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改输不起 作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博士后 朱利安•勒格朗 , 扎克•库珀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全世界的公司每一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数据,以此改变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沃尔玛(Walmart)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让自己的商品库存更加高效。谷歌(Google)凭借对我们以往的搜索进行统计学分析,令今后的搜索更加精准。
海量数据的涌现使人们分化成两大阵营,伊恩•艾瑞斯(Ian Ayres)在他所著的《超级数字天才》(Super Crunchers)一书中将他们称为“经验主义者”和“直觉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依靠统计学分析作出决定,直觉主义者则是凭直觉。这场争论在体育界广为人知:在挑选运动员的问题上,统计学家正渐渐取代传统的星探,成为主要的意见提供者。
类似的经验主义者与直觉主义者之争也正在英国上演。但这场争论不是关于如何发现足球新星,而是关于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HS)体系内部今后的竞争,它对国民未来的健康状况有着深刻的意义。(美国自身的医疗保健之争是另一个恰当的例子。)随着ZF医疗改革引发的反对声音愈加高涨,经验主义者可能受到排挤,有关竞争具有改善国民健康服务潜力的迹象也可能被忽视,这并非危言耸听。
2006年,ZF规定,患者可以自行选择就医地点,从而将竞争元素引入了国民健康服务。尽管遭到了各医疗工会的反对,这些改革举措依然被证明取得了成功。本世纪头十年中期,研究人员对英国国内的大量患者资料进行了四组不同的研究,以检验在国民健康服务中引入竞争所取得的效果。研究结果清晰且一致:当公立医院面临来自其他公立医院的更大竞争时,它们的表现会更好,管理水平也更加出色。的确,对竞争的检测结果并不是无足轻重。同行评测结果表明,在国民健康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这不是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涉及证据在公共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即便是那些赞成为医疗服务引入更多竞争的人,也需要提出相关依据来指导行动的开展。我们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有些领域在引入某种特殊的竞争后,并没有产生料想的结果。问题不在于竞争能否带来好的效果,而在于我们如何才能利用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来改善国民健康服务。
说说安德鲁•兰斯里(Andrew Lansley)。大约两年前,这位英国卫生大臣提出了一项被有些人视为毫无必要的立法提案,当时正值公众对于国民保健服务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同时该体系也承受着财政压力。该议案中有许多条提议涉及加强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这些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问题上没完没了的争论过多地关注了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利益,而忽略了患者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议案引发的喧闹助长了直觉主义者的气势。改革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与挫折为批评人士提供了口实,他们毫无依据地指出,竞争将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并无中生有地认为将出现私有化风险。这些没有结果的争论无助于改善国民保健服务。
如今的情况是,即便兰斯里的提案获得通过,它也可能遭到删减。讽刺的是,如果该提议遭遇“瘦身”,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似乎是:医院之间的竞争——兰斯里提议的内容之一,它不仅拥有充分的依据,也是提议中最有可能提高医疗水平的部分——同时也是最有可能遭到剪切的部分。
这将成为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仅会侵蚀国民保健服务在过去十年间取得的成果,还将使该体系在经验主义者与直觉主义者的争论中站在错误的一边。国民保健服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和人口方面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是一场它几乎输不起的辩论。
本文作者之一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前医疗政策高级顾问,另一位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的博士后研究员。
译者/薛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