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悍马收购案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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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宣布，已与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就出售悍马事宜达成备忘录。来自中国四川的一家民营企业有可能成为第一家购买美国整车品牌的中国企业。作为研究工业经济的笔者，虽然对名不见经传的腾中并不了解，但对悍马却是耳熟能详的。随着信息的渐次披露，有更多不利于收购的因素被揭示出来，也有更多学者和专家对这一收购案给予否定性的评价。悍马收购案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思考。    悍马收购案：一个不成功的商业故事
    腾中收购悍马，是一个在商业和政策上都不成功的收购故事。从商业上看，悍马收购案存在着以下诸多方面的不足。首先，日渐萎缩的市场不支持商业收购。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耗油型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出现一定萎缩。一方面，相对于小排量的经济型轿车来说，悍马是豪华型汽车的代表。由于汽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代步工具而出现的，在同等条件下，小排量的汽车以相对低的折旧与损耗成本、相对低的维护成本和相对低的运营成本，满足与悍马同等程度的代步要求，但不必像悍马一样支付高额的运营和维护成本。因而，对于理性的消费者来说，选择其他车辆而不选择悍马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悍马作为豪华型车来说，无疑带有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的成分，主要消费对象是高收入阶层。但是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豪华型车辆来说，悍马的不足表现在大排量的高能耗上。比之于宝马、奥迪、奔驰等豪华型车，悍马的运行成本偏高。除了支付更多的燃油费用之外，还会因体型较大、体重较大滋生诸多停车、上路的额外成本。尤其是，在全社会普遍重视节能的情况下，车主使用悍马会损及个人或者企业的公众形象，这不能不对潜在的购买者产生影响。
    第二，军工产品引进受限。在悍马收购案暴露于公众面前后，通用公司明确指出，军用悍马不在收购之列。这显示，在收购过程之前，军用悍马已经被从悍马系列中剥离了出去。在伊拉克战场上，美军使用的军用悍马以其优越的性能赢得了全球军事观察家与爱好者的青睐。中资企业收购悍马，应该不排除有转型生产特种军用车辆的考虑。但是在美方进行信息披露后，生产军用悍马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商业利益无疑受到很大限制。
    第三，收购后技术创新的可行性。悍马收购案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地方，在于中资企业收购后开发出低能耗、低污染的产品，但这种说法很难得到认同。腾中公司是一个成立时间不长的机械类制造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集中于搅拌机等工程机械类产品，与悍马所在的汽车行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隔行如隔山。腾中对于悍马的收购本身就不符合常规，要在收购后利用、整合其技术资源的难度更大，收购悍马后开发出新技术产品更是不可想象。如果能够开发出低能耗、低污染的高效率汽车，通用自己不去开发以商业化，而要让腾中收购后再进行商业化开发，通用的商业理性又在哪里？通用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招数，就不致于沦落到破产的地步。
    第四，收购中的人员安置问题。在悍马收购案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就业。在双方的意向中，腾中所需要承担的一项责任是，安置3000名通用员工。这一附加的条件不能不说很苛刻。多年来，美系汽车与日系汽车争夺市场的结果，是美系汽车的竞争力下降而日系汽车的竞争力上升。美国汽车行业竞争力下降，恰恰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美国的企业没有应市场对小排量经济型汽车的需求进行技术开发，死抱着大排量汽车不放，导致市场上的消费者抛弃了汽车生产商；二是美国的汽车行业不断提高的工资与各类社会福利，抬高了生产成本。根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平均每年每个通用员工的工资加福利多达7万多美元，而丰田平均每个员工的工资加福利则只有不到5万美元。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在悍马车上表露无遗。美国又是一个工会势力相当强大的国家，按照上述员工数量的估算，不管悍马的销售如何，收购方每年都需要支付庞大的工资福利成本。
    综上所述，收购悍马案不符合企业的市场理性，不是一个好的商业idea。
    政府政策不支持悍马收购案
    腾中收购悍马，肯定不会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尽管中央政府支持中资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时适时走出去，参与国际资源、技术、资产的并购。但是就悍马收购这一个案例来说，政策支持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从国家促进汽车调整振兴的政策来看，政府政策的主轴是鼓励发展小排量型汽车。我国是一个石油资源短缺的国家，对国际市场的石油依存度不断提高。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支持开发和消费小排量汽车，与国家的资源禀赋与政策方向相一致。悍马的生产与消费，建立在高耗能、高消费、高排放的基础之上，消耗油料多、排放废气多、对路面损害大，与国家政策的支持走向背道而驰，很难想象国家政策会支持这一收购。
    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大排量型汽车有损国家形象。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这一收购案时指出：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东西比悍马更能代表没心没肺的消费主义。悍马体形庞大，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致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迷的高能耗方式。也就是说，以往，悍马是作为美国过度消费的典型象征出现的，也是被国际社会批判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如果这一收购完成，未来的生产基地和消费重点转移到中国，将使中国替代美国成为被国际社会批判的对象。企业能否从中获利暂且不论，但是国家的国际形象一定会受损。尤其是，目前我国与国际社会正在就全球减排责任与目标进行谈判，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高耗能项目被中国的企业收购，未来的生产基地还会被转移到中国，中国无疑会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使我国在废气减排等一系列国际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对国家利益会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悍马收购案没有烟消云散，还不断有新的消息传出，但是社会大众与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各界普遍认为，这一收购案不会获得成功，还有人把这一收购案视为中美企业的炒作。如果从收购案本身看，我们很难给予其正面的评价；但就炒作意义上讲，这一事件极大地提升了腾中的知名度，使其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企业变成全球关注的企业，达到了花费巨资广告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但是，这种商业化的炒作对于广大的国内企业来说缺乏示范意义。对于力图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收购和并购的企业来说，悍马收购案的正面意义并不大。
