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发展经济学之父” 工业化不能损害农民利益
农业和农民为工业化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牺牲
记者：您1913年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就随家人放牛、砍柴、插秧、割谷。是不是正由于小时候亲身感受过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农业劳动的艰辛，才使您最终走上了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道路？
张培刚：一个人的重大观点，包括经济观在内，来源并且形成于他的生活实践和读书求知。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的老家在红安县八里湾成家田农村，少年时一方面在乡下读私塾和小学；另一方面又从事各种农活。农民生活的贫困、农业劳动的艰辛，从小在我思想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使我早就立志要为改善农民生活、改进农业耕作而努力。与此同时，连年军阀混战，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日盛，民族灾难深重。于是我下决心要勤奋读书，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振兴中华。
真正的理性认识是在大学形成的。当时我很喜欢外国经济史尤其是欧洲经济史。留英的任凯南教授讲授的英国工业革命对我触动很深。18世纪，英国采取剥夺农民土地，令农民流离失所的办法搞工业化，十分残酷，我觉得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搞工业化，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民为代价，而要改善农民、农业的状况。
记者：早在1945年10月，您就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农业自身的发展是工业化的重要内容”这一观点。现在回过头看，您怎样评价我国过去几十年农业的发展实践？
张培刚：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农业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从1953年开始，中国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起以重工业为骨干的现代工业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农业和农民为工业化的成就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农业本身虽有改进，却进步不大；农民生活水平虽有提高，却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放弃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在改革中真正得到了实惠，农业生产连续数年空前增长。1985年起，随着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取消和农村多种经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从1989年到1991年，我国针对国民经济中的过热现象实行了必要的治理整顿，使农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生产形势严峻，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三农”问题再次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农业的脆弱和严重滞后以及农民收入和购买力的低下，也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和非农产业问题
记者：有人说，不懂得农民和农业，就不懂得中国。您如何评价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
张培刚：从世界范围看，只要人类仍以动植物为主要食物，农业提供食物的功能就不会丧失，因而就世界而言，绝不能没有农业；从一国范围来看，一国的工业化必须使工业发展与国内或国外农业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产值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有较高的比重，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大国而言，农业及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记者：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由多重矛盾交叉重叠而成，比如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的问题。您认为，“三农”问题的症结何在？要解决这一系列矛盾，应该从何处入手？
张培刚：“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和非农产业问题。
由于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执行了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基数庞大，其中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有四个高峰期，共转移出农村人口1亿多；但也出现了四次城市人口向农村逆转的现象，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劳动力6000多万。这就是说，我国城市工业化只吸收农村人口4000多万，而与此同时，我国工业中有近2000万—3000万冗员，几乎可以抵消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这说明，40多年来我国城市工业几乎没有吸收或未能有效吸收任何农村劳动力。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都不可能单纯依托现有城市工业的发展。
今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和农村经济的高层次发展，主要还是应该依赖于农村乡镇企业的深入发展和由此而引起的农村初步城镇化。乡镇企业是农民自己办的企业，是农民为摆脱贫困而找到的出路，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和问题，调整乡镇企业的产业分布、产品方向和技术结构，使之继续向着有利于劳动力吸收和农产品深加工方向转化，向着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方向发展。
使劲的部位不对，使的劲越大，陷得越深
记者：中国地域差别非常大，一直以来，东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在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而对西部进行政策倾斜之后，中部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出现了所谓“中部塌陷”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您提出了“牛肚子理论”，呼吁国家将力量用在中部。您能进一步谈谈促进中部崛起的具体做法吗？
张培刚：“牛肚子理论”起源于我的亲身经历。1971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劳动改造”。有一次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陷入泥沼，我们赶忙牵牛鼻子，拉着牛头使劲往上拉，可是牛身却越陷越深。正束手无策时，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部位，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将这头大牯牛拉出泥潭。我在80年代提出要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特别强调研究大国发展问题时，想起了这段难忘的经历，便把中国的经济起飞与那头牯牛的脱离泥沼相联系，提出强调中部崛起的“牛肚子理论”。
从横断面来看，中国西部最为落后，中部较为先进，东部或东南部沿海地区最为先进。区域经济发展不能搞齐步走，但也不能差别过于悬殊，更不能让先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损害落后地区的利益或阻碍落后地区的起飞进程。如果中部不能相应地及时崛起，全国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协调发展是不可能的。使劲的部位不对，使的劲越大，陷得越深。
研究经济要懂得历史
记者：您曾经说过，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在很多方面是解释不通的，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您如何解释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
张培刚：治病首先要摸清病因、病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东西部的差异又如此悬殊，要找到中国经济近百余年没能发展起来的根源，必须将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考虑。
中国有3000多年的封建历史，100多年受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解放后还有近30年“左”的倾向的干扰，所以历史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人口与地理的因素不用多说。再谈谈政治因素。我觉得任何经济改革首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我们的国家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实行大家不一定喜欢的政策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计划经济，虽然毛病很多，但建国初期如果不搞计划经济，中国经济就很难建成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没有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基础，也很难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此外，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
记者：包括刚刚去世的董辅礽，您的学生中有许多人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您对中国经济学者有何意见或忠告？
张培刚：最近几十年，我国教育、学术界一直“重理工轻文史”，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很短视。我国经济要发展，整个社会的风气要改善，要扭转急功近利和浅薄浮躁的学风。美国之所以发达，关键在于重视人才和教育，一个国家要富强，关键是要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我的学生董辅礽就是一个卓越的代表。他一直埋头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出路，思想解放，不墨守成规。作为经济学者，不仅要重视基础理论，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动脑筋思考，要有耐心，甘于坐冷板凳。经济学要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经济学者要有历史观。
记者：当年您抛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毅然回到新中国，然而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您却因为体制原因远离学术研究。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和舒尔茨因其“二元经济结构”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等理论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国际上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早在十几年前，您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已经提出了上述理论，因此，您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失之交臂，您遗憾吗？您曾写过一副对联，其中的“不能太认真”，是否就是沧桑阅尽一言难尽的感悟？
张培刚：许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子不嫌母丑啊！对回国这半个世纪，我并不后悔。个人命运的沉浮是难以驾驭的，是社会历史规律导致的。
我的对联你没有念完，全文是：“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需有所作为。横批：看待人生！”如果要说这是我的人生感悟，那么关键还在于，“需有所作为”。
人物简介
张培刚，1913年出生于湖北红安，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194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
张培刚1945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对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张培刚教授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南昌市
