易费用怎么计算呢？你要想想，请个律师是不是交易费用？当然是啦。如果不骗人还需要律师干嘛。
那应该怎么区分？交易费用的增加在边际上看得到，比如在高速公路上收钱，他为了限制车进入，买把锁来把路锁上，（收费员）她的存在跟那个锁是一样的。给钱就开锁，不给就不开。怎么区分交易费用呢？根本没有区分。
所以我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也是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同意的，是逼不得已。在鲁滨逊一人世界不可以存在的费用，都是交易费用。
如果是鲁滨逊一人世界可以存在的，你可以想象到的那些，都不是交易费用。只有在他的世界里想象不到的费用，才是交易费用。在鲁滨逊一人世界里，是没有律师，也没有警察的，某些度量费用是要的，但有些度量费用没有。
所以只要一离开鲁滨逊的一人世界，多一个人，就会有竞争，有产权，维护产权就是交易费用。就象香港这个城市，90%的收入都是银行、律师、警察等等，多少个行业，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
在经济学上，一个人做跟合作是分不开的，这是个问题。科斯说假设交易费用是零，那就要先说明什么东西的交易费用是零。因为有交易费用存在不一定表示一定有交易，应该把它称为“社会费用”或者“制度费用”，没有社会就没有这些费用。一个人不是社会，要两个人才成为社会；一个人也没有制度的，要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才有。
所以多个人就出现了制度这一块，交易费用不一定要成交的。计划经济下资源分配，没什么交易，但交易费用很大的，要搞关系、走后门，排队轮购等等，都是交易费用。
政权斗争也是交易费用，年轻人拿本红皮书在那里背也是交易费用，怎么不是呢？那时上街买东西，双方都要先念几句，念错就要去坐牢的，这都是交易费用。你们太年轻了，不记得这些事情。
那时在街边吃碗面，也要拿个红本子念几句，这些读物的印刷量，比《圣经》还多。报刊杂志100%在封面都是毛主席语录，这都是交易费用，鲁滨逊的世界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这些问题科斯并没有回答我，他只是说只要权利设定清楚，市场自然会解决社会成本问题。我说市场做不到，因为如果没有交易费用，根本就不需要市场。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出现的。
我得到这个启示，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这个伟大启示。文革时的交易费用非常大，那时没有什么私产，计划供应的交易费用就很大，我（计划者）怎么知道每个人喜欢吃什么，然后再去指导生产？就算是派工作，其中的交易费用也很大的。
那时候是没有市场的，你们可以有专业生产，可以有任何的自由安排，只要分开工作就可以了。（专业生产）是可以不需要市场的。
而之所以出现分工，是因为交易费用高，我生产了分点给你，你生产的产品分点给我，于是就出现了交换。从过去有饭一起吃，变成你会骗我我会骗你，就变成（都）有饭吃了。市场有交易费用，有很高的交易费用，象律师费等等，但是我只能说市场的交易费用要比中央计划分配的交易费用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整个国民收入的交易费用减少一点，经济就急升，我在1981年就清楚地说，只要减一点点，经济就会升得很快。
过去这20多年来，中国经济升得很快，就是因为交易费用减少。再回到科斯定律，它假设交易费用是零，然后市场出现。但市场正是因为交易费用不是零才会出现，所以这个错误相当严重。
但从他的角度看世界是对的，他的角度相当好，所以对我的启发很大。
今天就到这里，下边提问题吧。

      (续)

