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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与汇率改革

宏观经济与汇率改革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 第六届年会系列简报之一

自1998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年度研讨会。除了2003年由于SARS影响停办一次,至今已总共举办六届。历次年会,NBER都组成以主席Martin Feldstein教授为首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CCER研究人员以及应邀参会的其他中国学者和官员,针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及世界经济的热点和深层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以“中国与世界经济”为题,CCER与NBER第六届年会于2004年7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召开。与会经济学家和高级官员围绕宏观经济、银行和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环境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等问题展开交流讨论。我们分5期简报报道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本期报道有关宏观经济和汇率改革的报告内容。

林毅夫教授: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和宏观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的两大热点问题: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真实,二是中国经济是否过热。他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两年前人们之所以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是因为1998年以后出现了通货紧缩、高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下降并存现象。常识认为,当通货紧缩出现时,经济是停滞的。然而1998年出现通货紧缩以来,中国在1998-2002年5年间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一个相当高水平上,同时,能源消费却减少了。中国的通货紧缩有些独特。以日本与美国为例,1991年后的日本、2001年后的美国所经历的通货紧缩都是在泡沫破裂之后发生的:由于财富缩水的效应,导致消费与投资需求减少。在消费和投资都不振时,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就会同时出现。

在中国,通货紧缩并不主要因为泡沫破裂,而是由于投资热潮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投资热潮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1992-1996年,中国投资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5%。在此期间,投资不仅来自国内而且来自国外。数据显示,1992年以前,中国的FDI占国内投资的比例未超过5%,1992年后,FDI增长很快,其占总投资的比例最高时达到20%,中国的生产能力大约增长了200%。这使中国由短缺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几乎所有行业都过剩的经济。由于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出现了。在中国通货紧缩是投资热潮的结果,并没有明显的财富效应。1998年以来,消费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和通货紧缩发生以前相似,但私人投资明显地下降了。为此,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1998-2002年间政府发行了约8000亿元的国债,因此投资在这五年中以平均11%的速度增长,消费以6%-7%的速度增长,所以8%的GDP增长率是可信的。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特有的结构变化造成了能源消费减少,技术十分落后能源消耗很大的乡镇企业被新的更节约能源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所以可以看到通货紧缩、能源消费减少和高增长并存的现象。如果没有注意到这种结构变化,就会认为存在着不一致。

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是当前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争执不下的问题。2003年的GDP增长率是9.1%,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1.2%,零售物价指数的变化是-0.1%;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是9.8%,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2.8%,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了1.4%。在高增长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基本不变。而且在此期间厂商盈利能力大为增加,政府收入增长也很快。对此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中国将走出通货紧缩,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另一派则对当前形势非常担忧,原因是去年的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推动的,去年投资增长率为26.7%,这是自1978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本年第一季度投资的增长率为43%,远远大于去年。投资不仅增长迅速而且集中在三个行业:房地产、汽车和建筑材料。建筑材料等原材料的价格增幅较大,钢铁价格提高了20%,水泥价格提高了50%。但其它许多商品仍处于通货紧缩中。零售价格指数所包括的17类商品中,只有4类商品的价格是上升的。由此可以判断某些行业过热了,但其它行业不是。建筑材料的投资是由住宅、汽车行业的投资热潮引起的,而住宅和汽车行业的投资又是由需求推动的。此外,信贷的扩张也是投资迅速增长的原因,因为私人投资大部分通过银行贷款融资。而信贷政策变化又使去年消费需求增长迅速。1998年通货紧缩后,为了刺激需求,中国开始试行消费信贷。两三年前,这项政策被采用,2003年正式实行,这促进了汽车和住宅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由于银行对绩效的评价标准从不良贷款的绝对量变为不良贷款率,使得去年银行愿意为投资提供大量贷款。这两个因素同时作用使汽车和住宅行业的私人投资增长非常迅速,但有可能形成过剩的供给能力。在其它消费品已经过剩时,如果在汽车和住宅再形成新的过剩供给。那么未来的通货紧缩将会比1998年以来的更为严重。如果是这样,已经下降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再次迅速地上升。