    中资企业跨国并购九要点
    一是要有十分清晰的收购策略。中国企业到国际市场上收购国外资产，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服务”的原则，绝对不能被外国公司牵着鼻子走。就腾中收购悍马的这一案例来看，收购的思路就不清晰，究竟是中资企业实现企业商业化的需要延伸企业的产品经营领域、通过收购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准备收购后转手出售，抑或是准备向美国的不良资产注资，帮助3000名员工实现再就业。策略模糊容易导致收购失败。另一个例子是联想收购IBM的电脑业务。联想公司以6.5亿美元现金、6亿美元普通股的代价收购IBM的电脑业务，其中的策略就不清晰。结果是，联想非但没有掌握其核心技术，而且美国国会还专门立法，禁止政府采购联想电脑。联想因而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如果并购意图不清，该回避的风险没有回避，该遭遇到的问题考虑不周，就可能作出不符合常规的错误选择，给企业带来较大的风险和损失。
    二是敏锐观察和分析市场的总体走势。逢低介入，逢高出货，这是在股市上通用的规则，并购的真谛也在于此。大势判断正确，可以获取收益；大势判断错误，将遭受惨重损失。中投公司入股黑石和摩根斯坦利、国家开发银行人股巴克莱银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入股富通集团，都先后遭受惨痛败绩。与此相反，李嘉诚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许多并购却屡有斩获。最大的差异，就是李嘉诚的公司对大势判断和行业判断准确，能够较好地把握市场机会。因而，如果中资企业增强对市场走势的判断能力，回避走下坡路的企业资产，甚至回避一些明星企业，尽可能选择“黑马”性的成长型企业或其资产介入，可获取巨大的并购收益。
    三是尽可能从自己熟悉的领域介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的扩大，各类新产业不断出现，各行各业的市场竞争状况、产业所处的位置、未来的发展空间都有很大的不同，行业之间的技术、产品、市场产销状况各不相同，需要企业在并购中注意行业差别。企业在国际市场并购时，应尽可能从本行业或者接近的行业进入，使并购的资产能够与企业自有资产形成互补性。这样，在统一管理、调整产品结构上可以游刃有余。相反，如果企业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介入，对所并购领域的市场缺乏了解，就很难把握其规律性，放大了并购风险。
    四是并购资产尽可能与国内需求相一致。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企业的并购行为就不容易走偏，可以以不断扩大的国内需求为后盾。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长期发展过程中最短缺的资产是技术与资源。如果企业在国外的并购方向能够选择资源类资产或者技术类资产进入，便有可能减少并购风险，增加企业效益，实现企业扩张与国家发展的双赢。
    五是熟悉国际市场的并购和收购运作方式。在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许多国家各类企业的资产出现明显缩水，各国的财力也明显下降，大批企业运营中遭遇到资本和市场的双重压力。这一背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是，企业必须了解国际市场上的并购模式、并购规则和并购规律，更好地掌握并购的运作方式，以便选择成本较低并且较为安全的并购模式，提高并购成功率。
    六是尽可能通过有信誉的中介，多方了解目标资产的经营现状。并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目标资源，因而了解并购目标资产的经营状况、整合潜力、整合风险十分必要。应该尽可能通过有资质、有信誉的中介，加强对目标资产经营状况、企业的盈利与债务负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的管理文化与管理模式等方面的了解，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发掘被并购资产的利用潜力，减少整合风险，提高整合效率。
    七是充分了解目标资产所在国家的并购法律与政策。跨国并购谈判过程不仅涉及到不同国家的企业，也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政策与法律。如果并购不符合相关国家的政策与法律，即使两个企业本身达成并购协议，并购合约仍然可能被政府管制机构否决。在并购之前，加强对目标资产所在国家政策、法律的了解，坚持合法、合规并购，不仅要研究并购的商业性，而且要研究并购的可审批性。
    八是签订好并购合同。细节决定成败，跨国并购是一项复杂的经济行为，掺杂着双方文化、语言上的诸多差异，给合同订立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了解目标资产所在国家合同订立的习惯，规范并购的合同内容，细致规定双方的责任与义务，避免合同订立双方对合同条款的不同解读，以尽可能减少合同风险，提高合同的履约率。
    九是加强并购信息的管理工作。跨国并购虽是企业行为，但由具体的个人参与操作，个人行为与企业行为的一致性十分重要。应防范内外勾结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企业利益之上，出现向外方透露合同底价、明知时机不恰当还以高价参股外资企业，以高价买进外方股份低价出让等等行为，导致企业资产和利益的巨大损失。这就需要培养企业高层人员的忠诚度，加强对企业高管与重点岗位员工的法律教育，依法惩处违规个人。要严格企业并购信息的管理，防范内部人为了蝇头小利，出卖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切实维护企业的权益。政府应加强跨国并购的政策服务
    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蓝普顿曾经说过：“当中国进入世界市场时，它的竞争优势将迫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去思考它们自己国家的基本体制。这就要求变化，而变化是痛苦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资企业并购国外资产的现象会越来越多，这不仅需要外国政府与企业适应这一变化，也要求我们自己的政府适应这一变化，加强对跨国并购的规范化管理和合理化引导。中央政府应该积极研究跨国并购的趋势，借鉴发达国家跨国并购的相关政策与法规，出台规范和支持跨国并购的政策与法规，对假并购、真逃资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并规范政企关系，按照国际惯例开展并购工作。要加强对企业并购行为的规范化管理和指导性服务，加紧对企业高管的并购教育培训，提示企业防范并购风险，从金融、人才等政策角度支持企业有益的跨国并购，使跨国并购能够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作者：周民良 来源：《西部论丛》2009年第8期

责任编辑：俞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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