    局限的选择     第三讲
下边要讲价格，这是在经济学上比较有趣的话题，但是一些英文课本里很少提到。
我把它分为三类，课本里边有两类。第一类叫做受价，price taking。传统来说，这是竞争下的价格，也就是说这条需求曲线不只有一个出售人，是平的，卖多少都可以。
每一个顾客的需求曲线都是向右下倾斜的，市场的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但是一个出售者只是市场的很少一部份，因此他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的。他没有什么选择，把价提高一点就没人要，而如果价格降低，就可以无止境地卖，因此他会觉得有个市价，他就照市价出售。
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完全竞争，它里边的分析是很勉强的，也没有什么智慧。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是黄金，比如说今天金价是多少钱一盎士，你没有理由去卖得比它（市价）高或低。你只能接受这个市场的定价，所以叫做受价。
我的老师提出price taking这个概念，现在大家都这么叫了。
离开这个所谓的完美的竞争市场，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就是向右下倾斜的，因此他可以把价钱定高，卖少一些；或都降低价格卖多一些。那你就要做出选择，东西是你的，你要去找一个（合适的）价格。
这一点我的老师称之为price searching，我翻译作觅价，因为所谓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不是你真的看得到那条线，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价格。
还有一种上次提到的垄断性的价格，市场每一个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都是向右下倾斜的，那么原则上垄断价格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开一个餐馆，你到什么地方去吃都可以，不是非在你这里吃不可，那么你减价就可以卖多一些。这是一般的行为。
你不要以为垄断行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所谓垄断就是市场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比如说邓丽君唱歌，她是垄断，她提高价钱，就少些人听；降低价格，就多些人听。
那你唱歌也是有垄断权的，只不过是没人听而已。每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垄断。那么就是说垄断的行为，其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成本曲线你们不要管他。
你唱歌难听，那你的需求曲线就在横轴下边，是负值。
我的老师说觅价的行为，当年他称为price searching，但是现在的书里不这么叫了，他们叫price making。这些人对市场缺乏认识，是有price making这回事，我翻译作造价，拍卖行做的就是造价。
我一个很出名的画家朋友拍卖画，拍卖前他就约了肯花150万元买画的朋友去出价，不是真价，是假的，只是举牌。他会通知许多朋友，比如张五常，替他在拍卖现场举牌。因为很多人从来没去过拍卖行，他又叫了几十人人去，结果到了拍卖的时候，一下子有几十个人举手，全部是150万，结果被人封了个“举手党”的绰号。
这就是造价，地产商卖房子也是造价，自己宣布已经买了多少层。香港有些地产商，用巴士运人去售楼现场，好象很隆重的样子。我一个朋友公司上市，不关他的事。上市的人叫很多老太婆去隔夜排队，40多块钱买回来，结果跌到2块钱。
有造价，有price making 这回事，但不是书上说的那样。书上说的实际上是price searching。
Price taking是没有趣味的，prcie making很少见，所以今天我主要讲price searching，也就是觅价的行为。
我可以随便找到很多情况，你们是很难解释的。它的有趣之处在于都是真实的情形，只是很怪而已。好象有些饭馆生意不好，他要招徕客人，就推出1块钱一只鸡，这是真的。但1块钱一只鸡显然是亏本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种行为就需要解释。
这种觅价的行为，我做了几十年研究，现在先讲讲这个玉器市场的问题，这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玉是在缅甸出产的，因为玉是独石，不是从矿里开出来的，而是一块块的。它都是包在一块块的石头里，从外表看不出里边的玉质怎样。里边的玉质好不好很难估计，你到香港市场上去买玉石原价，都是要议价的，但是他们不会先切开，而只是在石皮上开点水口。有时磨一块，有时磨两块，有时磨三几块，让你去猜。