尽管对宏观情况有广泛的争议,在看到第一季度投资增长率为43%后,政府决定采取行动遏制投资的过快增长。此时对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又出现了新的争论。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派认为,应当使用市场手段来处理;另一派认为,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通过提高利率不足以遏制投资的过快增长。我主要持第二种观点。第一个理由是,提高利率并不能降低投资。主要原因是尽管投资是私人部门做出的,但大多数来源于银行;他们的预期利润率很高,故提高利率无法抑制投资。而且这里存在逆向选择,真正好的项目会受到挫伤,而不好的项目又得不到遏制。第二,提高利率会挫伤消费。尽管利率对投资影响有限,但它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是全面的。政府通过债券融资时,因其利率较高,我们看到人们把钱从银行取出,彻夜排队等候购买国库券。这表明家庭对利率相当敏感。

所以,更适当措施应是通过银行来监督投资。银行负有监督项目的责任,项目的好坏取决于其未来的市场潜力,但银行也要注意借款人对项目有足够的承诺,一个主要的特征是自有资金的比例。我们确实执行过此类政策,在钢铁行业自有资金比例的最低要求是25%,水泥行业是20%,住宅行业是20%,否则他们无法从银行借到钱。但去年这个标准不再执行,从而为一些有风险的项目提供了融资。现在政府已经提高了自有资金比例的标准,钢铁行业提高到40%,水泥行业提高到35%,住宅行业提高到35%,同时要求银行监督项目。这些措施的效果很明显,五月份的投资的同比增长率下降到18.3%,同第一季度的43%相比下降了很多;考虑到去年“非典“影响,去年中国五月份投资额较低,因此今年五月份投资下降效果就更为明显。虽然从投资增长率来看下降是剧烈的,是一次硬着陆,但就经济增长率而言是一次软着陆。我预期今年消费将增长8%,投资将增长15-20%,GDP将增长9%。明年GDP仍将增长8%。

Michael Bordo教授:通货紧缩影响的历史透视

美国Rutgers University大学Michael Bordo教授通过回顾分析历史案例和数据,对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通货紧缩的经济影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解释。下面是其发言的主要内容。

一谈到通货紧缩,人们往往把它与经济萧条联系起来,从而对它产生恐惧。但是从历史上看,上述两方面情况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确实发生了大萧条——即价格与产出同时剧烈下跌的危机局面,然而更多情形是,通货紧缩是由生产能力膨胀推动的,因而仅仅伴随着轻微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对最优通货膨胀率也莫衷一是。比如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论支持温和的通货紧缩,他认为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应等于名义利率的相反数,因而小于零。Akerlof等人则认为由于存在名义工资刚性,最优通货膨胀率应大于零。在二战前,价格下降是比较常见的情形。此后价格下降发生频率越来越低,现在则似乎有变多的趋向。

30个国家200年的数据统计表明,通货紧缩发生频率,在1801年-1879年间是41%,1880年-1913年是37%,1914年-1949年是32%,1950年-1969年是11%,1970年-1989年是1%,1990年-2000年是4%。1914年以前的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货紧缩往往伴以经济衰退。似乎可以根据与产出的关系把通货紧缩分为好的通货紧缩和坏的通货紧缩。好的通货紧缩如1873年-1896年,1921年-1929年,温和的通货紧缩与产出的迅速增长并存。坏的通货紧缩如1837年-1843年,1919年-1921年,1937年-1938年和1948年-1949年,通货紧缩与衰退同时发生。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最为严重的坏的通货紧缩,在许多国家都发生了价格和产出的剧烈下降。

伴随总供给增长超过总需求增长的通货紧缩,通常是好的通货紧缩;相反,伴随总需求增长超过总供给增长的通货紧缩,通常是坏的通货紧缩。还有第三种可能:通货紧缩是中性的,对产出没有什么影响。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表明,两个因素对区分通货紧缩好坏类型至为关键:货币存量与产出比率和是否发生银行危机。发生银行危机会大大增加坏通货紧缩发生的概率。计量结果表明,银行危机会使好的通货紧缩发生的概率由93%下降到38%,而使坏的通货紧缩发生的概率由7%上升为62%。

