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开放 (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基因,一直可以追溯到60年前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从著名的香山双清别墅谈话,到《共同纲领》的颁布,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一系列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部署。他们的战略眼光、开放性、变革精神,直接影响并带动了立国初期整个经济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表现在所有制关系上,便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决不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从而使国民经济活力大增。这样的“体制记忆”必然会以其不可颠覆的力量,历经20多年艰难岁月的磨砺,依然作用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并在实践中续写“春天的故事”。
30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其最直观的表现,或者最突出的成效,可以说正在于终结了国有体制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而回归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真实,并再度证实了经济学基本原理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今天,中国企业正按照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客观规律,越来越多地实践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广泛融合,创造出更多的真正的“中国特色”——这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未来命运!
舟过山西已夕曛:单一国有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称国有经济为“国营经济”,称国有企业为“国营企业”,其主要来源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没收或接管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资本(约100多亿元),直接转化为大批国营企业;二是外资在华企业的转让、管制与征用,包括前苏联管理企业的移交等,也直接转化为国营企业;三是延安十三年局部执政期间在解放区、根据地创办的一批公营工商企业,更成为正牌的国营企业。
据有关资料,从1949年到1952年,国营企业发展得非常迅速。由于战争年代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更由于当时指导经济建设的思想路线正确,是力图搞多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的,因此,国营企业一时发展迅猛一些,并没有影响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成长与发展,相反,在营造和平建设氛围、调动广大工商业主经营积极性、对新生的共和国激发更多拥护的热情和预期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多得的促进和带动作用。问题在于,此后不久,也就是从1953年开始,当整个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国营企业便开始逐渐误入独步天下的歧途。
从1953年直至1956年,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都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从而使公有制经济一举从1952年的21.3%上升到占92.9%。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竟明确提出“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几乎实现了国有体制“全覆盖”。
在公有制经济以单一国有制的极端形态构成了相当程度的 “体制崇拜”后,就不可能不物极必反地背离企业原有的经济属性,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僵硬载体或政治化的符号与标签。政企不分,机制僵化,使国营企业无法作为真正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企业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职工由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由国家统一配置,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利润上交由国家统一支配,企业需要资金向国家要,既无内在的经济动力,又无外在的竞争压力,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1978年,工业部门亏损为40亿元,其中国营小企业造成的亏损达22亿元,占一半以上。
改革开放前,中国大兴国营企业,使所有制结构基本无“结构”可言,沦为单一国有制,束缚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结其教训,主要是:一、惯性使然,即深受革命战争时期大大小小解放区、根据地通行“供给制”的习惯性影响,包括当时搞集中管理经济工作的经验积累,因而对兴办国营企业相对要熟悉一些。而且,革命时期的精神倾向,在和平建设时期也易于线性地或者惯性地蔓延出“左”的做法,比如搞私营不如搞国营放心,搞非公经济不如搞公有制经济放心;二、环境使然,即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构成对新生政权的严重威胁,执政党在急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中需要直接控制和调动资源,因此没有比大举兴办国营企业来得更快、更可以组织化。这显然与共和国缔造者们关于多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的建国构想与初衷相去甚远,但迫于压力又只能如此。虽然在抵御外来威胁,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广大国营企业承担着异常艰难的重要任务,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体制成本毕竟太大,以致单一国有制最终临界活力释放的尽头;三、联盟使然,即对前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 “一面倒”追随。中国对前苏联模式的顶礼膜拜,主要出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共性。既然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又要实行一套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在当时唯一可以效法的就是作为 “老大哥”的前苏联。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