商人在缅甸买原石回来的时候，一次买很多，然后在上边磨一些水口，就拿出去卖。买的人当然都是专家，在灯光底下看来看去，看得准的可靠性是很低的。有的人看得准一些，有的就没那么准。有的玉质好的，它里边会有一条绿色的筋。如果真是顶级的货色，一块能卖几百万。
你买的时候，无论是在市场里买，还是在拍卖行买，都是不切开的。他讨价还价不给外人知道，在一间房里有很多篮子，每个篮里有两三块石头。一张四方桌，1.5米乘1.5米，把篮子放在桌上，这时买家早都看过了。他请一个专家，专家拿个毛巾把手盖上，跟每个人在毛巾下握手，很快，每一次握手对方就在毛巾底下出价。专家可以把每个人的出价记住。
玉主躲在后边，专家握完手后，退回去跟玉主也握一下手，告诉他最高出价是多少。然后再回来，再握手，第二次他就会说高些高些，然后再跟卖主握手，再回来，通常要做三四次，如果玉主不满意，他就不卖，如果满意，一叫你的名字，你就一定要按照你报的价格买下玉石。
通常卖完石头后，大家会例行公事的去吃饭，见者有份，你不一定要买，只要来了就有人请客。有个数学家阿罗，也是经济学家，很出名的。非常小孩气，一直要我教他怎么在毛巾下握手谈价，因为他知道我知道。
你要研究怎么看玉石，从水口猜到里边是怎样的，能猜到四五成的人都要二十年以上的功夫。所以玉石市场的知识都是家传的，我们外人看不懂。
那为什么不切开呢？切开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
有人说切开会损伤里边的玉石，那可以磨开呀，把皮磨掉没什么关系，看中的机会也高很多。这个答案我做了三个月研究，其实很简单：那些人（这么做）是为了隐瞒信息。
我的家族研究某种玉，家传几十年的经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而我去参加拍卖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专家，我出多少价你都会跟着我，所以我要把手盖起来，不让你们知道我的出价。
所有人都要隐瞒信息，卖主开点水口给你看，他会选最好的部份，把最好的玉质那块磨开给你看。他是要由专家来指点在哪儿开水口的，这种专家很值钱，指一个地方要几万块钱的。
开完以后不好，就要再开第二个。如果一个水口开不好，那块石头的价格会跌百分之八九十。所以建议你开水口那个专家是很值钱的，如果他指点得好，你一开，那块石头可能价钱会上升好几倍。
所以卖主开水口，就是为了只把最好的那一点点给你看；买的那个当然也知道，因为是要买回去做手琢，还是做戒指面，都要不同的玉石，也是不同专家看的。
买的人知道他要开什么价，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价格上就会有分歧，导致价格没法谈。曾经有一个大陆来的朋友拿了块玉给我，他那块玉已经开了几十个口，看起来很漂亮，我带个专家过来，问他这块玉怎么样。他说你千万不要买，你块玉是不行的，结果我就没敢买。
还有一次，一年多前我到郑州看到一块玉，是一个戒面和一个挂件，两件都是好的。也就是说我认为是好的，我不是专家，但我在玉石市场也研究了几十年，那次我就赚钱了。因为我买回来给玉石专家看，他一看整个人跳起来。我买的时候那个挂件好象是十几万，那个戒面是8万元，但是这个专家一看就说，那个挂件三件也换不了一个这个戒面，所以很难看的。他是几十年经验，一拿上手就知道我这个8万块的戒面，应该值五六十万，因为他是看惯了的。
这些人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学了以后利用知识去赚钱，所以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他买回来切个口，只要有钱赚，他就不再多开了。所以这个市场竞争，并不一定会减低交易费用，在某种情况下是会增加交易费用的。
现在我再来谈谈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国内翻译成价格歧视不对，没什么可歧视的。
价格分歧是大题目，有的现象是不是价格分歧很难看出来，大家以为是，其实不是。价格分歧就是说同样的物品，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市场而以不同价格出售，这是好几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到鲁滨逊夫人就已成定局，接着是斯蒂格勒加以推广。
你们如果读过经济学本科就会知道，书上的解释是说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市场，它的需求弹性是不一样的。