历史经验表明,适当的货币政策框架应针对通货膨胀环境即通货膨胀区来设计选择。中央银行应根据通货膨胀的程度来确定所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当高通货膨胀发生时,应通过货币总量控制,恢复财政收支平衡并重建可信的承诺机制来克服。处在中等通货膨胀时,由于不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短期利率目标和较高的利率水平是合适政策工具。在通货紧缩很严重时,大萧条的教训要求猛烈扩张货币总量,并通过财政手段处理银行危机。

总之,通货紧缩并不必然是坏的,历史上的通货紧缩较多情况下属于好通货紧缩类型或无不良影响。中国目前经历的通货紧缩在一战前世界经济中比较常见。现在的通胀环境与20世纪60-90年代不同,而与更遥远的年代情形相类似。

郭树清局长:中国汇率制度改革问题

中国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演变,是世人关注的重要课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外汇管理局郭树清局长做了题为“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和经济”的报告,下面是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3年是汇率双轨制阶段;1994-1997年属于浮动汇率制阶段;此后汇率基本稳定。纵观中国汇率制度演变历史,可以发现以下基本事实特征。第一,尽管外部冲击会带来麻烦,中国的汇率制度伴随着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第二,过去10年中人民币名义汇率在升值,尽管升值幅度很小,但确实在持续升值。第三,与贸易伙伴相比,并且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人民币汇率升值更为明显。第四,1997以来,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对亚洲地区负有承诺,我们改变了政策,使汇率浮动非常区间收窄。第五,中国从未操纵汇率,从未通过操纵汇率水平变动来获得额外经济利益。

一个广为流转但稍显简单化的看法,是贸易和汇率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关系。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国维持现行汇率制度的人都以此为其立论基础。但这种关系实际并不那么密切。上世纪60-70年代,德、日都有巨额贸易顺差。但在上世纪的90年代,即便她们货币升值了,她们仍有巨额贸易顺差。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关系会更弱。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出口的是附加值很低的产品,不仅进口原料、还大量进口半成品和资本品。中国是先进口,再出口。如果汇率发生变化,会同时影响出口和进口。第二,中国的劳动力非常便宜。在制造业,中国现行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3%。即便人民币汇率升值100%,也仅为美国的6%,仍然很有竞争力。如果是升值10%,就几乎毫无影响。第三,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离岸价格约为在海外零售价的25%。如果升值100%,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会上升25%;如果升值10%,就上升2.5%,也没有明显影响。在改革之初,汇率和贸易余额有密切联系,但后来特别是1996年之后,尽管实际汇率升值了,贸易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然增长很快。所以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贸易余额主要取决于国内的储蓄和投资。我要提到的下一个事实是,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差了,在长期内恶化了。似乎汇率与贸易条件有密切关系,但也缺乏解释力。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有13亿人口,无论她出口什么价格都会降低,进口的价格会上升,使贸易条件恶化。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进口更多,中国人是否会失去更多工作机会。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行业广泛。如果进口更多,会有更多项目,更多投资,更多产出,对国内就业不会有很大影响。另外汇率也与其它国家的就业无密切关系。但是汇率和产业结构可能有较密切的联系。中国在出口产品低价值,能耗高,往往是带来严重污染的产品。比如焦炭,中国是最大的焦炭生产国。汇率制度与出口产品的结构有关,也影响国内的产业结构。而目前的汇率制度安排对沿海有利,对外向产业有利、对外国投资有利。这是应当认真考虑的。

基本结论包括:第一,应适当评价汇率的作用和重要性。汇率是重要的,但没有那么重要。第二,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是市场导向的,这一点肯定不会改变。第三,汇率制度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能简单地视为人民币的币值重估。第四,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稳定不表示没有浮动,我们希望一定的浮动,但要控制易变性,控制危机。在这个领域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

(依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卢锋、赵洪春、张晓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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