这种分析任何课本都有，我不再讲了，这里只是谈谈问题。这种解释逻辑上是这样的，你的需求弹性不同，可能引起价格分歧。但你不需要解释，有更好的解释。
什么叫做价格分歧？斯蒂格勒曾经闹过一个很大笑话，这是真事。他思考敏捷是出了名的，智商爆棚，有一天他在课堂里讲课，他是价格分歧的专家。其实在美国，任何一个市场里的小孩子都比他厉害，但他是专家。
他在课堂上就说，不可能找到这样的物品，它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市场里是卖两种价钱的。他觉得自己很明白这个世界，结果课堂后边有个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举手，说就在外边的电影院里，同一场电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它的票价上就写明：成人2块5，学生1块5。这件事搞得斯蒂格勒很尴尬。
这个价格分歧不是那么容易的，在20多年前我在香港年宵市场，带着学生在街头卖桔子，后来我就写成《卖桔者言》，同样的桔子，在同一场地、同一时间，价格是不同的。有的不知道的人给高价，比如年三十晚上，时间转变很重要。某一个时间都很多人买，有时又很安静，过了12点很多人以为有便宜货买，又出来抢购。
我找了四个学生分开卖，每个人都说谎，教他们讲价，你开价怎么开，另外一个如果比你好你怎么讲，然后学生们分开各自为阵。我卖了两三年，第一年输精光，因为下大雨，桔子掉了很多；第二年刚赚到送朋友的桔树钱。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场地，价格可以从一百到三百块不同。我们无从考究那些买桔子的人需求弹性是怎样的，有的人不讲价，付了钱就走；有的会在市场里问一大圈再来找你。所以价格分歧很大，这不一定跟需求弹性有关。
很多情况人家以为是价格分歧，其实不是。你去吃晚饭，餐馆给张赠券，50块钱，一人一张。第一个人不见了那张赚券，他回来吃的时候就要多给50块钱，这是不是价格分歧？不是价格分歧。因为价格是相同的，你不见了是你的事。
我的老师阿尔钦说，信用卡是价格分歧，你刷卡他也刷卡，有的人到了期限才还钱，有的人过两天就还钱（因此利息不同），他说在利息上早还的人利息吃亏了，因此是价格分歧。其实这不是价格分歧，因为没有人逼你早还钱，大家都是那么多利息。
你买个苹果5块，他买个苹果也是5块。你买回来吃了十口，那每口的价格是5毛钱；另一个人买回来只吃了五口，每口价格是一块钱，是不是价格分歧？也不是价格分歧。因为大家都是5块钱买回来的。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这种错误是很普遍的，很多人以为捆绑销售是价格分歧。捆绑销售的理论是戴维德提出来的，我记得20年前，他问我对他的理论有什么看法。我说你对度量的解释是天才之笔，但是价格分歧是错的，他同意。戴维德很喜欢我的经济学，我的经济学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30年代IBM的电脑是很大的，它不卖的，只出租，他收月租，然后负责维修保养；那时的电脑资料也不是存在光盘上，而是存在纸卡上。（解释纸卡用法），30年代IBM租电脑的时候，一定要你买他的纸卡，否则就不租给你。
那些纸卡是谁都能做的，但电脑是IBM的专利。IBM就说租机器就一定要买他的纸卡，他的纸卡比其他供应商的要贵，这就引起一件很大的反托拉斯案。有人就告他将电脑的专利垄断权推到了纸卡上，而纸卡本来是没有垄断权的。
它被政府起诉，20年后才输掉这个官司。当时在芝加哥，戴维德认为，我也同意，把这个垄断权延伸到其他产品上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IBM为什么要指定买它的纸卡？当时芝加哥学派的解释就是价格分歧。
当时戴维德的解释是，你买他的纸卡，他才可以知道你使用电脑的频繁程度。你买得多我就知道机器用得多，买得少就知道你用得少。戴维德是指，IBM用纸卡销售量来度量机器使用的频密度，我认为这是天才之见。
但跟着他就错了，他说为什么要度量？是因为价格分歧。他的解释莫名其妙，他说你租一部机器他收你一个月租金，都是这么多钱。但是你用得多的时候，因为IBM的纸卡比外边贵，因此用得多的人相当于租金就高了，用得少的人租金就低一些，他说这是价格分歧。
这个解释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认为是错的。因为每个人租机器的租金是一样的；而买纸卡的价格也是一样的，没有分歧，只是加起来才有分歧。这就象吃苹果一样，吃5口和吃10口，不能算分歧。
IBM输了这场官司，如果他们请我做顾问就不会输了。我看他审判的过程，他的解释是这是为了保密。因为当时IBM的机器刚出来时，他们不给别人修理，只能自己修理，一是怕弄坏机器；二是怕别人知道机器的秘密。所以他要包维修。
但问题是，他维修时是卖一个固定价格的维修合约给用户。用得多的也是这么多钱，用得少的也是这么多钱。所以他要在卡在赚回一部份维修费，用得多的就多赚些，用得少的就少赚点。这就等于是一个维修的保证书，一张卡本来卖1毛，但我卖1毛5，那多出的5分钱就是维修费。
我不明白IBM为什么会突然间输了这么多钱，他为什么不在法庭上说出这个理由？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
这就是捆绑销售最有名的例子。在50年代有很多这类案例，比如说有的鞋子要系鞋带，鞋带洞的铁圈也是一种捆绑。
第二种捆绑，也是芝加哥发明的，所以说芝加哥学派出名很特别，你说它维护自由市场也不算突出，因为有其他学派比它更维护自由市场。唯一芝加哥学派的独到之处，就是捆绑销售理论都是从它来的。
第二种叫全线逼销，是很过瘾的。这也是戴维德先提出来的理论，他写了一篇文章，也是全盘错的。全线逼销在外边是看不到的，只有出厂商或批发商跟零售商之间有这种关系。
比如你开间大五金铺，你去批发钉子。钉子批发商跟你说，你光买钉子我不卖，除非你一起买铁丝。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一吨铁钉配两吨铁丝。这就是全线逼销。比如你去买照相机，相机铺老板说这个相机卖得很好，你要买可以，但得一起买多少个胶卷。
传统上对全线逼销（full-line forcing）解释就是榨取消费者盈余。芝加哥学派是这么解释的，就象会员费，你要（在俱乐部）买杯咖啡，就要先买卡，不买卡就不卖咖啡给你。这就榨取多些买咖啡者的消费者盈余。
这是错的。1975年我在香港一家商店里，他是卖名牌首饰的，卡地亚。它的打火机是很名贵的，真金的，很重。还有一个是银做的。一金一银要卖好几万块钱。
我坐在那儿时有人来投诉，说批发商不肯单独让他选卖金还是卖银，规定一定要两只一起买，否则就不卖。
我一听当场跳了起来，立刻就找到了全线逼销的解释。芝加哥学派不理解，全线逼销不是商店跟顾客之间的销售，而是批发商逼零售商一定要买一对。当时我突然就想起来，因为当时金价升得很快，所有的零售商都要进金打火机，没人买银的。
那批发商怎么办呢？因为打火机的价格本来就是我订的价，金的比银的贵。理想状态是有人买金的，也有人买银的。
但突然之间大家都要买金的，那他就知道金价上升，金的打火机要提价，但是涨多少价他不知道。如果他打电话问零售商，金的是不是很好卖，人家肯定会跟他说不好卖。他说我要涨价了，你进多少，回答的零售商就会说我都没钱赚了，你还涨价。
但批发商自己知道金的卖得快，没人要银的，而他一下又不知道金的应该提价提多少，银的该减价减多少，所以他就逼零售商捆绑进货，把金火机的价格拖下来。过段时间以后，他慢慢就会知道金银各卖多少（也就不用逼销了），所以这种全线逼销是不会持久的。
香港卖相机有个很热卖的镜头，突然零售商都要进这个镜头，批发商也不知道该涨多少价，就把它跟其他滞销货品捆绑在一起卖。
这种全线逼销永远是批发或生产商与零售之间的销售模式。零售商拿回两个打火机，他会把它们拆开卖，因为他跟顾客有直接的交易，他对价格变化掌握得更快。但批发商不知道，因为他不能跟顾客直接打交道，所以他就逼零售商一起买，让零售商到市场上去自己定价。
这样的情况，在50年代的香港，因为韩战、禁运，尼康相机比较稀缺，如果你去买尼康的时候，批发商就会要你买一顿其他的垃圾。
零售商对市价变化知道得比批发商或生产商都清楚，但他不会告诉他们，因为怕他们涨价。你不告诉我价格，我只好逼你，这就是全线逼销。这不是榨取消费者盈余，而是价格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这些价格的行为，例子可以举之不尽。市场的现象你要自己去看。过去曾经有人说张五常放弃学术，去卖古董赚钱。但你要知道市场的运作，当然要去那些信息费用高的地方。
最复杂的问题就是，1963年我向我的老师提出来的，35年以后我才找到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市场上有讨价还价的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想了几十年呢？因为垄断的产品（定价），缺乏学术价值。讨价还价的行为你们当然明白啦，但是中国人最清楚，外国人不清楚，外国人再厉害他们对讨价还价的行为了解还是很少。
我在香港看到有一条街，都是卖同样东西的，个个都讲价。有很多有竞争的市场，你去看看是不讲价的，比如餐馆，你压低他的价格他就给你差一点的菜吃。
整条街都卖差不多的东西，竞争激烈，而在讲价的情况下，价格会相差很大。为什么要讲价呢？
我记得1963年的时候向老师阿尔钦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开始是不相信的，他不相信的。后来他相信了，但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我说过，如果是一项有专利性的产品，它要讲价是很奇怪的。只有摆名是竞争性的产品（才会出现讲价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你去吃东西不讲价，那个容易明白，你讲了价他给些垃圾你吃怎么办？但为什么会有讲价情况？
终于我解释到了，我看到一个现象。一条街上，如果大家都卖差不多东西的，那就会讲价。一件东西我开价10块钱，可能3块钱就卖出去了。我这个东西的成本是两块钱回来的，加上租金和人工，如果不讲价的话，我只做这个生意平均要5块钱才能回本。
那我为什么不开价5块，不二价呢？因为隔壁那家卖4块，或者卖3块钱。那么我开价10块钱，有些卖7块，有些卖5块，平均我会有5块收入。为什么我不只卖5块钱呢？因为如果其他人卖低于5块的话，第一个关门的就是我。
那我为什么不卖4块？卖4块还是有人可能卖得更便宜。总有一个数，比如说3块5，这个数字定了以后，如果人人都照这个价钱（卖），会有很多商店会因此而关门。而不关门的人生意会比以前好，也就是说市场上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商店，这是第一个结论。
这种有竞争性的讨价还价行为，是因为商店开得太多了，这是肯定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有讨价还价的行为，才出现太多商店；还是因为商店本来太多，所以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顾客是根据价钱来衡量商品的质量，如果你开价够高，他会认为商品的质量好一些，你开价太低他反而不喜欢。所以你开价太高或太低都会吓走顾客，你开得太低他会认为是假货，这是市场里的普遍现象。
在一般开店的人来说，首先要吸引了顾客的兴趣，他才会跟你讲价，如果你开个价，他可能掉头就走，你开另一个价，他可能就不走了。所以你开这个价是要很精明的，我听那些商店老板说，比如说手表店，那些售货员都很有经验，他看一个人进来，就知道大概什么价位能吸引他。
通常是在某一个价位上顾客会有信心，再高他就可能买不起了；但如果太低，他又会怀疑是假的。有一个人进来，他就要试试看，每个人的信息不同，这样形成之后，同样商品的市场，它的商店数量会更多。
不是因为商店太多而出现讨价还价，而是因为讨价还价而出现更多的商店。这种情况下，商店商品的平均售价是会高过不二价的商店，因此不二价的商店数量会减少。
你到香港去买首饰或手表，常常会看到商品上挂着一个小牌子，牌子上写着两句唐诗，五言唐诗，比如“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这几个字的字头是代表数字的，比如说床是1，前是2，明是3，月是4，光是5。1到10都在里边了，你问售货员时，他一看这个牌子，心里就知道，这个数字就是老板指定的最低售价。他看着这个底价，比如说350块，跟顾客讨价还价。
所以你到一些高档零售商去买手表或者首饰，会发现每个售货员都去看那些文字。如果过一段客人猜到诗里的数字，那他就换另外一首诗。
让我稍微跳一下，讲另外一篇著名的文章,再回来讲这个事情。这篇著名的文章是Lester Telser写的，是在1959还是1960年，也是错的。是篇好文章，好文章错不要紧，关键是过不过瘾,有没有趣味性。
Lester的文章是错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生产商要划一个统一的价钱，不让零售商卖低于这个价钱，在市场上有这种事情发生的。Telser的解释，文章的题目就是“Why do[Should] Manufacturers Want Fair Trade?”，Fair Trade是公平交易，是美国自己一个管制价格的名词，就是规定一些商品价格不能变。
为什么制造商或批发商要管这些呢？他的答案是“示范”。怎么示范呢？比如说吸尘器，我新出的吸尘器是名牌，我给零售商卖，但不准你减价。我批发给你1000元，一定要你卖2000，不能减价。你说我要赚少点都不行。
他的解释就是说，厂家是要你推销吸尘器，你要花很多时间解释我的吸尘器为什么好，我要你慢慢详细解释，你才能赚到这个钱，如果你降价卖掉，就没有心情解释我的产品好在什么地方了。
他的文章不是没有道理。高人写文章就是这样。有了这个思想之后，可以推到不同领域。你们要仔细看。
这是Telser生平最好的文章，但我认为是错的。大概在70年代，香港的名牌手表是定死价格不许卖少的。现在还是这样，但管得不是那么严了。
而在香港的例子里，不是Telser说的那样，批发商或者生产商坚持要卖什么价。而是零售商向批发商说，是他们要求批发商监管，不要让大家互相降价。监管人虽然是批发商，但需求的客户不一定是批发商本人，以香港卖表的例子，在香港要求批发商这么做的，就是零售商。
现在劳力士手表可以降一点价，降得不多，九折左右。但是很多手表开价几万，几千块就可以买到。这种例子很多的。但劳力士就没有这么大的空间。而在70年代，不准零售商减价的行为是很普及的。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转]张五常搜狐博客中西安交大听课记（之二）【评论】中的问题：

张教授说：“我买餐具花了100万，现在要卖出去，可能拿回20万，那这20万算是我的成本。但是这20万跟100万之间的80万，我该怎么考虑？”

回答一：张教授的80万是租值。

回答二：张教授例子中的80万是上头成本。

回答三：这个例子中的上头成本应该是卖出餐具后能拿回来的20万吧？

这个问题涉及张五常教授对上头成本的定义和人们对定义的不同理解。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当以克拉(Carat)为量画钻石的需求曲线时，要假定其他三种品质[净度(Clarity)、色泽(Colour)和切工(Cut)]不变。其余三条需求曲线类推。

自在江鸥,多谢了
“你买一粒钻石是有四条需求曲线的，你是四种的合并。”

我理解一粒钻石有四簇需求曲线，不是四条。每一簇里又含有多条曲线。假设P=f(X，Y，Z，N)，自变量代表“4C”标准，X表示卡拉，那末Ｙ，Ｚ，Ｎ标准的不同设定，就有一条不同的Ｐ＝ｆ（Ｘ）曲线。

我的意思每个Ｃ都有多条曲线，在这四簇曲线组中，用画曲线的方法确定一粒钻石的价格几乎难以想象。不知道张教授是怎么用计算器算价的。

本人正在看经济解释，帮助甚大，据说共10讲，希望帮帮忙不全，呵呵，谢谢

   

    回复xyd678的钻石问题：

    钻石有“4C”标准：克拉(重量)、切工、色泽、净度。“4C”是衡量一颗钻石价值的硬指标。每种C有1条需求曲线，4C有4条需求曲线。

    附：张教授的原话：“你买一粒钻石是有四条需求曲线的，你是四种的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